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容斋随笔》里有多篇有关汉武帝的文章,有肯定的,如知人善任,赏罚分明等;也有批评的,如穷兵黩武,暴戾猜忌等。其中有一句说后世儒士多不喜汉武帝,读到这句话时就产生了一个问题:汉武帝独尊儒术,为什么儒士不喜欢他呢? 问题产生后就时不时想一想,并且留意有关文章。但一直没有系统梳理。这次疫情静默在家,借此机会,查阅了大量资料,现在基本上形成了自认为比较成熟的认识。 儒士们不待见汉武帝,要从汉武帝和儒士两个方面来看。 从汉武帝的角度看,毛主席《沁园春》里面把汉武帝与秦始皇放在一起确实贴切,汉武帝和秦始皇一样都雄才大略,前者统一中国,统一文字制度,后者打击匈奴,辟疆拓土,功绩赫赫。但其错误也很相似,比如都穷兵黩武,嗜杀成性,都逼死了太子,特别是都想长生不老,迷信方士,劳民伤财等等。对此,毛主席一针见血地指出"汉武帝雄才大略,开拓刘邦的业绩,晚年自知奢侈、黩武、方士之弊,下了罪己诏,不失为鼎盛之世。" 汉武帝和秦始皇一样都上过泰山封禅,晚年他自己开始悔悟,反思自己的过错,写下了"罪己诏",声称:"朕即位以来,所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伤害百姓,糜费天下者,悉罢之。" 汉武帝是历史上第一个主动认错的皇帝,罪己诏的颁布意味着其战略政策的重大调整,这也说明汉武帝晚年国家已经弊病丛生也是不争的事实。所以说汉武帝是一位功勋卓著的皇帝没问题,但要说他是一个好皇帝则难免争议。 从儒士角度看,查阅文献,确实如《容斋随笔》所言,后世不喜欢汉武帝的儒士很多,比如唐代的褚遂良,狄仁杰,陆贽;宋朝的司马光、苏轼,苏澈等。《容斋随笔》里面记述,苏澈给宋哲宗进言时把宋神宗比作汉武帝,结果哲宗皇帝大怒,认为是讽刺先皇,直接将苏澈贬黜。可见,皇帝也认为汉武帝不是一个好皇帝。 儒士多不待见汉武帝的原因很多。下面列举几条。 第一,汉武帝发动对匈奴的战争问题。儒士们比较矛盾,儒家不反对战争,但提倡的是像商汤和周武王一样"吊民伐罪,替天行道"战争,对于争夺土地财产的战争不太感冒。杜甫《兵车行》里面就有"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之句,借批评汉武帝批评唐玄宗。如果往深层次讲汉朝和匈奴的战争性质问题就更复杂,司马迁作《史记》为匈奴专门作了个列传,第一句话就是"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维。"司马迁把匈奴也看成中国的一个民族,并不认为打击匈奴是侵略与发侵略的战争。班固的《汉书》里面记载汉武帝的功绩,也是对汉武帝发动的战争避而不谈。到了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则直接了当地批评汉武帝,"孝武穷奢极欲,繁刑重敛,内侈宫室,外事四夷,信惑神怪,巡游无度,使百姓疲敝,起为盗贼,其所以异于秦始皇无几矣。" 另外,汉武帝的墓碑上,"武"字被写成了上面一个"戈"字,下面一个"止"字。现在陕西兴平茂陵上的"武"字就是这样。武者,止戈也,这和一般意义上对"武"字的解释不一样。汉武帝的子孙为什么要这样写"武"字呢?这倒颇耐人寻味。 第二,关于汉武帝迷信长生不老,这点毫无争议,汉武帝做的肯定不对。为了讨好方士,汉武帝把女儿嫁给他,后来发现那个方士骗自己,又毫不犹豫地杀了他,留下女儿守寡。这对汉武帝已经家常便饭,由此可见其极端自私。"子不语怪力乱神",儒家对神仙鬼怪都是报着敬而远之的态度,至于现代社会更不用说。 第三,横征暴敛,劳民伤财问题。这个问题不能孤立看,要打仗就要花钱,要花钱就只能从老百姓身上下手。如果社会能够承受,赋税多一点也不能算明显的恶政,但如果老百姓承受不了,就完全背离了儒家以民为本的理念,儒士们当然要反对。 第四,也是最根本的问题,在于汉武帝对儒家的真正态度。汉武帝对儒家的真正态度并不是信奉,而是利用。汉武帝利用儒家的忠孝思想等级思想为自己的皇权服务,同时作为一种旗帜,用于打击旧势力,培植新势力。从内心深处来说,汉武帝更相信的是权力,是严刑峻法,对于仁义道德只是嘴巴上说说而已。汉武帝真正喜欢和重用的人并不是仁义道德的君子,而是迎合上意的小人。汉武帝重用张汤,张汤发明了一种罪名——腹诽,即虽然你没有诽谤朝廷皇上的言行,但心里面有。定一个人罪,居然不需要任何证据,张汤这一着比秦桧的"莫须有"还厉害。 对于汉武帝的这一本质,当时有位大臣汲黯指出"陛下内多欲而外行仁义",意思是汉武帝内心充满声色名利,外表上却装着仁义。汉武帝听完大怒,罢朝。虽然没有治汲黯的罪,但汲黯的官也做到了头。 汉武帝独尊儒术以前,儒家只是众多学派中的一个,并没有被提高到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地位。从刘邦开始一直都是信奉黄老之说,主张清静无为,不折腾,不扰民。所谓"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即统治者不要以为自己多么高尚,不要什么事情都替老百姓做主意,这样也许会适得其反,还不如让老百姓顺其自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哈耶克说,通往地狱的道路通常是由善意铺就的,这与老子的这个思想倒是很像)自从有了独尊儒术,儒家的地位才被逐步提高。对此,儒士们没有理由不感激。 但是,儒士们的感激是短暂的。汉武帝不笨,不会相信仁义道德真的能够统治好国家;儒士们也不笨,看不出汉武帝尊儒的真正用意。他们发现从汉武帝后,儒家已经被篡改甚至说被阉割了,原来那种虽然落魄潦倒但却堂堂正正浩浩荡荡的儒家没有了,留下的只是表面风风光光却畏畏缩缩低声下气的官奴才。儒士们发现上当了,后悔了,但也回不去了,所以对汉武帝也不客气了。 最后,附上《容斋随笔》中的"二武治盗"一篇,看看汉武帝和他后面的汉光武帝在对待盗匪上的不同。 汉武帝晚年盗匪四起,大者上千,小者成百。汉武帝作"沈命法",下诏捕盗,要求下面官员有盗不发觉,发觉了不捕杀,捕杀没抓完者,两千石一下的官员及其属吏一律处死。结果,下面的官吏层层隐瞒,互相包庇,盗贼更多。汉武帝迷信强权,但结果事与愿违,权力用到一定层次也会失效异化。 光武帝刘秀登基后,由于战乱盗匪也很多。光武帝下诏,让盗匪互相攻击,五个盗匪杀掉一个盗匪自首就可以免罪。地方官员如果有回避放纵盗匪者也不追究,只以最后擒获的盗匪多少作为奖惩的标准。结果上上下下积极性极高,匪患问题很快解决。光武帝认为老百姓为盗也是迫不得已,官员治盗无力情有可原,所以心存仁厚,网开一面,并不是一味地使用暴力和强权,结果反而达到了很好的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