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五代十国前后的开封，通过城市环境，感受古都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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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的河南开封，五代时期称汴州，又名大梁、夷门。得益于优越的区位优势，后梁、后晋、后汉、后周四个中原王朝相继以此为都，将其从唐代中后期的经济、军事重镇提升至首善之域。  一、五代之前的汴州城
　　汴州城有很长的城市史，城市建设开始于先秦时期的魏国都城大梁。先秦的大梁城，其位置据考查在今开封城偏西北一带。
　　（一） 五代之前汴州城的发展脉络
　　春秋时，今开封境已有两城，启封和仪。后来的汴州城，即是在仪这座城邑上逐渐发展起来的。
　　开皇三年，隋朝对州郡进行了调整，陈留郡被废，浚仪县城成为汴州、浚仪县两级政区治所。大业三年，隋扬帝一度废去汴州建制。不过，至义宁元年，汴州复置，浚仪县城仍为州、县两级政区治所。武德四年，唐置汴州总管府，梭仪县城升为汴州总管府、汴州、浚仪县三级政区治所。 梭仪县城作为三级政区治所的＂待遇＂，一直存在于有唐一代。
　　经历了＂梁都＂的昙花一现之后，浚仪县治沦为一般县城。司马迁曾实地勘察大梁旧地，以＂大梁之墟＂来形容其面貌。梭仪县城是在魏国国都大梁城的旧基上逐渐修葺重建的，＂大梁之墟＂反映出汉武帝时凌仪县城的残破凋零景象。由于地处中原地区，战乱对城市的冲击与损毁在所难免。
　　然而，浚仪县城在很长时段，尤其是西晋之后，一直作为两级或三级政区治所，既有的城市规模，很难满足政府衙署、民众的大量迁入。加之历史时期对汗水的利用，如北魏在与南朝作战时，为充实边境、解决前线的军馆问题，曾在通往前线的水路旁设有八处粮仓，浚仪就有其一，对梭仪县城的发展固然有促进作用，但也加剧着其拥挤程度。
　　因缺乏史料记载，尚不知李勉扩建之前汴州城的城市规模。但大致推测，较扩建之后的规模应有一定距离。晚唐刘宽夫曾言城内＂丞相治所，鹤鹭成列＂气表明汴州城内的政府衙署内尚有一定面积的水塘。＂当天下之要＂的汴州城有如此盛景，怕是扩建之前的汴州城所不能容纳的。
　　（二）隋唐大运河对汴州城的影响
　　鸿沟以大梁为中心，便利的水运网（图对其成为战国时期全国性的商业中心地位、诸侯福辏的中原重镇，起到了巨大的作用。然而，鸿沟的开掘也打乱了大梁周围诸多水系的流路，特别是公元前年秦将王贲＂引河沟灌大梁＂之后，其水网更为紊乱，加之该地域地势低平，逐渐形成了＂卑湿＂的地域环境，对城市的发展和城市环境的改善有较多不利影响。
　　秦汉以后，鸿沟演变为汴渠，三国、两晋、南北朝时，运河工程不断发展，已形成北方运河系统，并以汴渠和白沟为骨干，初步形成了沟通江、淮、黄、海四大水系的人工河运网。
　　黄河至汴州城的汴渠北段已可通航，其与开皇四年开凿的广通渠相连，扩大了关中物资供应的受纳范围，对汴州城的发展也是莫大的促进。
　　繁荣的工商业赋予了汴州城新的城市特点，尤其是＂向街幵门＂，对于彼时严格的坊市制度实属显著的突破。然而，这一现象因违背既有的坊市规制，不利于安定政治、社会秩序的有效维护，招致了隋文帝的反感。
　　唐代大运河对汴州城的影响，大致可以安史之乱为界，分为两个阶段。前期为政治起，后期为经济、军事起。就前期的政治幅起而言，主要体现在以汴州城为治所的监察区的扩大上。唐初，因军事性质的总管府置于汴州城，可视其为中等级别城市。汴州作为全国二十四都督府之一，监察区包括宋、蔡、曹、滑、许、陈、颍七州较汴州总管府所辖区域有较大增加，汴州城路身全国大城市行列。
　　安史之乱以后，汴州经济崛起，具体表现为经济地位和职能的迅速提升。汴州城从此成为黄淮地区的重要市场，肩负着稳定国家经济秩序的重要职能。
　　与经济繁荣、人口增长不相适应的，是汴州城的城市规模。之前的城市面貌如何，假设其面积只有李勉扩建之后规模的一半，且以天宝年间汴州＂户十万九千八百七十六，口五十七万七千五百七＂计算，每人约可占用平方米气这一数字尚未把城中为数众多的游人、商贾、大户人家的侍从等群体统计在内。由此，足见汴州城人口密度之高。
　　总之，五代之前的汴州城，由凌仪县城发展而来。从先秦时的魏都，到秦汉时的县城，再到南北朝以来的郡城、州城和唐代中后期全国意义上的经济、军事重镇，演绎出大起大落后又逐渐上升的成长曲线。
　　至于隋唐大运河对汴州城的影响，是颇为深刻的。安史之乱前，其影响主要体现为政治地位的上升；安史乱后，特别是刘晏的槽政改革，推动了汴州经济地位的起。随着唐末时局的变化，大运河衰落，汴州城在经济方面受到了一定影响，但其显要的军事地位，仍助力其作为一方大城的地位。
　　二、后梁至后周扩建前的汴梁城市环境
　　天祐四年（907），朱温篡唐立（后）梁，幵启了历史上的五代时期。汴州城由宣武军节度使驻地转变成为中原王朝的都城，骤然提升的政治地位和诸多衙署、官民的涌入，对汴州城造成了一定的空间压力。
　　汴州城所承载的环境压力，在五代前、中期的大部分时段，由于皇帝驻禅之地的变化、王朝的迁都等因素而相对轻缓；时至五代后期，其环境压力呈现逐渐严峻之势，最终促成了后周世宗对汴州城进行的较大规模扩建。
　　（一） 汴州城的城市环境
　　上文阐述了影响汴州城市环境的自然要素和社会要素。由于五代时期汴州城的城市规模、地理面貌几无变化，因此，诸多自然与社会要素对汴州城市环境的影响，最终体现在公共环境的好坏上。
　　1、公共环境与设施
　　五代时期汴州城的燃料供应，应是比较缺乏的。汴州城周边高大林木本来就不多，加之万上下的居民数量，燃料供应形势颇为严峻。
　　由于唐宋时期建筑多以木质结构为主，为火灾的发生埋下了极大隐患。五代时期的杭州、金陵等城市，都发生过严重的火灾。汴州遭遇的数次变乱，也多是兵士借纵火之机而大肆劫掠的。五代末期，随着汴州都城地位的稳定，民众大量涌入，侵街现象普遍，尽管后周世宗增筑了汴州城，但迫于众多的人口和麟次伟比的建筑，北宋时东京火灾频发，防火形势依然严峻。
　　汴州城的供、排水系统，在五代时期或也不够乐观。北宋时东京的供水以地面水为主，其中金水河占较大比重，同时也兼及地下水。然而金水河开凿于北宋初年，五代时期汴州城的供水应多来自汁河之水。汁河之水源自黄河，多泥沙，民众饮用前需要沉淀。至于地下水，后周世宗筑罗城时允许在较宽的街道旁＂掘井＂，或暗示之前的汴州城内，水井应相对较少。
　　排水系统，或也不及北宋时期发达，只是在人口相对较少的五代前、中期，问题表现得不够明显罢了。后周时，两个君主都比较重视城墙和沟渠的规划和建设，对既有的排水系统应有一定程度的改善。然而，即便是北宋时对其加以继承和完善，同时又有蔡河、五丈河等穿城河道，仍没有很好地解决东京的城市供、排水问题，水源卫生总体状况呈不断恶化的趋势。
　　为数众多的汴州城内人口，给居住环境带来了很大压力，特别是水、旱等灾害发生，或城市废弃物得不得及时处理时，很容易引发疾疫的出现与传播。五代时期汴州城内外有较多的水域，加之气候又以温湿为主，为蚊虫滋生、病菌传播创造了条件。
　　2、基本面貌
　　由于五代时期汴州城的规模相对固定，人口的多寡成为除天气状况外，可以左右城内城市环境趋优转劣的主要因素。
　　五代时期的汴州城，经历了较为频繁的社会形势变化，其作为政治、军事地位显赫的北方重镇，人口自然也随之有较大波动。然而，也正是其显赫的政治、军事地位，注定了城内即便是在特殊时期仍会有一定的人口数量（战争时期除外）。
　　（二）
　　汴州城居民的反应
　　居民对城市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是城市的主体和活力之源，参与着对城市的塑造。汴州城作为五代时期四个王朝的都城，居民自然为数众多，上为皇帝权贵，下为平民大众。他们对汴州城市环境的好坏，都有相应的反应。
　　1、皇帝
　　皇帝作为政权的最高统治者，任何举动都备受瞩目。而其对城市环境的反应，除体现在言行层面，一些特定的举动也颇值得玩味，尤其是临幸都城郊外皇家庄园的行为。然而，皇家庄园的兴建，是与都城地位的稳定与否紧密相关的。五代时期汴州城外的皇家庄园很多，如南庄、西庄、大年庄、玉津园等，但最早见于史书的时间为后晋末帝时。或许可以说，因为之前的汴州城都城地位尚待稳定，驻跑于此的诸多皇帝并未在汴州城外修建离宫别院。
　　2、官宦
　　相对有限的汴州城市面积，同时要容纳宫城、政府衙署、军营、官宦府第、街道、市场、民居等建筑与设施，必然存在彼此冲突之处。享有特权的官宦阶层，不甘于城内府第有限的面积以及由此带来的不够适宜的居住环境，进而釆取了诸如侵占邻舍、至城外置园等手段，以为自己和家人营造一个更为适宜的居住环境。
　　3、民众
　　五代时期汴州城市环境的好坏，在排除气候、战乱等外部干扰的情况下，主要纠结于既定的城市规模和不断变化的人口数量上。人口增多，城市空间就显得相对趋于紧张，城市环境也就随之趋于恶化。人口减少，城市空间在一定程度上得以释放，城市环境则得以改善。
　　皇帝频繁临幸城外庄园，官宦营第于他处，民众则无奈地忍受着既有的状况。一切的一切，推动着汴州＂扩城运动＂的酝酿与实施。
　　三、总结
　　进入五代后期，特别是后汉与后周时段，汴州城的都城地位稳定下来。诸多政府衙署、民众的涌入，给汴州城造成了巨大压力。居民侵街为舍，而城市空间却相对有限，造就了＂屋宇交连，街衢湫溢，入夏有暑湿之苦，居常多烟火之忧＂的城市环境，与其都城地位极不相称。皇帝，特别是后周太祖，通过频繁地到城外庄园临幸来回避如此的窘境；朝中权贵，也在汴州城外构建苑囿；官宦则多在陪都洛阳另建府第，作为其颐养天年之所；而普通民众，因经济等条件有限，只得默默忍受着恶劣的生活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