剿匪后的军旅生涯（十一）去西宁支援西藏平叛后再次回乡探亲

　　原著：杨顺德　　整理：杨卫真
　　1959年3月，西藏达赖发动叛乱了。西藏和平解放后，暂时全面保留了原体制，农奴制度继续奴役着善良的人民，直到1959年3月28日，废除封建农奴制，百万农奴终于翻身了。
　　达赖看到大势已去，更不愿看到在共产党领导下农奴即将翻身作主人的改革运动，于是在西方反华势力的鼓动和印度当局的配合下，叛变祖国。虽然我解放军也进行了追击，但是为时已晚，以达赖为首的一部分叛国分子已逃出国境叛逃到了印度，而另一部分处在北藏和青海的叛乱分子则来不及逃出国境，有的已被我军消灭。
　　我军除了陆军紧急进藏参加平叛外，空军还动用了轰炸机增援。轰炸机中其中有一部分直接进入青藏高原的格尔木机场，前往平叛最激烈的拉萨歼灭叛乱分子。而还有一部分则停靠在青海西宁机场，准备随时拦截、歼灭外逃的叛乱分子。叛乱分子逃窜一般都选择山高路远、交通不便、人烟稀少的线路，短时间内我军很难将他们予以消灭，这才不得不动用空军轰炸航空兵对他们实行空中打击，这种办法虽不能彻底解决问题，但也起到了打击震慑叛乱分子的作用，为我军的后续部队的到来争取了宝贵的时间。
　　我们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被调到西宁场站执行支援平叛任务的，西宁机场位于西宁市东部，它的南面是寸草不生的高山，北边就是黄河之滨，这里的气候很冷，又缺乏氧气，九月份的晚上竟要穿上大衣。这里虽是平叛前线，但我们的工作和在原部队时基本一样。不同的是享受着作战时期的边疆补贴，后来还取得了参加平叛战斗的头衔。
　　三个多月后，我们带着胜利完成任务的喜悦准备回原部队，也终于有点空闲时间回家探亲了。当我到达家乡赶到自家门口时，竟发现空无一人！我赶忙四处打听，才知道我的父母因父亲的社会关系问题被迁往另外村子去了，而我的夫人虽然出身可靠，但也受到一些影响，被搬到村里另外一个只有两小间草屋的地方去住了。当我看到夫人时，一下子竟然认不出来了，半年前还显得有点白胖的她现在竟然面黄肌瘦，一副有气无力的样子，而我的宝贝女儿也因为缺少营养而在地下来回滚爬，已经一岁零数月的她不但不会走路，连一句像样的话都不会说。看到这种情况，我心如刀割，下决心一定要把夫人和女儿的户口尽快迁走。
　　在此之前，尽管夫人早就接到了部队准予办理随军家属的批件和办理转移户口的信件，可这一切还必须通过地方干部的层层通过。当地干部硬是卡住不放，我夫人又是一个老实巴交、胆小怕事的人，不敢与他们据理力争，因此事情就这样拖了下来。　第二天一早我就去生产大队，正好碰上了当时任本乡乡党委书记的我小学同学丁长星。当他了解情况后二话没说，就通知公社管户籍的一位干部办理，又亲自陪着我到了我们村子，和村里的小队长交待一番，并说一定要按照政策办理了。我当天下午就到公社顺利办好了户口的事，真是让我喜出望外。忽然觉得肚子疼痛，我这才想到已经有三天基本没吃过东西了。
　　尽管饥肠辘辘，但时间紧迫，我仍然拖着疲惫不堪的身子，马不停蹄地赶到七八里之外的村子去看望我的父母。父亲因自己有历史问题，为了国庆节保证京汉铁路的安全，竟被疏送到离铁路五里以外的村庄去住了。这个村庄生产队仍有点不多的菜和红薯，勉强维持着集体大锅饭，可是我去不逢时，连这餐野菜豆汁汤加几块红薯的午饭也没赶上吃，幸好我的姨母就住在附近，她赶紧在火堆里扒出一块一家人舍不得吃的红薯递到我的手中，这就是我三天来所吃的唯一一点食物。
　　返回部队后才知道，和我一起去青海执行任务的另外两名战友，在家乡都遇到了和我同样的情况，处理的办法又是那么相似。这些原来因彭德怀元帅的命令而离开部队的家属，现在又因农村生活极度困难而又不得不返回部队了。
　　以上为我父亲回忆录原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