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务运动使中国初现封建军事资本主义雏形，但最终为什么没有成功

　　洋务派在30多年的洋务活动中，相继开办了几十个近代化的军工与民用工矿企业，兴办了轮船、铁路、电报等新式交通运输和通讯企业、并建立了近代化的海军和各种洋务学堂。
　　这在世界资本主义频频入侵，商战、兵战纷至沓来的时代，具有明显的现实意义，是他们在西方国家商品重炮进攻面前＂不想灭亡＂而＂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的进步表现。
　　洋务派利用国家的资金和手中的政权创办矿山、铁路、轮船、电报等大型企业，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也是必要的手段。原因是中国资本主义的因素本来很弱，民间很难筹办大企业；再是这些企业的产销或经营（如铁路）是跨省区的，如果没有国家出面经办，民办则难以打通关节以克服各地封建势力的阻碍；三是一些大型新式企业需靠国家的资助和保护。
　　因此，洋务派以国家的名义和财力出面经办大企业的做法并非过错。但是，洋务派只注重采用西法练兵和办企业，而不去改变腐败落后的社会制度，只是在封建制度的母体上＂嫁接＂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枝芽，其结果必然形成＂新其貌，而不新其心＂的怪现象，特别是企业经营管理腐败，以及当事人的种种营私舞弊和贪污中饱等腐败行为，严重阻碍了新式企业的发展进步。
　　以＂求强＂、＂求富＂为旗帜的洋务运动，始终以增强近代化的军备为核心，以强化清朝国家权力为准的，并以军工企业带动近代工业的产生和发展。
　　他们建立的一批近代化军工、民用企业，促使封建自然经济解体和民族资本主义产生，使资本主义经济成分在社会经济中明显增长，新的阶级应运而生。
　　就此而言，洋务运动促进了中国社会的半封建化，这比长期封闭的、几乎是单一的封建自然经济一统天下的封建社会是个进步，而不是倒退和反动。
　　事实上，利用封建国家权力集中力量优先发展近代化的军火、造船等工业以带动资本主义发展，充实和巩固封建国家政权而不触动维护皇权的根本制度，也不去触动或很少改变农村中的封建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封建主义因素，这几乎是东方封建国家在西方资本主义侵略威胁下通常选择的自强道路。
　　这是一条畸形的向资本主义转化的道路。从实质上说，洋务运动是封建军事资本主义的雏形。日本和俄国沿着这条道路取得了成功，最终成为封建军事帝国主义。但在中国没有成功，至多达到半封建化的程度。究其原因有四：
　　首先，封建专制主义根深蒂固，皇帝极端专权，不允许洋务派官僚在地方上过分膨胀兵力，往往以清议和言官舆论加以掣肘，或直接以谕令横加干涉。
　　因此，使洋务派的练兵形同点缀，军工、民用企业等洋务活动也不能放手为之。例如，曾国藩攻灭太平天国后，立即遣散大批湘军，以免犯忌。又如，奕诉、李鸿章、左宗棠等常常发出洋务事业受人掣肘、自己也屡遭参劾的慨叹。
　　其次，以封建自然经济为支柱的社会经济基础十分薄弱，不可能为先进的军备提供应有的财力、技术和设备。即使勉强从外国引进一些尖端技术和炮舰军火，也无力经久支撑局面。
　　再次，封建顽固势力强大，盲目排外，反对引进西方一切新事物。甚至，＂一闻修造铁路、电报，痛心疾首，群起阻难，至有以见洋人机器为公愤者＂。他们更反对进行社会改革。
　　在顽固势力层层阻挠下，洋务派只是在一片骂声中举办一些军工和民用企业，而没有改变封建制度。因此，洋务运动虽然引进了西方机器生产，但它不可能为资本主义发展扫清道路。
　　最后，外国资本主义的牵制和洋务运动自身的缺点，使其不能实现预定的目标。
　　总之，从洋务运动兴衰的过程可以看出，在兵战、商战纷至沓来的19世纪后半期，洋务派以举办洋务的形式学习西方的种种努力，正是他们面对资本主义席卷世界的激流漩涡，不忍国家灭亡而勇于抛弃＂华夷之辨＂的陈腐教条，发愤为雄，积极谋取自强自立的有益尝试。不管洋务运动自身有多少严重缺陷，但在中国人民尚未摸索到正确的救国救民道路以前，洋务派谋求自强御侮的进取精神，应当给予适当的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