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历史固步自封的奥地利与新纪元的普鲁士

　　文|卡卡
　　编辑|卡卡 前言
　　面对新旧交替的复杂社会、经济和政治形势，德意志两大邦国奥地利和普鲁士呈现明显不同的两种取向。前者固守僵化，后者则开始结束＂复辟＂政策，展示出某种自由主义的色彩。   固步自封的奥地利
　　1835年，患有精神疾病的费迪南德一世（Ferdinand I., 1793—1875, 1835年—1848年在位）登上奥地利皇位。此后到1848年为止，奥地利的政治发展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政治、社会和经济矛盾非常突出。
　　费迪南德一世
　　在政府机构＂国家会议＂中，保守的梅特涅和带有温和的自由主义色彩的国务大臣科洛弗拉特伯爵（Graf Franz Anton von KolowratLiebsteinsky, 1778—1861）这两个最强势人物相互掣肘；国家债台高筑，陷入破产境地；在僵化的税收体制下，财政收入与交通、铁路建设以及工业化等对资金的需求相比明显不足  ；禁锢人们思想的新闻检查制度没有丝毫松动的迹象；伦巴底、威尼西亚、波希米亚、加里西亚和匈牙利（Ungarn）等帝国辖地要求实行自由的宪法的努力一律遭到奥地利政府的拒绝。 总体上看，保守的梅特涅体制已经越来越无法满足经济、社会和政治的要求。奥地利正在走向严重的政治危机。   ＂新纪元＂的普鲁士
　　与奥地利相比，1840年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去世后， 新登普鲁士王位的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却采取了一系列结束复辟政策的措施，资产阶级自由派因此对其充满了期待。他首先废除了＂追究煽动者＂法令，释放了被关押的＂煽动者＂阿恩特、雅恩等人，并聘请＂哥廷根七君子＂中的达尔曼和格林兄弟分别到波恩大学和柏林大学（Universität Berlin）任教。军事改革的著名领导者之一博伊恩也重新得到任用。他还结束了国家与天主教会的冲突。此外，为迎合德意志民族主义者的口味，他于1840年批准设立科隆大教堂（Kölner Dom）建设联合会，1842年参加科隆大教堂建设庆典，亲自为教堂的开建奠基，以此作为德国统一的重要象征。
　　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
　　但是在宪法问题上，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在以盖拉赫兄弟为首的保守派压力下，没有兑现其父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多次作出的承诺。 1840年10月，当东普鲁士等级议会请求成立曾在1815年允诺过的民族代议机构时，他明确告诉具有自由主义思想的东普鲁士省长舍恩（Heinrich Theodor von Schön, 1773—1856），不想制定一部成文的＂国家基本法＂。取而代之的是，他试图设立另一种形式的代表性机构，即由各省议会代表组成的＂联合邦议会＂（Vereinigter Landtag）。
　　1842年10月，由8个省议会代表组成的＂联合委员会＂在柏林召开，这是普鲁士召开的第一次全邦等级代表大会  。但是这种代表性机构与人们所期待的民族代议机构相差甚远，因此，尽管普鲁士政府实行严厉的新闻检查，人们对于政府官僚专制主义的批评声音却越来越大。除了《莱茵报》等资产阶级自由派的报刊外， 威斯特法仑省议员格奥尔格·冯·芬克（Georg von Vincke, 1811—1875）、莱茵省议员、银行家鲁道夫·坎普豪森（Ludolf Camphausen, 1803—1890）和易北河（Elbe）以东省份的议员鲁道夫·冯·奥尔斯瓦尔德（Rudolf von Auerswald, 1795—1866）等人都提出了兑现1815年承诺的要求。
　　柏林
　　由于各方的压力以及迫于财政困难，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不得不于1847年2月3日颁布了新的《关于登级机构的特许令》（Patent die ständischen Einrichtungen betreffend）和《关于联合邦议会构成的规程》（Verordnung über die Bildung des Vereinigten Landtages）等，宣布将召开联合邦议会。  4月到6月，由613名省议会议员组成的联合邦议会在柏林召开。这些代表由贵族、富有农民和城市大资产阶级构成，他们大多为资产阶级自由派。普王从一开始就对大会抱着一种不友好的态度。他在会议的开幕式上曾用讥讽的口吻表示，自己参加大会实非所愿。 他还质疑议员们讨论政治问题的权利，认为议员们的职责绝不是要反映现时流行的各种看法；与国王的分歧只能根据上帝的规定和现行的国家法律来解决，而决非靠多数人的意志来处理。
　　很显然，他不愿实行代议制政治。结果， 不仅自由派议员对国王的态度感到失望，甚至连旧的等级秩序的维护者和保守派也感到不能理解。于是议会以2/3多数拒绝了普鲁士政府为解决大地产者债务而提供国家保证的＂土地租金银行＂法案和为修建柏林到柯尼斯堡铁路提供2000至2500万塔勒尔（Taler）国家借款保证的要求  。宪法问题对普鲁士日后的政治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联合邦议会解散以后， 由于定期召开议会的要求得不到满足，人们对于普鲁士专制主义国家的现行秩序的合法性的质疑声越来越强烈。这一点成为即将到来的＂三月革命＂的一个重要诱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