三星长公主贷款交千亿遗产税，马珺国内开征遗产税还不成熟

　　出品 | 搜狐智库
　　编辑 | 王珍
　　据韩联社报道，三星＂长公主＂李富真近日以所持三星电子股份作质押担保，贷款1000亿韩元（约合5亿元人民币），业界认为这笔贷款是用于缴纳遗产税。
　　什么是遗产税？遗产税一定是富豪的事情吗？对此，搜狐智库对话了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税收研究室主任马珺。马珺表示，遗产税是针对财产所有人去世后遗留下来的财产而征收的一个税种，现代遗产税的征收目的主要在于抑制财富过度集中和促进经济机会平等。
　　马珺介绍，作为一个古老的税种，遗产税最早可以追溯到4000多年以前，但只是在近代资本主义工业革命以后，遗产税才获得了真正的发展 。
　　那么，在国际社会是否已有合理合法规避遗产税的途径？马珺指出， 各国现行遗产税都设定了很多优惠措施，只要不同经济性质课税对象、不同经济行为、不同纳税人的税收待遇存在差异，就有合法避税的空间。潜在纳税人可以通过规划高额人寿保单、设立家族信托和慈善基金会等方式，改变遗产的所有权属性；或通过利用不同税收辖区的税负差异等方法规避纳税义务。此外，由于全球现行税制对资本所得比较友好，一国的高净值人士还通过联合运用不同税种下的优惠措施进行避税。
　　香港在2006年永久取消了遗产税，美国在2018年进一步提高了遗产税的起征点。为什么到目前为止，国内依然没有明确遗产税的开征时间表？马珺表示，遗产税的课税对象是纳税人生前积累并遗赠的财富价值。改革开放使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尤其是近些年来高收入高净值人数不断扩张，居民收入和财富差距拉大，出于社会公平的考虑而产生了开征遗产税的声音，这是可以理解的。
　　马珺指出，但到目前为止，确实还没有明确的遗产税开征时间表，这与国内开征遗产税的复杂性有关。相关政策部门在回应这一问题时曾表明，考虑到遗产税征税范围和征管程序的复杂性、对征管配套条件要求高， 且容易导致资本与高净值人口流出、阻碍资本和高净值人口流入等原因，短期内开征遗产税的条件还不成熟。
　　马珺认为，除了考虑上述因素之外，遗产税的开征应放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如何对资本课税的大框架下来统筹考虑。要在逐步完善个人所得税、企业所得税、房地产税等税种的前提下，科学测算资本实际税负，并根据中国实际政策需求，对开征遗产税的必要性、时机和税制要素设计做出判断。
　　那么，鉴于目前我国财政收入困难，是否可以考虑遗产税的征收来补充税源？在马珺看来，这一说法并不可取。 从全球来看，至今为止还没有哪个国家以遗产税作为财政主要收入来源。 经合组织实行遗产税的国家中，2019年的遗产税收入平均仅占税收总额的0.5%左右。只有四个国家(比利时、法国、日本和韩国)的遗产税收入超过税收总额的1%。
　　马珺介绍，现代社会中，各国开征遗产税主要目的还是出于机会平等的考虑，通过减轻个人生存境遇的运气成分，使社会成员在更平等的起点参与竞争。因此，遗产税的税基通常较窄，以便将普通收入水平的人排除在外。
　　马珺认为，中国有自己的国情，造成我国当前财政压力增大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既有长期经济增长下行因素和制度因素、也有短期总供求因素，还有偶然性疫情等因素的影响，在考虑相关政策时要复杂得多。十八大以来 我国税制改革的主基调是稳定和减轻税负，窄口径宏观税负（即税收收入占GDP的比重）由2012年的18.7%持续下降到当前的15.1%。 面对财政压力，我们的思考方向还是从创新增长方式中扩大税源、通过优化政府与市场关系使财政资金需求更加科学合理，以及通过完善现代财政制度做到增收节支并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我们需要密切跟踪遗产税的国际发展趋势，结合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在对政府收入制度进行顶层设计的前提下，赋予税种结构和税制结构更大的开放性和优化空间，作为一种政策工具，做好开征遗产税的相关政策预案。＂马珺建议道。
　　以下为搜狐智库与马珺的对话精编：
　　搜狐智库：请您谈一谈国际社会中遗产税的发展 。
　　马珺： 开征遗产税有悠久的历史，据说最早可以追溯到4000多年以前，但只是在近代资本主义工业革命以后，遗产税才获得了真正的发展。工业革命使社会生产力水平突飞猛进，促进了民众个人及其家庭的财富积累与传承，也加剧了社会财富分化。随着平等主义价值观的产生并被广泛接受，遗产税才在收入规模和政策含义上都成为有意义的税种。
　　遗产税是一个笼统的称法，在实际征管中，既可以对被继承人征收，也可以对继承人征收。无论对哪一方征收，都可以同时附征赠与税，即将出让方身故前一段时间内赠出（或继承人受赠）的财富合并纳税，以阻止纳税人通过生前赠与进行税收筹划。
　　遗产税属于财富转移税，在本质上是对资本的课税。目前各国遗产税占税收收入的比重都不高，主要原因是规定的免征额高、优惠政策多，从而使税基太小。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以来，全球化进程加速，各国为竞争流动性要素而纷纷降低对资本的课税，一些国家和地区因此取消遗产税或降低遗产税税负。但最近20来以来，由于全球财富和收入分配不平等现象加剧，税收政策取向有所转变，关于增加遗产税税负的话题重新引发关注。
　　搜狐智库：香港在2006年永久取消了遗产税，美国也在2018年进一步提高了遗产税的起征点。为什么到目前为止，国内依然没有明确遗产税的开征时间表？
　　马珺： 遗产税的课税对象是纳税人生前积累并遗赠的财富价值。新中国建国后实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个人和家庭缺乏财富积累，因此也没有必要开征遗产税。改革开放使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尤其是近些年来高收入高净值人数不断扩张，居民收入和财富差距拉大，出于社会公平的考虑而产生了开征遗产税的声音，这是可以理解的。
　　但到目前为止，的确实还没有明确的遗产税开征时间表，这与国内开征遗产税的复杂性有关。相关政策部门在回应这一问题时曾表明，考虑到遗产税征税范围和征管程序的复杂性、对征管配套条件要求高，且容易导致资本和高净值人口流出、阻碍资本和高净值人口流入等原因，短期内开征遗产税的条件还不成熟。
　　我个人认为，除了考虑上述因素之外，遗产税的开征应放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如何对资本课税的大框架下来统筹考虑。要在逐步完善个人所得税、企业所得税、房地产税等税种的前提下，科学测算资本实际税负，并根据中国实际政策需求，对开征遗产税的必要性、时机和税制要素设计做出判断。
　　搜狐智库：国际社会是否有合理合法规避遗产税的途径？
　　马珺： 各国现行遗产税都设定了很多优惠措施，只要不同经济性质课税对象、不同经济行为、不同纳税人的税收待遇存在差异，就有合法避税的空间。潜在纳税人可以通过规划高额人寿保单、设立家族信托和慈善基金会等方式，改变遗产的所有权属性；或通过前往海外低税或免税地区投资和实现利润，利用不同税收辖区的税负差异等方法规避纳税义务。
　　此外，由于全球现行税制对资本所得比较友好，一国的高净值人士还通过联合运用不同税种下的优惠措施进行避税。比如，各国的个人所得税制普遍对投资所得实行优惠税率，对未实现的资本利得不征税，所以富豪们生前通常减少其所持资产的分红或不分红，对产生的资本利得不予变现，以少缴纳和避免缴纳个人所得税。
　　在其去世之后，有的国家规定，其继承人仅就其取得遗产至变现时的增值部分缴纳遗产税，因此，遗产税基非常之小。以上政策相结合，等同于免除了被继承人生前积累的资本利得的纳税义务，为超级富豪们合法规避遗产税提供了有效途径。这正是当前美国和欧洲税收政策界热议的一大话题。
　　搜狐智库：遗产税一定是有钱人/富豪的事情吗？
　　马珺： 理论上说，遗产税未必只是富豪的事，这要看遗产税如何设计。但现实中，由于各国遗产税的免征额普遍较高，因此，普通收入群体由于没有遗产或遗产达不到免征额规定的水平，所以不受遗产税影响。比如，在美国，单身纳税人遗产税免征额为1170万美元，夫妻共同纳税人为2340万美元，这些人在总人口中已经属于小众，因此看上去遗产税似乎只是有钱人的事。
　　搜狐智库：鉴于目前我国财政收入困难，您认为是否可以考虑遗产税的征收来补充税源？
　　马珺： 虽然征收遗产税能够补充财政收入，但仅仅出于这一原因而考虑开征遗产税并不可取。
　　从全球来看，至今为止还没有哪个国家以遗产税作为主要收入来源。经合组织实行遗产税的国家中，2019年的遗产税收入平均仅占税收总额的0.5%左右。只有四个国家(比利时、法国、日本和韩国)的遗产税收入超过税收总额的1%。
　　现代社会中，各国开征遗产税主要目的还是出于机会平等的考虑，通过减轻个人生存境遇的运气成分，使社会成员在更平等的起点参与竞争。因此，遗产税的税基通常较窄，以便将普通收入水平的人排除在外。近年来，西方发达国家受疫情和经济衰退的影响，财政状况恶化，提出了增加高收入人群税负的政策要求，其中也包括提高遗产税税负。但在税收法定的原则下，从民意到政策理念、再到形成立法，实施中受到的掣肘因素也很多，能否取得实质性进展还有待观察。因为反对提高遗产税税负的声音也很大，理论上和政策上都远未达成共识。
　　中国有自己的国情，造成当前我国财政压力增大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既有长期经济增长下行因素和制度因素、也有短期总供求因素，还有偶然性疫情等因素的影响，我们在考虑相关政策时要复杂得多。
　　十八大以来中国税制改革的主基调是稳定和减轻税负，窄口径宏观税负（即税收收入占GDP的比重）由2012年的18.7%持续下降到当前的15.1%。面对财政压力，我们的思考方向还是从创新增长方式中扩大税源、通过优化政府与市场关系使财政资金需求更加科学合理，以及通过完善现代财政制度做到增收节支并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虽然仅仅出于缓解财政压力而考虑开征新税并不可取，但是鉴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现实，要回答好如何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的时代之问，我们仍然需要密切跟踪遗产税的国际发展趋势，结合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在对政府收入制度进行顶层设计的前提下，赋予税种结构和税制结构更大的开放性和优化空间，作为一种政策工具，做好开征遗产税的相关政策预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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