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1年一乞丐向杨得志求救，如果在部队他至少是中将，他是谁？

　　1971年，济南军区大院门口，既没有车辆，也没有行人，显得安静又整肃。一位解放军战士笔挺地站在军区门口执勤。
　　忽然，一个衣衫不整、浑身脏兮兮、形同乞丐的老人，走到了执勤战士的跟前，说到：＂同志，我是司令员杨得志的老部下，他今天在家不？＂
　　执勤战士回答说：＂你去传达室问吧。＂
　　老人就来到传达室，对里边的值班军人说：＂同志，我找杨司令员。＂
　　图文无关
　　军人说：＂杨司令员不在。＂
　　老人说：＂是这样，我是杨司令员的老部下，我从湖北大老远找他，很不容易，麻烦一下你帮我联系一下他好吗？＂
　　军人看了一眼像乞丐一样的老人，听他说是司令员的老部下，将信将疑，就打了几通电话。过了一会，他告诉老人：＂司令员出发了，你过几天再来吧。＂
　　老人不死心，就在军区门外等。一直等到传达室的军人换班，他又向新当班的军人打听杨司令员的情况。这位军人给联系了一位刘文书，把老人安排到一家小旅馆。老人又到军区找杨得志。刘文书就联系到贺参谋，贺参谋听说是司令员的老部下，就打通了杨得志的电话。
　　传达室
　　杨得志正在北京开会，听说一位名叫李祥的老部下来找自己，因为时间久远，他不能判定是不是李祥本人，就给贺参谋出了个主意：你让那人写一段长征时的典型事例，送给我看。
　　贺参谋按照杨得志的吩咐，找到了那位老人，让他写了一段文字。当贺参谋把老人写的文字交给开会回来的杨得志以后，杨得志还没看完，就一拍大腿：＂错不了，他就是李祥！＂
　　杨得志当即命令贺参谋把老人接到军区，他并且命人安排酒席，给老人接风，而且他还下令，军区军以上干部参加接风宴会，欢迎老人的到来。
　　杨得志
　　那么这位形同乞丐的老人是什么来头？为何让杨得志如此激动，还要求整个军区的最大的官一起设宴欢迎他？
　　原来这位名叫李祥的老人，在红军时期确实是杨得志的部下，在杨得志当团长的时候，李祥是杨得志手下的营长，后来李祥又当上了红军的团长。
　　但是后来因为健康原因，李祥离开了部队，转入地方做地下工作，但是后来他却跟组织失去联系……
　　杨得志是开国上将，李祥作为他手下的爱将，又当过红军的团长，如果不是出现变故，1955年授衔的时候，李祥评个开国中将是非常正常的。
　　但是命运却给李祥开了个大大的玩笑……
　　冲锋陷阵的红军团长
　　这位李祥，原本不叫李祥，而是叫侯礼祥。他1912年出生于江陵县一个叫候家台的村庄。
　　侯礼祥早年读过4年私塾，在那个年代应该属于小知识分子了。但是不幸的是在他十二三岁的时候，父母都相继离世。15岁那年侯礼祥到了荆州城谋生。
　　但是因为营养不足，15岁的侯礼祥身材矮小，到处找工作，也没有谁肯录用他。这天，陷入绝境的侯礼祥遇到了一位人高马大的乞丐。这位乞丐已经观察他好久了。
　　大个子乞丐问侯礼祥：＂你叫什么名字？＂侯礼祥答曰：＂我叫礼祥，你呢？＂
　　＂噢，你叫李祥啊，我叫梁子。＂这位梁子把礼祥误听成了李祥，从此李祥就代替了礼祥，成了侯礼祥的名字。
　　图文无关
　　从此侯礼祥和梁子就成了好朋友，在梁子的带领下，他们一起到了汉口，而这一去，就开启了侯礼祥的革命征程。
　　到汉口以后，梁子把他介绍到一家旅馆做地下工作，后来又转到武昌。从此，侯礼祥白天工作，晚上学习文化。
　　1928年，组织上把侯礼祥派到江西工作，1929年，侯礼祥参加了红军，先在红三军团，后转到红一方面军一师一团一营一连当兵。
　　红军长征的时候，他也随大部队踏上了万里征程。而侯礼祥凭着自己的勇敢和聪明，从普通士兵很快就被提拔为团长。
　　在革命队伍里，侯礼祥一直用的都是李祥这个名字，这个小小的错误可以说起因于梁子的误听。
　　侯礼祥所在的部队，从军团到营一级序号都是一，这个一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排序问题，可以说这个一，把他推到了革命的最前列。
　　说白了，他所在的部队就是红军的主力，而他所在的团和营又是主力的主力。
　　红一军团的军团长是战神林彪，一师的师长是李聚奎，一团的团长是杨得志，而侯礼祥这时候已经被提拔为一营的营长。
　　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等载入军史的光辉战例中都有侯礼祥的身影。关于强渡大渡河，历史上一般都说是17勇士，但侯礼祥却坚持说是18勇士，其中带队的营长就是他侯礼祥。
　　后来在杨得志北京的家里，侯礼祥和杨得志还重提这件事，两人都为宣传中少了侯礼祥非常愤怒。
　　长征途中，侯礼祥所在的部队总是冲在最前面，所以侯礼祥经历的战斗可以说数不清，他共负伤5次，其中2次是重伤。
　　强渡大渡河
　　在四川小河的战斗中，他的脖子被子弹打穿，在陕西甘泉的战斗中，他的右腿差点被打断。
　　正是在甘泉战斗中他因重伤住进了红军医院，伤愈后他重返部队，被提拔为红一师十三团的团长。此时的老上级杨得志调到红二师当师长去了，新任师长是陈赓，政委是杨勇。
　　1937年，侯礼祥进入抗大学习。毕业后侯礼祥调任中央警备团担任副团长，那可是保卫毛主席党中央的部队。
　　因病化身伪保长
　　1939年，侯礼祥旧伤复发，不能继续在部队工作，他向组织提出申请，被调到了后方继续为党工作。
　　侯礼祥通过在武汉的八路军办事处，被安排到江陵中心县委工作。当时虽然是国共合作时期，但他毕竟是在国统区工作，所以当时的活动是秘密的。
　　侯礼祥公开的身份是回乡的农民，他又回到了生养他的候家台。离家的时候他无立锥之地，回乡自然连栖身之所也没有。他只得在本家叔叔侯运才家里住了下来。
　　后来邻居们给他张罗婚事，他才把妻子杨绪儿娶回家。有了妻子，他就从侯运才家搬出来，租了一口房子安家。
　　从解放区来的时候，他带回一只皮箱，皮箱里装着他的军官证和残废军人证，这些证件是不能让任何人知道的，他就把证件包含，连同皮箱一起藏在了床底下，同时还盖上一些杂物。
　　但不知怎的，党组织并没有给他安排具体工作，也许是对他不放心吧。
　　侯礼祥有了自己的小家，他总要生活啊。从小他就到外面闯荡，田地里的农活，他干不了。
　　他就想了个主意，跟族长商量，借用侯家祠堂，开起了牌铺。牌铺吸引了很多人前来打牌、打麻将。
　　打牌的人，可谓三教九流，他们都知道这位牌铺老板在外面闯荡多年，他们揣摩着，这位老板很可能在外面发了财，所以就有人惦记上了他。
　　有一天，侯礼祥发现自己床下藏着的皮箱不见了，不用说，是有盗贼误以为里面有什么财宝。
　　皮箱里的证件对盗贼来说分文不值，但是对侯礼祥来说，那可是证明他历史和身份的唯一材料。
　　侯礼祥原本打算凭这些证件寻找组织，要求工作，或者寻找部队的，现在这些证件都不见了，他无法证明自己的身份了，不要说为党工作，甚至连自己曾经为革命做出的贡献也都被抹杀了。
　　丢了证件，侯礼祥无心经营牌铺。就在侯礼祥苦闷彷徨的时候，一位姓王的通讯员来到了他家，原来这位通讯员是中心县委书记魏西派来的。
　　王通讯员看到侯礼祥身边美貌的妻子，说道：＂你现在倒安逸，在家里守起了老婆。＂侯礼祥说：＂我不在家又能做什么，我的证件都被人给偷走了。＂
　　王通讯员说：＂你怕是舍不得老婆吧。＂侯礼祥一拍胸脯说：＂你说，组织上叫我干什么吧。＂
　　王通讯员就传达了魏书记的指示：组织上安排侯礼祥到监利县朱河镇洪湖湖区，担任伪联保主任，并跟监利县国民党党部取得联系，组织上还给侯礼祥改名叫侯文彬。
　　也就是说是党组织安排侯礼祥打入国民党内部，做伪保长的。
　　但是侯礼祥的伪保长刚干了不久，内部就出了叛徒，党组织安排的监利县的伪县长和一名伪区长叛变革命，很多地下工作者都被供出。
　　侯礼祥奉上级命令隐蔽起来。但从此他就跟中心县委失去了联系。
　　1942年，张秀龙（后来成为开国少将）领导的鄂豫边区第三军分区十五团来到了潜江县，侯礼祥终于盼到了自己的队伍。
　　侯礼祥赶忙来到了熊口镇，找到了张秀龙。侯礼祥向张秀龙说明自己的身份，并说明丢失证件的情况。
　　（张秀龙将军）
　　正当两人商讨如何安排侯礼祥的时候，忽然有战士报告，说敌人已经迫近熊口，马上就要对我军发起攻击，张秀龙下令部队立即撤出熊口镇。
　　张秀龙不仅没有接纳侯礼祥，反而怀疑敌人是他带来的。
　　这是侯礼祥回归革命队伍的最后一次机会，因为紧急情况，他跟这个机会失之交臂。
　　侯礼祥没有办法，只好重新回到候家台，他要解决的第一个问题就是生计问题，他没有土地，又不会种田，只好到离家五六里地的普济镇上开了一家茶馆。
　　如今的普济镇
　　茶馆的生意清淡，不足以养家，他又学会了篾匠手艺，在经营茶馆的同时，得空就编织一些家用的器具，比如竹篮、筲箕之类售卖，借以贴补家用。性格耿直，受到打击
　　解放后，候家台像全国各地的农村一样搞起了土改，侯礼祥回到了候家台。
　　此时已经是人民政府，按说他作为一个老革命应该得到重用，但是他的证件被盗，他无法证明自己的身份，所以他只好老老实实做一个普通的农民。
　　实行人民公社以后，他成了社员。但是他不会种地啊，生产队就让他专门饲养队里的几头耕牛。
　　当了生产队的牛官，闲下来的时候，他往往忍不住回忆起往昔的战斗岁月，回忆起他当团长时到处征战的八面威风。
　　有时候，他就忍不住跟社员们也讲述一下那些光荣经历，但是，社员们哪个会信，哪个会把这个牛官跟红军团长联系在一起？
　　侯礼祥不过是讲述自己的真实经历，而社员们却认为他是在吹牛皮，有人干脆就说他是神经病。
　　侯礼祥不被人立即，反而被人嘲笑，他心里一百个不痛快。
　　村里的干部当然不拿他当回事，而他看干部也一百个不顺眼，普通百姓有点毛病，还无所谓，干部们有点问题，他常常揪住不放。
　　干部们有时对他更不客气，侯礼祥比干部的脾气还大：＂要不是老子打天下，哪里会有你们耍威风！＂
　　他跟干部们过不去，直接的后果就是把自己变成了＂四类分子＂，变成了内部专政对象。
　　1959年，江陵县公安局对全县的专政对象进行了一次大摸底，侯礼祥的名字赫然在列。村干部在表格上填了他的一些具体情况，特别写到他当伪保长的经历。
　　这一切，侯礼祥都蒙在鼓里，他当年做伪保长，那可是组织上的安排，他是打入敌人内部的地下党啊。
　　但是，他因为丢失了各种证件，又失去了跟组织的联系，所有的一切，都无法证明。
　　伪保长剧照
　　内部专政对象，虽然不戴帽子，也不公开管制，但他毕竟被推向了贫下中农的对立面。
　　他可是曾经为了贫下中农流血牺牲闹过革命的啊，怎么成了贫下中农的敌人了呢？
　　侯礼祥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他必须把自己的历史搞个清清楚楚，但是谁又能证明他曾经的光荣呢？
　　侯礼祥这时候就想起了老上级杨得志和杨勇，这两位老首长能给他做证明，只要能找到他们，他侯礼祥的问题就能搞清楚。
　　红军时期的杨得志致信中央军委
　　那是1961年的一天，一次上厕所，他看到了地上的半张旧报纸，他拿在手里，看到是《人民日报》，再往下看，看到的是毛主席和中央领导给将帅授衔的报道。
　　在上面他一下子就认出了杨得志和杨勇两位老首长的名字，他们都被授予了上将军衔。
　　看到两位首长都被授予上将军衔，侯礼祥打从心底替他们高兴。
　　他甚至还偷偷设想，假如自己不是因病转到地方，说不定也能得个中将军衔，因为他认识的另一位张秀龙团长，比他的资历还浅，都授予了少将军衔。
　　（杨得志上将）
　　侯礼祥没时间多想，他现在迫切要做的是尽快跟两位首长取得联系，他要两位首长给自己作证，他不是贫下中农的敌人，他是人民的功臣，他不需要任何奖赏，只需要正名就行了。
　　侯礼祥于是赶忙给中央军委办公厅写了一封信，信的内容是这样的，
　　敬爱的中央军委领导：
　　我叫侯礼祥，在部队，都叫我李祥。长征期间我曾担任红一方面军一师十三团团长，杨得志和陈赓、杨勇都曾是我的直接领导，1937年，我担任中央警卫团副团长，1939年，我因病转到地方，并参加地下工作，后与组织失去联系。现在我无缘无故成了内部专政对象，我迫切需要我的老领导给我作证明，希望你们能够把信转给他们。
　　此致
　　敬礼
　　侯礼祥
　　1961年10月1日
　　信发出去以后，侯礼祥就天天等，夜夜盼。几个月以后，他终于等来了两封来信，一封是杨得志的，一封是杨勇的。
　　侯礼祥手捧两位老上级的来信，嚎啕大哭，两位首长还没有忘记他侯礼祥，他们那么忙，还想着给自己写回信。
　　侯礼祥赶忙按照信封上的地址给两位首长写了回信，信中请求两位首长给自己做证明，证明他曾经当过红军，曾经为革命做出过贡献，证明他不是人民的敌人。
　　为了让两位首长确信自己的身份，他在信中回忆了跟随两位首长征战的一些细节。
　　同时他还在给两位上级的信中详细叙述了红一团强渡大渡河的情景，信的末尾，他给两位老上级赋诗一首：
　　大道依有道，诗书所不屑。
　　钱财如粪土，肝胆硬似铁。
　　策马渡悬崖，弯弓射明月。
　　人头着饮酒，饮进点点血。
　　杨勇将军
　　果然，几天以后，两位杨将军都给侯礼祥回了信，这下侯礼祥可抓住救命稻草了，他拿着两位将军的信给大小队长，甚至是公社的干部们看，让他们看看自己的辉煌历史。
　　但是，这些干部看到两位将军的回信，却任怎样也不肯相信，他们怎能相信一个连农活都干不了的侯礼祥，会跟共和国将军是上下级关系。
　　他们不约而同地认为，这是侯礼祥制造的假信，是用来蒙蔽各级干部的。
　　既然假造将军的信件，来欺骗贫下中农和各级干部，性质就不一般，于是干部们就给他戴上了一顶反革命分子的帽子，现在侯礼祥从内部专政对象升级为公开专政对象了。
　　既然升级为反革命分子，侯礼祥的人身自由也就受到了限制，特别是侯礼祥跟外界的信件来往，都受到了监控。
　　从此侯礼祥经常给两位首长写信，但是却再也没有收到他们的回信，实际上，他写的信到了邮局就被扣了下来，根本就没有发出去，而两位将军还奇怪，怎么侯礼祥失联了呢？
　　不得已到济南军区寻找老上级
　　侯礼祥被打成反革命分子以后，就被赶出了候家台，那时候，他已经有了6个儿女，他带着8口之家来到吴桥村搭建了一个窝棚住了下来。
　　上世纪六十年代，有两次大的政治运动，每一次运动来临他都会受到批斗。
　　1964年，在江陵县搞＂万人大战江陵＂运动，参加运动的有来自全国的上万群众，在这次运动中，侯礼祥又成了批斗对象。
　　（批斗大会）
　　批斗会上民兵要他低头认罪，他却梗着脖子说：＂头可断，血可流，长征精神不可丢！老子坚决不会低头！＂
　　当时正值冬天，天降大雪，上万名群众在会场上被冻得瑟瑟发抖，侯礼祥不忍心看群众受冻，最后向民兵屈服：＂老子为了江陵县的百姓不受冻才给你们下跪。但是我的右腿当红军时受过伤，它是有功的，不能跪，我只跪左腿，我是为现场的百姓下跪！＂
　　1971年，侯礼祥因为骂了当地干部，被弄到公社林场劳动改造。
　　无端的政治迫害再一次让他想到了两位老上级，巧的是，他在一张《人民日报》上，看到杨得志在济南军区当上了司令员，于是他蒙生了去济南找老上级的想法。
　　侯礼祥带着两毛钱，靠蹭船票、趴货车辗转来到济南。到济南以后，本来就衣冠不整的侯礼祥简直变成了一个乞丐，当他一身＂乞丐＂打扮来到济南军区门口的时候就出现了文章开头的一幕。
　　在济南军区，侯礼祥受到杨得志的宴请和款待，他被杨得志安排住进了军区招待所，杨得志还特意安排贺参谋陪同侯礼祥在济南游玩了几天。
　　几天后，侯礼祥带着杨得志给他的100块钱、二十斤粮票和一大包衣物，回到了家乡.
　　临行，杨得志还给时任武汉军区司令员的曾思玉写了一封信，嘱咐侯礼祥带着这封信去找曾思玉就行。
　　而这位曾思玉，当年打腊子口的时候，才是一位副营长。
　　曾思玉辗转曲折，最终恢复名誉
　　1973年，杨得志调到武汉军区担任司令员。他在到荆州视察的时候，想到了老部下侯礼祥，就让荆州地方干部找到他。一问，侯礼祥的问题还没有解决。
　　在荆州地方干部招待杨得志的宴会上，杨得志把侯礼祥安排在自己的身边，吃着饭，杨得志向荆州和江陵县的干部证明了侯礼祥的身份。
　　两级干部承诺立即成立调查组，调查落实侯礼祥的问题。
　　经过调查组的努力，其间时任新疆军区司令员的杨勇也给江陵县革委会写了证明信，证明侯礼祥确实曾经担任十三团的团长。
　　（杨得志将军）
　　调查组还调查清楚了侯礼祥担任伪保长也是组织安排。至此，侯礼祥的一切问题都得到落实。
　　江陵县做出决定，恢复侯礼祥老红军的待遇，并且按照国家二等甲级残废军人的标准，每月发给他40元的工资，医疗费全额报销。
　　地方政府还给侯礼祥盖了房子。但是鉴于侯礼祥长期脱离党组织生活，他的党籍没能恢复。
　　侯礼祥的事迹惊动了荆州和江陵县两级媒体，报纸电台纷纷报道了侯礼祥的传奇经历，一时间，侯礼祥成了荆州地区的＂明星＂。
　　侯礼祥（左）与杨勇（右）
　　转眼到了上世纪的80年代，侯礼祥的问题解决了，他忘不了两位老上级的帮忙，就来到北京感谢两位老上级。
　　两位老上级热情接待了侯礼祥，还派军车带着侯礼祥在北京游玩了几天，最后两位老将军送给侯礼祥不少钱物，侯礼祥满意地回到了老家。
　　1991年，侯礼祥安享去世，他的红军身份虽然解决了，但是党籍问题最终也没有解决，他是带着这一遗憾离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