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队时，队长的一句话，把社员吓的一声也没有了

　　这是我从网上搜索的生产队的队长形象，咱小队那个队长一脸严肃，让我心底天生的害怕，但我又感激他。
　　我一九五五年生人，在二十岁时，也就是一九七四年的秋天，过完十月一，我到生产队干的活（我们当地的习惯说法叫＂上班＂，网上有纠正我的说法，说农民到生产队干活，没有资格叫＂上班＂，我改口叫干活）。
　　我们全家是后搬到的这个小队，我也是才辍学（九年没念完，）在家服侍我病重的父亲，我的三个哥哥到这个小队，就被队长安排在小队的副业组筛石渣。
　　他们每天快快乐的去干活，晚上又高高兴兴的回家，讲述着他们一天的劳动经过，还讲他们一起干活的伙伴每天说的各样故事，我听得心里痒痒的，心想我若是也跟他们去筛石渣多好。
　　他们一天在那筛石渣，干活自己给自己下的任务定额，一天每人得筛二十抬筐石渣，两人一副抬，也就是要抬四十抬筐，这样就能人均一天能筛出一立方米石渣。
　　这样他们每人一天能挣二十五分，还有三毛钱的补助费。
　　我因为我得在家侍候我卧炕不起的父亲，只能在家做后勤工作，我要起早给这一家做饭，饭是高梁米饭，在那高粱米饭煮熟了，还没变软烂时就用笊篱捞出三大铝饭盒子，菜多数时间是炒土豆丝，里边有辣椒或是芹菜，多放豆油，这样又香又有营养，因那活累，体能消耗大。
　　我在把我父亲侍候走后，我才到小队干的活，我虽然也心想与我那几个哥去筛石渣，但不敢当队长说。
　　队长安排我跟小队的大马车装卸车，第一天干活就是用大板锹戳石渣往大马车的车箱套里装。
　　我虽然是生长在农村，但这个活还是第一次干。
　　这若是依我的个人性子，我会扔下铁锹不干了，因太不好戳了，那石渣堆是在一片草皮上边，那板锹抄不了底，就得用力把那板锹连颠带搧带钻，费好大劲才戳锹里不一点。
　　但我不干这干什么？
　　不好干也得干！
　　在生产队干活现在很多人说，出工不出力，那他是没在生产队干过，那若是那样，队长要你干吗？那赶车的车老板要你干吗？
　　谁都知道农村人，说话粗鲁，那会张嘴就骂你八辈祖宗，人家那车老板拉脚运输是按车数，石渣的数量挣钱，人家别人半天拉五趟，你装车慢了少跑一趟，影响人家收入，还丢了人家车老板的面子，让人家车老板在同伴面前矮了一截，人家不仅要骂你，并且兴许给你一板锹。
　　你车老板没拉出车数，他在队长面前也交不了差，你赶车行不行？行你怎么没拉出数？
　　你若不行，那就换别人赶这挂大马车，有的是人想干还没捞着干呢。
　　（赶大马车挣得多，累就一阵，装满车之后，往车上一坐，把闸松开，手拿小鞭子一晃，嘴里喊了一声：＂驾＂，那牲口自己就迈开四蹄，这车自己就走了。大马车老板在生产队干杂活日工一天二十五分普通社员一天不闲手干活，才挣十五分。
　　而搞副业则计件论趟，论拉的数量，多时一天挣四五十分，还有一两元的补助费。车老板这个角色，给个县长都不换）
　　我手拿大板锹，紧怕戳慢了，让人上话，也就是车老板发脾气说出难听的话来。
　　那是刚过完农历的八月节，天还没凉下来，不一会就给我累得满脸淌汗，身上的后背衣裳都湿透了。
　　那半天装了五车，这活虽累，但有歇息时间，装一车用不上二十分钟。
　　在生产队干过戳大＂羊嚼泥＂往咱小队的菜窖的后坡上甩，那也是干不动也得干，咱老百姓的蠢话，叫＂拧着腚根子＂干，那是用黄土里边掺的有一拃来长（200亳米）的稻草，搁搂均勻后用水和成胶粘的黄泥，并且还是在一个坑里。那尖锹根本戳不进那泥里去，那也得用力往里颤抖着连挑带钻。
　　好容易戳了一锹泥，这回得往高处甩，那得使出最大力气往上甩，用力小了，那泥沾在锹上不出去。
　　好在这活只干半天，把那菜窖的后坡抹上了，这是为菜窖越冬保温用的。
　　还有白天干了一天活，晚上夜战，在场院（庄稼脱粒的场地）打场。
　　那天晚上是给高梁穗脱粒，先是铺场。那场院边上立有一个木杆，杆的顶端安有一个水银灯，看什么也能看清楚，但总觉得不亮堂。让人有一种压抑感。
　　在铺完高粱穗在场院的中心地面上，众社员可以歇一会，由骡马拉着一串石磙子，在一个车老板（因那骡马是平时他车上用的牲口）的吆喝下，转着圈儿的碾压，那石磙的框和轴之间发出：＂吱吱呀呀＂的响声。尽管那声音很刺耳烦人，但那是收获粮食，取得一年劳动成果的声音，因此人们都愉快地接受了或忍受了。
　　队长比社员更关心这个场面，这个过程，他不时地察看，高梁穗的脱粒程度。
　　他认为该翻场了，即把那高梁穂翻个个，把原来铺在上面的高梁穗翻到下面，让他们受石磙的均匀碾压，便召呼社员过来翻场。
　　社员们拿着专用木杈进行翻场，那活也有技术要求，要边叉边抖搂，使含在高粱穗上的粒尽量落到底下的地面上。
　　如此这般三四遍，经队长检验那已被碾压破碎的高粱穗上沒有高粱粒了，这时那原先的高粱穗就叫高粱挠子了。
　　这回又召唤社员，过来起场，即用木杈把那碎高粱挠子抖落，划拉，别把高粱粒带走，把这些高粱挠子挑到场院的边上的一侧，这回开始用木板做的一种叫＂戗刨＂的工具，把那一地厚厚的高梁粒向一起集中，并把那地面用竹扫帚扫净，这回开始＂扬场＂。
　　＂扬场＂是一个庄稼人的术语，老庄稼人都知道。
　　那是用轻薄木板做成板锹的模样，但那木柄把很长，用他戳那高梁粒向高处抛撒，利用风向，把一些灰尘，秸秆的碎屑吹走，使高粱粒干净不含杂质，还能选出饱满的籽粒和成熟度不好的瘪小籽料。
　　扬场的活在这个场面的社员里，是个人荣耀的象征，这活抡不到我，我得给人打下手，队长安排我的活是＂打扫帚＂。
　　这＂打扫帚＂也是个庄稼人的专业术语，即人家扬场落下来高梁籽粒伴随着下来的还有嘟噜高粱，还有一些高梁穗的没碾压碎的短杆，哪也有名叫＂滑杆＂。
　　我的任务就是把这些杂物用扫帚随时扫走。
　　我拿起大竹扫帚，钻进那如密集的冰雹下落的场面中，把那些杂物扫向一边。
　　这时，耳边如同一个炸雷震得我心胆俱裂：＂活哪有你这么干的？＂
　　随之我手中的大竹扫帚被人抢夺去，我一看原来是咱小队的队长，他拿起那把扫帚把那落地的杂物往高粱堆上扫，再把那杂物虚浮着扫帚拨在一边。边干边说：＂这活是这么干的＂，又把扫帚怼到我的手上忙别个去了。
　　这次打场收拾完事已是下半夜一点来钟了，各自回家。
　　回到家中，把这套衣服从里到外全脱了扔到外面，认真地把身子彻底地冲洗，这时才觉得后脖梗子，前后胸，胳腋窝一片小红点，刺挠疼痛，过有半个来月才逐渐消失。
　　这是那高梁挠子的尖毛碎屑扎入皮肤所引起的反应。
　　多数庄稼人年年必经过的过程。
　　农田地的活忙完事了，县里组织水利工程大会战。
　　咱小队派去三个社员，我荣幸地摊着了，那是个肥差。
　　那比在家农田干活一天多挣二分工，在家干一天一等劳动力给十五分，我去那离家二十多里地的工地，那一天给记十七分。
　　我的一个邻居，他是坐地户，他想去没派他去，他酸我说：＂你会来乎事，若不然能抡到你呀＂？言外之意是我给队长送礼了。
　　冲日头说话，我躲队长还来不及呢，我还往他跟前凑？
　　我在县里（水利工程工地抬大泥筐）工作了二十来天，那伙食好，顿顿高梁米干饭，那高粱米雪白，不像咱自己家领那高粱为了多出米，在磨米时就磨两遍，那高梁米煮出的饭是红色，还带有糠的涩味。
　　咱们会战那伙房煮的高粱米是磨三遍皮，那一斤高梁顶多能出六两半米。
　　那顿顿的菜也好吃，大白菜切的丝，里边还有几片五花三层的猪肉片，那猪肉片有扑克牌大小，有筷子头厚，那菜汤浮头有一层厚厚的金黄色的豆油，我每顿能吃两二大碗带点小尖的高梁米干饭，还吃一二大碗干乎乎的带有四五片猪肉的熬白菜。
　　我在那工地上干活，那里人山人海，红旗招展，广播喇叭播放着雄壮高亢的革命歌曲，还有各个工段的先进事迹。
　　人们争先恐后，抬着满满的沉重的泥土，挥汗如雨的抢夺工程进度。这是实话，谁也不想让别个大队落下。
　　我在那干了二十来天，一次大队（当时各个任务段以大队为单位）放假一天，让回家看看，取些什么个人应用的东西。
　　我回到家中，我那房东说我胖了，脸上都起亮光了。
　　那里的伙食那么好，油水那么大，我能不胖吗？
　　咱小队的队长找到我，跟我说：＂公社的联合厂决定，这次这些修水利的人员，划归公社联合厂人员，由公社联合厂到月给开资，也就是成为社办工人了。考虑到你二哥（我是老五）三十来岁了还没搞对象。不管怎么样，当工人比当社员名声好听，搞对象也能好搞点，你就回来上小队干活，让你二哥顶那个窝。＂
　　我一听，我能说什么？咱家自个都想不到的事，队长已经想到了，这毕竟是为咱家好，我只有点头答应，心里佩服加感激了。
　　我回来以后，到小队等候队长派遣活干。
　　队长看到我说：＂你顶你二哥那个窝，去副业上去筛石渣＂
　　我当时听到我们队长安排我去搞副业筛石子时，我一开始感动得语无伦次地说：＂队长，你对咱家够好了，好事別尽着咱一家来，这样其他社员会有意见的。我干点什么都行。＂
　　那队长用他那令人害怕的眼神瞅了我一眼，凶巴巴地说：＂叫你去，你就去得了，哪那么多废话！＂把我吓得一声也没有。
　　我第二天与我的两个哥哥到那干活场地一看，那里除了我家哥三个，还有四个人。
　　我们边干活边唠嗑，我才知道，这不是只照顾我这个根正苗红的贫农子弟，那四个人全是富农子弟，其中一个的父亲还是有历史问题的（伪满时期给日本人当过翻译）。
　　这不是仅仅让我挣高工分，高补助，这是在为小队创造财富。我们每个人一天的劳动除掉给我们的工分折钱加补助费外，能给小队增加十了元钱的收入。
　　我是自个儿自作多情了。
　　现在的人们一说到生产队，都摇头否定。
　　我是从那个时候走过来的，我太知道这些人的心理了，一句话，有人管着你，你不自由，象小学生一样，不愿意受拘束。
　　可是没有老师拘束，监督，引领，你能自己成长当然更好。
　　可是你看现在的那些大学毕业生，可以说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想进体制内当公务员，公务员受各种纪律约束，任务压迫，他们自由吗？
　　既然不自由，为什么还要追求那种生活呢？
　　人在体制内有一种归属感，安全感，这不是用金钱衡量的，也不是自由所能比拟的。
　　生产队有队长为你的事操心，着想。
　　这不是队长的个人有多厉害，是他在这个集体的体制内，他身后上边是我们强大的国家，生产队是国家在农业上的一个最基层的最具体的一个组织，当社员谁家有什么具体的困难时，有一个实在的触手可及的一个能解决并且必须得给解决的实在的存在，而不是有宣传说向社会上呼吁好人来献爱心的凭侥幸来解决。
　　人们在生产队里生产生活，尽管自家一年的收入不多，但你若是真需要大量用钱时，他可以说是要多少有多少。因为他是掌握着全小队几百家共同的财富，而这几百家共同的财富队长他自己一分钱也拿不到自己家去，因有这几百家社员共同监督和上级定时与不定时的检查和重点检查。
　　当哪一个社员家中出现个人克服不了的困难时，小队会以全小队的力量出手相助，这是小队长义不容辞的责任。
　　全小队一家家社员都有一个共同的家，那就是生产队。
　　而这个共同的家的大家长就是这个小队的队长。
　　农村生产队，个人能力也可以有有效的发挥。
　　＂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我的老实，听话，胆小，忍让的特点，早被队长看到眼里，在搬到这个小队不到四个月，就把我安排为这个小队的仓库物资保管员，随后又让我接任现金出纳员，过了一年，又逼我接手了小队的主管会计。
　　我有一天中午，咱小队的那帮车老板到生产队套车，即把牲口往大马车辕子里牵，我说：
　　我什么时候能熬上赶大马车的？
　　忽然听到有人臭唧唧的说：
　　＂你八辈五也不行！＂
　　原来是咱小队的队长从大门口走来，听到了我说的话。
　　尽管这句话损得我一点面子也没有，但我自己也知道，我不是能赶大马车的料。
　　有人说我是生产队时期的既得利益者，我可以说我们全小队的社员乃至我们的现在的所有人都是生产队的既得利益者。
　　人希望自由，但没有人管也不行。
　　一个小家庭内还有一个管家婆嘟嘟囔囔的说你这没干好，那你应该做你没做。
　　只有她的督促，管束，才使这个家像个家，出门才像个人。
　　在生产队，每一个人都有工作做，不管是新下学的学生，七老八十的老者，那时城里安排不下的下放职工，知识青年，乃至迷途归来的刑满释放人员，都有一份相应的工作。
　　人人兴高采烈，人人安居乐业，人人婚姻美满，家家孩子好几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