靖难之役后，建文帝对朝鲜政策的转变，是为了达成什么目的？

　　朝鲜王廷的反应
　　靖难之役后，建文帝对朝鲜政策的转变，是为了达成什么目的？首先，在回答这个问题前，我们需要知道，建文元年（1399）七月，明朝爆发靖难之役，为防止朝鲜同燕王朱棣接触，建文帝一改往日放任不管的对朝策略，开始频频与朝鲜接触，积极回应朝鲜君臣。是时，朝鲜国内对明朝政局采取较为稳健的事大政策，一方面对以建文帝为首的朝廷奉行事大政策。
　　另一方面则与北京的燕王朱棣暗通款曲，相互往来，游走于北京与南京之间，巧妙的弹性外交使得朝鲜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利益，建文皇帝对朱元璋＂自为声教＂的外交遗产产生动摇，初步做出册封朝鲜国王的举动。
　　出身布衣的朱元璋在登上帝位后，鉴于＂宋、元孤立，宗室不竞之弊＂，乃于洪武初年先后将他的二十四个儿子与一个从孙分封到全国各地，希望借助分封制＂夹辅王室＂，以此达到＂上卫国家，下安民生＂，进而实现朱氏的长久统治。 与此同时，朱元璋规定各藩＂置亲王护卫指挥使司，每府三护卫＂，＂护卫甲士少者三千人，多者至万九千人＂。
　　由此，各地藩王手握重兵，镇戍边疆，屏捍朱家王朝。 然而至建文帝即位，各藩王拥兵自重已成尾大不掉，并以叔父身份对建文帝出言不逊，引起建文帝担忧。建文帝遂同齐泰、黄子澄等人秘谋削藩，齐泰以燕王朱棣手握重兵且素有大志，主张由朱棣入手，此议随即被黄子澄否定，黄子澄以＂燕预备久，卒难图＂为由建议先从实力较弱的周王下手。
　　于是建文帝派遣李景隆袭击周王，并将周岷二王废为庶人，此后将削藩目标陆续对准代王、齐王、湘王等人。与此同时，在燕王驻地北平附近部署兵力，伺机而动。未几，燕王援引《皇明祖训》＂新天子正位，如朝无正臣，内有奸恶，则亲王训兵待命，天子秘诏诸王统领镇兵讨平之＂，于建文元年七月以＂清君侧＂为由发动靖难之役。
　　靖难之役的消息最早于朝鲜定宗元年三月由自辽东东宁卫逃回的军人报知朝鲜＂燕王欲祭太祖高皇帝，率师如京，新皇帝许令单骑入城。燕王乃还兴师，以尽逐君侧之恶为名＂。
　　此言显然与事实相违，朝鲜军人此番言论与燕王起兵时间相差甚远，对此，崔坚推测＂从建文元年三月到这年的年底这段时间，陆陆续续的逃回来很多在东宁卫服军役的朝鲜军人，也即是说明朝这场内战，定宗王通过这些陆续从明辽东地区逃回的这些原隶属明朝辽东都司东宁卫明军编制的朝鲜军人嘴里了解到了此时明朝内乱的一个大概情况。＂
　　乍看上去，这一推测似有其合理之处，但何以解释逃还朝鲜的东宁卫军人在战争发生前便上报朱棣以＂清君侧＂之名发动战争？这显然与历史事实相违。 对此，笔者认为传播错误情报的缘由恐与燕王的战争准备活动有关，据载，朱棣在祭祀明太祖不果后即返回北平驻地，不久之后便听闻周王被擒旋即被废为庶人的消息，见此情况，朱棣遂＂简壮士为护卫，以勾逃军为名，异人术士多就之＂。
　　由此而观，或许正是因为朱棣的战前动员加之此前如火如荼削藩行动，造成边疆不稳，军心动摇，遂有此番言论传至朝鲜。朝鲜王廷在获知东宁卫逃兵传回的消息后并未做出任何反应。
　　时隔一年，定宗在经筵同群臣讨论三国经典中，同知经筵事全伯英趁机就定辽卫事件请示定宗道＂今燕王举兵，而中国乱矣。设有定辽卫求降于我，则许之否乎？＂定宗显然不欲掺与中国内乱，于是回复称＂不若不受之为愈也。＂
　　知经筵事权近亦赞同定宗的意思，随即以古为鉴附和说＂魏主之失，唯不在晔谏，而许诈降而已。受定辽之降，有大不可者。若燕王定乱而有天下，则必问罪于我矣。其时何以对之？上言甚合于义。＂ 不久之后，又有十二名定辽卫人逃来，并声言＂王室大乱，燕王乘胜长驱。＂
　　显然，朝鲜因与之毗邻的辽东定辽卫逃人而在第一时间获知靖难之役的进展，朝鲜君臣甚至于能够在君臣论道的经筵中就靖难之役爆发导致的定辽卫归附一事展开讨论，朝鲜对靖难之役进展的知悉程度于此可见一斑，然而定宗在位期间，并未曾发现朝鲜朝廷对这场战役有过何种举动，仿佛一场君臣集体的失语，直至李芳远即位，随着战争形势的逆转，建文皇帝频频的示好，朝鲜方才积极的回应。
　　应该说，朝鲜这种置身事外的保国之道在当时而言是为明智的选择，上国的叔侄之争无论掺与任何一方，事后均会招致获胜一方的问责，故而以毫不知情的姿态继续按往例定期遣送使节履行朝贡义务，这不失为一种明哲保身的小国生存之道。 建文帝对朝鲜态度的转变
　　这场始于建文元年七月的内乱显然没有建文君臣预先设想的那般迅速结束，朱棣起兵后不久，便以北平为中心，＂拔居庸关，破怀来，执宋忠，取密云，克遵化，降永平＂，迅速攻占北平以北以东的州县关卡，扫除北平的外围，进而解除北平的后顾之忧。
　　随着李景隆在建文二年（1400）四月白沟河一役的惨败，同年九月大将张玉战死，＂精锐丧失几尽＂，战争形势随之逆转。当此情形之下，建文帝为避免朝鲜介入明朝的内部战事，以及防止朝鲜倒向燕王，一改对朝鲜‘自为声教’的漠然态度，转而实行一系列的拉拢和怀柔政策。
　　是时，恰逢朝鲜此前派遣的三批使团抵达明朝，建文帝对其＂待慰甚厚＂ ，称赞李成桂＂戊辰年振旅之功莫大＂，随后更是派遣礼部主事陆顒、鸿胪寺行人林士英赍诏入朝鲜赏赐。
　　对于建文帝之所以做出如此巨大的转变，刘子敏、姜龙范认为＂‘靖难之役’使中国的政局动荡不安，在这种情况下，朱允炆十分需要在同邻国的交往中打开新的局面，以使国内的形势向着有利于自己的方面发展＂。
　　屈广燕则进一步精辟分析道＂建文帝所处的环境，使他对朝鲜的态度做出令人‘始料不及’转变，这不是年轻皇帝一个人的突发奇想，二十明廷自上而下群臣意识的转变，如果没有靖难之役这个催化剂，明朝与朝鲜的关系可能依然维持着洪武末年的局面，至少不会转变得如此之快＂。
　　对此，笔者深表认同，战争局势的扭转迫使这位经验不足的年轻皇帝不得不重新调整对外政策，以求扭转局面的不利，而朝鲜的适时亲近无疑给予建文帝一个政策调整的下阶石。此番选派的正使是集诗书画于一身、＂文学政事优出人右＂的礼部主事陆顒。 陆顒的出使
　　陆顒一行于建文二年（1400）十一月十五日由登州渡海后抵达旅顺口后不久。辽东都司便将朝鲜王位更迭的消息报知明朝中央，建文帝在获悉后大为恼怒，认为＂李曔之以疾让弟，果出于诚信与？抑其父李旦，宠其少子而易之位与？无乃其弟阴为不义与？或者尝试朝廷，而有侮玩之意与？岂其国中有内难而然与？＂
　　显然，朝鲜王位的再度更易挑起深陷靖难之役泥淖中的建文帝的敏感神经，故而在听闻这一消息后大动肝火，一连五次发问，认为朝鲜欺骗藐视朝廷，随即以＂印诰则立者未定，未可轻付＂为由， 令人将陆顒一行所携带的诰命册文悉数追回，并令陆顒等人入朝鲜探听虚实，待搞清朝鲜情况后再行册封。
　　陆顒等人于次年正月渡过鸭绿江，至二月初六日方才抵达朝鲜王京，沿途受到朝鲜官员的隆重接待。是时，李芳远早于半月之前便从崔润处获悉明使抵达朝鲜境内的消息，对此格外重视，率领百官服朝服从郊外亲迎至议政府。中朝两国自太祖时期便已缔结宗藩，建文乃继承朱元璋合法地位的正统接班人。因宗室燕王作乱致使明朝未能及时抚绥属国。朝鲜国王李曔诚心事大，勤修职贡，故为嘉奖。
　　告诫朝鲜，朱棣犯上作乱，朝鲜应秉承臣属应有的本分，自动与燕王势力划清界限。 从中不难看出，该封诏书的真正意图是在笼络朝鲜，规诫朝鲜毋掺入中国内乱，换言之，该封诏书的派发正是鉴于靖难之役的催化作用而促使建文君臣做出的应急反应。
　　是时，朝鲜王位早已更易，登上国王宝座的李芳远急于求得明朝册封，对陆顒一行热情接待，极尽逢迎之意。陆顒清楚地明白李芳远种种逢迎行为的背后实则是对天朝册封认可的迫切需求，更清楚建文帝对战争的急切心情以及为取得胜利所愿付出的政治筹码，而他的出使只不过是寻找证据来印证建文对朝鲜期望的真实性。
　　故而在确定李芳远诚心事大后，其出使的任务便已完成。一句＂归奏龙颜应有喜，功勋定勅史书传＂清楚的道尽陆顒完成使命，功载史册的喜悦心情。 该月月底，陆顒一行返还明朝，在朝鲜为其的践别宴会上，受到重礼接待的陆顒对李芳远说道＂至诚事大，吾将奏闻，必赐诰命矣＂。显然，李芳远的系列行为令陆顒满意，对其的考察也以成功收场，回去禀明朝廷颁赐印章不过是分内之事。
　　总的来说，迫于战争现实的压力，建文帝不得不对从其祖父那里继承的政治遗产有所调整，故而一改此前令朝鲜＂自为声教＂的淡然态度，转而派遣陆顒入朝册封，然因朝鲜王位更迭，建文帝不得不临时将陆顒一行使命调整为入朝侦探朝鲜忠诚与否。透过建文帝谨慎小心的对朝政策，不难看出这一时期，对朝册封的关键即在于朝鲜忠诚与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