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辞赋之祖爱国魂

　　行吟泽畔楚大夫——屈原其人其事
　　屈原名平，字原，战国中期楚国人，其生卒年现已不能确知。后世学者根据他在《离骚》开篇的自述，推断屈原大概生于公元前340年左右；另因屈原写过《哀郢》篇，而秦军攻破楚国郢都是在公元前278年，所以学界普遍认为屈原当卒于这一年。作为诗人的屈原，是如何成为爱国主义精神象征的呢？要解答这个问题，还要从他的生平中寻找答案。
　　我们知道，战国有所谓＂七雄＂，即齐、楚、燕、赵、韩、魏、秦七国。在这七个诸侯国中，楚国又是一个地大兵多、历史久远的老牌强国。公元前340年，楚威王即位，他是楚国的一位英主，在位期间一举打败齐国，把疆域扩展到沂水流域。威王去世后，其子怀王继位，又打败了东方的越国，奠定了楚国东至大海、西至巫山、南至五岭、北至汝颍沂泗的疆域。屈原的少年时代，可说是伴随着楚国的兴盛度过的。
　　屈氏家族是楚国名门，也是楚王的同族。直到战国中期，屈氏仍是楚国王族的重要支系，与昭氏、景氏鼎足而立，楚王还特别设立了＂三闾大夫＂一职来管理这三个支系的子弟。正因为出身于显赫的家族，屈原不但受过良好的教育，以博学著称，而且进入仕途后一路平步青云，三十岁左右就做到了仅次于令尹（相当于宰相）的＂左徒＂。这一时期，屈原深受楚怀王信任，＂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可以说是楚国的重臣。
　　然而好景不长，楚国的另一大臣上官大夫妒忌屈原的才能，又嫉恨他受怀王宠信。于是，上官大夫开始向怀王进谗：＂屈原为您起草政令，每当政令公布时，屈原都自居其功，声称‘不是我的话，没人能写出来’。＂听到这番话，怀王开始逐渐疏远屈原，还把他从左徒改任为三闾大夫。从此，屈原被排挤出了楚国的政权核心。
　　被疏远的屈原对怀王感到非常痛心，他写了一首长诗，名为《离骚》。据司马迁解释，＂离＂是＂遭受＂的意思，＂骚＂是＂忧愁＂的意思。也就是说，这是一首抒发屈原内心忧愁情感的诗。在诗中，屈原讲述了自己的家世和经历，表露出对怀王的失望与对进谗者的愤怒，同时也表达了自己坚持追求真理、愿与国家同休戚、共命运的坚定信念。屈原后半生的悲剧命运，自此已经初见端倪。
　　楚怀王十六年（前313），秦国意欲攻齐，但顾忌楚国和齐国有盟友关系，担心楚国发兵救齐。为了解除威胁，秦国派张仪入楚，劝说怀王与齐国断交，许诺将商於之地六百里割给楚国。怀王贪图这块土地，为张仪所欺骗。最终，楚国不但没有获得土地，还被秦军打得大败，丢了汉水流域的大片领土，连韩国、魏国也来趁火打劫。这时，楚国的局势非常窘迫，急需齐国援助，而齐国对楚国之前主动断交的行为怀恨在心，坐视不理。在这一危难关头，屈原临危受命出使齐国，经过一番努力，终于缓和了齐楚关系，使楚国在困境之中得到了一个喘息的机会。
　　此后，楚国的外交方针举棋不定、变幻莫测，最终引发了齐、韩、魏三国联军攻楚。楚怀王送太子入秦做人质，求得秦国出兵，挽救了楚国。然而，在秦国做人质的楚太子杀了一名秦国大夫，私自逃回了楚国，秦楚关系彻底破裂。
　　楚怀王三十年（前299），秦昭王在攻占楚国八座城池之后，派人向怀王示好，希望怀王到秦楚边境的武关参加会盟。怀王犹豫不决，既怕拒绝会触怒秦国，又怕去了会遭到秦国欺诈。屈原和另一位宗室大臣昭雎都说：＂秦国是虎狼之国，不可信，且有吞并诸侯的野心。＂怀王有一个名叫子兰的儿子，认为如果不去，会使楚国丧失秦国的欢心。怀王思前想后，最终决定前去会盟。他到了武关之后，秦国就封闭关口，把怀王劫持到咸阳，逼迫他割地。怀王坚持不肯，试图逃回国去，却被捉回，三年后病死在了秦国。
　　怀王被劫持后，楚国立他的太子为王，是为顷襄王。顷襄王任命弟弟子兰为令尹。楚国百姓对子兰很有意见，认为怀王入秦就是子兰挑唆的。这时楚国的局势非常不妙，秦国夺取了楚国十几座城池，楚军死者数万。屈原愤于国势倾颓，在诗篇中表达出期望楚王近贤远佞、改弦易辙的想法。令尹子兰听说后大怒，让屈原的老对头上官大夫在顷襄王面前说屈原的坏话。终于顷襄王被激怒，将屈原流放到＂江南＂（即长江以南的沅水、湘水流域）。这时的屈原约四十岁，正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年龄，却因为被当权者排挤，被迫过上了＂放废＂的生活。
　　如果屈原是个庸人，或者对楚国的前途已经灰心丧气，尽可以安心享受这＂曳尾泥涂＂的流放生活；然而，屈原始终保持着对政治的高度关注，以及对振兴楚国的期盼。他心忧国事，以致＂被发行吟泽畔，颜色憔悴，形容枯槁＂，有人劝他和光同尘，他也不改其志。从他流放期间写下的诗句可以看出，屈原已经不指望楚王起用自己，但仍盼望楚国能够重整局面，改变怀王统治后期以来南风不竞的现状。可惜，新上台的顷襄王既深信令尹子兰等人，又限于楚国的国力不足，长期采取与秦国和亲的政策，直到顷襄王十八年（前281），才筹划与齐、韩等国合纵抗秦。此后三年，楚国连吃了三场大败仗，连楚国的国都郢也被秦国攻陷，历代先王陵墓所在的夷陵亦遭焚毁。郢都的陷落，让年过花甲的屈原对统治者彻底失去了信心，大概就是在这一年，他自沉于汨罗江。传说，《楚辞·九章》中的《怀沙》一篇，就是屈原投江前写下的遗作。
　　龙舟争渡祭英魂——端午节与屈原传说
　　屈原死后不到六十年，楚国就被秦国灭亡了，屈原念念不忘的复兴楚国事业最终化为泡影。但是，这并不影响后人对屈原的敬爱与仰慕。司马迁年轻时周游天下，为撰著《史记》收集素材，到过屈原被流放的沅湘流域。他说：＂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适长沙，观屈原所自沉渊，未尝不垂涕，想见其为人。及见贾生吊之，又怪屈原以彼其材，游诸侯，何国不容，而自令若是。＂《史记》中还特别为屈原立了传。
　　与司马迁用＂书于竹帛＂的方式来纪念屈原不同，长江流域的人们在纪念屈原时使用了一种更为朴素的方法。南朝梁人宗懔的《荆楚岁时记》记载：＂五月五日竞渡，俗为屈原投汨罗日，伤其死，故并命舟楫以拯之。＂宗懔是荆州人，熟悉楚地的文化。他在书中提到五月五日＂俗为屈原投汨罗日＂，可见此时民间久已将五月五日端午节与屈原联系在一起；而民间将龙舟竞渡的习俗归因于屈原投水后民众划船抢救他的行为，更体现了百姓对屈原的怀念之情。
　　无独有偶，另一位梁人吴均所撰的《续齐谐记》也记载：＂屈原五月五日投汨罗水，楚人哀之，至此日，以竹筒子贮米投水以祭之。汉建武中，长沙区曲忽见一士人，自云三闾大夫，谓曲曰：‘闻君当见祭，甚善。常年为蛟龙所窃，今若有惠，当以楝叶塞其上，以彩丝缠之。此二物，蛟龙所惮。’曲依其言。今五月五日作粽，并带楝叶、五花丝，遗风也。＂如果我们认可吴均的说法，则投＂竹筒子贮米＂——古代粽子的雏形——祭屈原的风俗至少起源于东汉以前，甚至有可能是战国遗风。可见即使屈原去世，人们对他仍念念不忘。
　　其实，五月五日并不一定真是屈原自沉的日子，从民俗的角度说，这一天是古代观念中的一个＂恶日＂。说屈原在五月五日去世，可能是因为当时的人们觉得这个日子不吉利，所以把屈原去世这一不幸的事件附会在这一天。
　　更有意思的是，五月五日的竞渡等活动到底是在纪念谁这个问题，至少在南北朝时，各地还有不同的说法。《荆楚岁时记》在引述＂赛龙舟是为了纪念屈原＂的说法之后，又说：＂邯郸淳《曹娥碑》云：‘五月五日，时迎伍君逆涛而上，为水所淹。’斯又东吴之俗，事在子胥，不关屈平也。越地传云起于越王勾践，不可详矣。＂就是说，另有纪念伍子胥、源于勾践等不同说法。从这条记载看，当时的湖南、湖北人民与江苏、浙江人民在这个问题上有分歧，都偏向自己的＂老乡＂。然而，到了唐代，大家就普遍认为五月初五的投粽、竞渡、系五色丝线等民俗活动是在纪念屈原了。究其原因，大概还是因为屈原的爱国精神更受人尊重吧。
　　至于＂端午节＂这个名字的产生，我们可以向上追溯到魏晋时期。生活于孙吴之末、西晋之初的周处曾著有一部名为《风土记》的著作，记载他的家乡阳羡的风土人情，其中就提到：＂仲夏端午，谓五月五日也，俗重此日也，与夏至同。＂这里就出现了＂端午＂的名称。至于这个名字如何解释，则是众说纷纭。目前而言，在文献中出现比较早的一种说法是：＂端＂是＂初＂的意思，＂午＂与＂五＂通，＂端午＂就是＂初五＂。按我国古人以四月、五月、六月为夏，分别称孟夏、仲夏、季夏。这样看来，周处所谓的＂仲夏端午＂岂不正好是＂五月初五＂的另一种说法吗？可见＂端＂谓＂初＂、＂午＂通＂五＂的说法是可信的。
　　时至今日，屈原与端午节的关联已经深入人心，民间传说认为龙舟竞渡起于人民打捞屈原的遗体，粽子最初是投到江里喂蛟龙的，以免它们啃噬屈原的遗体，这已是妇孺皆知的故事，是人民怀念这位伟大爱国诗人的一种方式。屈原的名字，伴随着我们度过一个又一个端午佳节，必将永远不朽。
　　不有屈原，岂见《离骚》——屈原与楚辞
　　除了炳耀千秋的爱国主义精神外，另一使屈原名垂千古的，就是他的文采。《汉书·艺文志·诗赋略》将当时保存下来的诗赋分为五类：屈原赋、陆贾赋、孙卿赋、杂赋、歌诗。当时的文人学者把不配乐仅诵读的韵文称为＂赋＂，配乐演唱的称为＂诗＂，所谓的＂屈原赋＂，指的就是屈原所作的＂楚辞＂。屈原是目前可考的最早写作＂赋＂的作者，所以在历史上有＂辞赋之祖＂的美称；而今天的学术界将楚辞归类为＂骚体诗＂，所以我们往往又说屈原是一位伟大的诗人。这两者并不矛盾。
　　屈原的作品到底有哪些？《汉书·艺文志》的记载是＂屈原赋二十五篇＂，但没有说出名字。民国时期的著名学者顾实认为，这二十五篇指的是《离骚》一篇、《九歌》十一篇、《天问》一篇、《九章》九篇，再加上《远游》《卜居》《渔父》这三篇，正好是二十五篇。屈原的这些作品各有特色，但其中最著名的是《离骚》。
　　《离骚》之所以有名，首先在于它最能体现屈原的精神。前文提到，《离骚》可以划分为两部分内容，第一部分是屈原对自己家世和遭遇的叙述，第二部分是屈原被疏远后的思想与行动。在第二部分中，屈原用修整容貌服饰宣示自己仍然坚持道德上的追求，用女媭（一说是屈原的姊妹，一说是其侍妾）对自己的责难及自己的回应体现自己不随波逐流的决心，用向传说中的神女贤妃求婚暗示自己仍在访求贤能，用远游时忽然怀念故乡的情节表现自己对楚国的深厚感情。总的来说，屈原虽然对楚国以怀王为首的统治者感到失望，但总是希望他们能够改变以前错误的做法，走到正路上来；他对自己的境遇是感到悲哀的，却未曾因此而丧失信心和勇气。这种＂怨而不怒、哀而不伤＂的精神极富韧性，表现在诗中，就是一种＂温柔敦厚＂的风格。我们读后会深受感染，不会因作者的不幸而丧失信心，反而会对他产生敬意，这是极为难得的。
　　《离骚》的第二个优点，是它出众的文采。南朝著名文学理论家刘勰在《文心雕龙·辨骚》中，给《离骚》下了一个＂朗丽而哀志＂的断语，这无疑是很高的评价了。《离骚》中的很多词句，现在已经成了常被引用的名句，如＂老冉冉其将至兮，恐修名之不立＂，＂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等，也有的被总结成了典故、成语。直到今天，我们仍在从《离骚》中吸取文化养分。
　　除了《离骚》之外，屈原的其他作品也很有特色。《九歌》十一篇，除了最后一篇《礼魂》外，都是在讲具体神怪的故事，很像是祭祀的乐歌，而这些神怪的故事，我们今天已经很少知道。《天问》一篇，通篇都是屈原在提问，据研究者统计，全篇提出了一百七十多个问题，这些问题有些是屈原明知故问的，有些则是当时还没有解决的＂疑难问题＂，涉及天文、地理、神话、历史、政治等多方面，这种形式在世界文学史上也是＂绝无仅有＂。《九章》是屈原不同时期、不同环境下创作的九首诗的结集，较《离骚》更为抒情，基本上是作者倾诉内心感情的作品。与这些作品相比，《远游》的特点则是托意玄远，寄情于神仙生活，颇有两晋＂游仙诗＂的感觉。最后的《卜居》《渔父》两篇，则是屈原通过假托与人交谈的形式写作的述志诗篇，韵文之中带有一点儿散文色彩，体现了他坚持道德理想、不肯与世浮沉的性格特征。
　　屈原是我们知道的第一位楚辞作家，比他稍晚一些，楚国还出现了宋玉、唐勒、景差等人，他们学习了屈原的写作方式，也写过好的作品，如宋玉的《九辩》《招魂》，景差的《大招》等。然而，司马迁说这些后起者＂皆好辞而以赋见称；然皆祖屈原之从容辞令，终莫敢直谏＂。文字水平是够了，却没有屈原那样独到的精神。进入汉代以后，受屈原影响，用楚辞体写作的作家有很多，但他们都没能超越屈原的高度。从这个意义上说，屈原确实是独一无二的。
　　总的来说，无论题材的瑰丽、视野的广阔、构思的巧妙、写作手法的多样，屈原都不逊于同时乃至后世的任何一位作家，因此，古往今来有那么多人称赞屈原也就不足为奇了。不过，我认为对屈原的文学地位评价最精辟的，莫过于《文心雕龙·辨骚》末尾那篇简短的＂赞＂了，我将引用它作为本文的结尾：
　　不有屈原，岂见《离骚》？惊才风逸，壮志烟高。山川无极，情理实劳。金相玉式，艳溢锱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