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的佛教汉晋南佛教的源流与变容是怎样的？

　　汉晋南佛教的源流与变容
　　佛教自印度诞生后，由于支持刹帝利贵族和吠舍商人集团反对婆罗门祭司，同时又用轮回转世之说将民众导向虚幻的来世，很快便得到了统治集团的赏识，并在历代统治者，特别是阿育王的支持下走出印度次大陆，向北进入中亚，并孕育出了大乘佛教。
　　大乘佛教超越了身份、血缘、民族和国家的界限，强调普度众生、救济天下，同时摒弃了繁杂的教理和严格的苦修，又把释迦神化而加以崇拜。在大乘佛教以及希腊文化的影响下，佛像和寺庙获得了巨大发展，逐渐成为佛教的象征。为了获得统治者的支持，僧侣们还在理论上将造寺立佛定位成最大的功德，创造、发展了弥勒信仰和净土信仰，将统治者尊为未来佛，把统治者与臣民的关系定位为救济者与被救济者，增强统治的神圣性。
　　1世纪以后，在贵霜王朝的支持下，佛教逐渐进入中国。塚本善隆指出，中国具有＂对佛教进行综合、选择和发展的宿命＂。山崎宏指出，＂东亚佛教就是中国佛教＂。这不仅是由于日本佛教都是来自于中国，更是因为庞大的汉译佛典的存在。日本和均没有翻译佛经的过程，时至今日都是直接采用汉文佛经，这也就注定了日朝佛教要受到中国佛教性格的规定。
　　关于佛教传入中国的情况主要有种说法。范晔《后汉书》所记汉明帝夜梦金人的传说：＂世传明帝梦见金人，长大，顶有光明，以问群臣。或曰‘西方有神，名曰佛，其形长丈六尺而黄金色。’帝于是遣使天竺问佛道法，遂于中国图画形象焉。＂
　　虽然这两条记载作为史实均不可信，但考虑到汉武帝开拓西域以后汉帝国与西域、天竺的交流以及其他文献和考古资料的情况，佛教在公元前后进入中国当属无疑。由于当时大乘佛教方兴未艾，因此初期的中国佛教以小乘为主。而造寺立佛的传统则迅速传入中国，这从＂金人＂一词以及白马寺创立的传说中即可察知，此后也一直是中国人崇佛的重要表征。
　　中国已有成熟的思想体系和发达的语文系统，但佛教毕竟已经在与各种文化调和的过程中积累了足够的经验，很快就找到了自己的定位。主张合理主义、现世主义的儒学和贵虚隐世、追求长生的道家方术均无法很好地回答关于来世的问题。于是，佛教并非依靠教理，而是凭借成熟的轮回转世与极乐净土之说，在主动依附儒学与道教的同时，迅速作为一种鬼神祭祀之术而被中国人所接受，这一特征一直延续到两晋时期。汉晋时盛行谶纬，僧侣们就以中国古典解经，创造了格义佛教，如《高僧传》称：＂雅乃与康法朗等，以经中事数，拟配外书，为生解之例，谓之格义＂。
　　另一方面，当时民间方术盛行，佛教也依附于方术盛行于贵族之间，最有名者当属楚王英＂晚节更喜黄老，学为浮屠斋戒祭祀＂的记载。至汉桓帝＂好神，数祀浮图、老子＂，又有襄楷上桓帝书云：＂闻宫中立黄老、浮屠之祠神遗以好女，浮屠曰：‘此但革囊盛血。’遂不眄之。其守一如此，乃能成道。今陛下艳妇奈何欲如黄老乎？＂又有《魏略·西戎传》所言＂浮屠所载与中国老子经相出入，盖以为老子西出关，过西域之天竺，教胡＂等老子化胡论的出现。可见，将佛陀视为＂神＂而与黄老相混淆是中国早期佛教的重要特征。
　　随着汉帝国的崩溃和儒学统治地位的动摇，佛教也呈现出新面向。一方面，起始于汉桓帝时期的译经活动迅速发展，佛教教理通过与魏晋玄学的相融而逐渐传布。另一方面，佛教神异故事大量出现，表明在这一时期，佛教通过强调更为优越的咒术灵验性，吸纳各地的杂神和祖先信仰，借助战乱造成的人心动荡而实现了巨大的发展。皇帝也惊叹于佛教的神异灵验，例如＂魏明帝曾欲坏宫西佛墙。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汉桓帝时还只是＂百姓稍有奉者＂的佛教，迅速得到统治阶级的青睐，到西晋时期已发展为＂洛中佛图有四十二所矣＂。东晋时期佛法更盛。参照《佛祖统纪》中东晋历代皇帝敕建寺的记录，晋室诸帝尊崇高僧竺法雅的事迹以及孝武帝创设内道场的记载，则东晋帝室之崇佛可见一斑。此外还有诸多官僚贵族的崇佛事例，例如何充＂居宰相性好释典，崇修佛寺，供给沙门以百数，靡费巨亿而不吝也＂。而伴随衣冠南渡，佛教的分布地域也进一步扩大，武昌、广州、建业等地均成为佛教重镇。
　　不过，东晋佛教虽然繁荣，但仍局限于贵族佛教和鬼神祭祀的范畴，未能彻底与玄学分离。而在皇权不振的东晋，佛教也未能实现上的蜕变。使佛教成为一个完全独立的宗教，并在文化上占据重要地位的是胡族统治者。如石虎所言：＂朕生自边壤，忝当期运，君临诸夏。至于饗祀，应兼从本俗。佛是戎神，正所应奉。＂少数民族统治者崇信佛教显然有与汉族文化相对抗的意味。石勒、石虎与佛图澄、苻坚与道安、姚兴与鸠摩罗什、沮渠蒙逊与昙无谶等君臣组合均成为后世佛教史上的佳话。
　　北方佛教获得了飞跃式的发展，至北魏太和元年，已有＂四方诸寺六千四百七十八，僧尼七万七千二百五十八人＂。佛教的高速发展催生了僧官制度的创设，同时也激化了王权与佛教之间的矛盾，这从十六国以来多次发生的强制性检校僧尼检、勒令还俗，甚至大规模的废佛事件中得以体现。在这种趋势中，十六国佛教主要在以下三个方面发生了变容，继而决定了东亚佛教的性格。
　　其一是大乘佛教的兴起。1世纪以来，贵霜一直是大乘佛教的主要活动中心。但3世纪以降，贵霜帝国急剧衰落，北有嚈哒，西有萨珊波斯，南有笈多王朝，三面环敌，战乱不止，到4世纪初彻底灭亡。而当时的西域正处于张氏前凉的稳定统治下，因此包括许多大乘佛师在内的印度和中亚人向东迁徙，推动了大乘佛教的向东传播。
　　376年苻坚灭前凉而收复西域，大批僧侣被迁往关中，其中就包括鸠摩罗什。《高僧传》称罗什译经＂三百余卷＂，其中就有大乘经典《仁王经》。罗什及其弟子贬斥小乘，将以龙树学为代表的大乘佛教传播到中国南北。稍后又有昙无谶译出《金光明经》。通过罗什以降诸多高僧的活动，到南中后期，大乘佛教已成为中国佛教的主流。
　　其二是神异灵验的发展。佛教中本不存在咒术与灵验的成分，但是在与婆罗门教的交往中，僧侣们开始出于传教的便宜而采用咒术，这在大乘佛教中尤为兴盛，最终演化出了密教。佛教在进入中国后也迅速与民间信仰相结合，神异灵验成为佛教与主张现世主义的中国文化的接点。
　　如上所述，汉晋时期已有许多灵验记事，不过大多是停留在日常生活的层面上，例如治病、祈雨或是除去各种灾害。不过在北方，普遍存在的社会不安进一步催生了对佛教灵验的期待。＂咒术灵验已成为高僧身份的必要资质＂，而佛教的灵验也扩大到军事方面，开始直接为统治服务。例如石勒初见佛图澄就是由于感叹其对于军事行动的预知能力，在回师时又由于听从了其预言才得以胜利。不仅如此，这一时期，诸如佛图澄、道安等佛教高僧开始充任军国顾问，在上掌握了相当的话语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