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清朝统治危机，士大夫群体经世思潮的崛起

　　鸦片战争前夕，由18世纪后期积累并逐步加重的社会危机已明显呈现出来。
　　庞大的官吏群体贪贿成风，吏治腐败不堪。清王朝的重要军事力量八旅兵、绿营兵皆不堪驱驰，＂射箭箭虚发，驰马人坠地＂，军备废弛。
　　漕运、盐政弊端重重，影响国计民生。鸦片大量输入，致使白银大量外流，银价飞涨，清政府的财政日趋恶化。
　　由于人口激增、农业商业化，以及土地兼并严重，造成土地高度集中，＂无田者半天下＂，兼之沉重的赋税，使得阶级矛盾日趋尖锐，秘密结社遍及各省，农民反抗斗争事件不断发生。
　　1796年爆发的川楚陕白莲教反抗斗争及1813年爆发的直隶天理教起义，更给清朝统治以沉重打击。
　　面临严重的社会危机，土大夫群体的政治主动性开始复苏。
　　以龚自珍、魏源等为代表的经世派，批判和揭露社会政治弊端，思考并着力解决漕运、盐法、货币等重大问题，探索＂治法＂的改革。总的看来，士大夫所思所想，没有超出帝国体制所容许的范围，他们还没有丧失对旧有社会政治秩序的信心，还在尽力维持。
　　以士林政治主动性复苏为先导的士大夫经世派的形成，除了由于社会危机的刺激，也有政治上的契机——嘉庆帝扳倒和珅，政治气候出现转变。
　　和珅在乾隆后期弄权20余年，几乎无人敢于直接弹劾抨击。原因是乾隆帝宁可忍受和珅擅政、贪渎，也不允许士大夫的政治道德热忱伸张起来。
　　嘉庆帝亲政后迅速除掉和珅，恢复和珅专权时因直言而获罪的官员的官职，并下诏求直言。一时间出现了＂下至末吏平民，皆得封章上奏，言路大开＂的局面。
　　汉官在地方督、抚职任上的比例逐渐提高，到道光帝时期，甚至远远超过了满人督、抚的数量，取得主导地位。＂宣南诗社＂、＂湛春集＂等京城中下层士大夫诗文结社相继出现，尽管不是什么政治性团体，但对于士大夫的联系具有纽带作用，并且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士大夫的活跃性。这在乾隆以前是不可想象的。
　　这种活跃蔓延到政治领域，表现为政治主动性。嘉庆亲政初年，洪亮吉上书批评朝政，指出和珅虽已经伏法，但用人行政依然如故，要求清算和珅余党。
　　同时，还指责部院大臣们敷衍塞责，地方督、抚不以国计民生、官方吏治为急务，迁延度日，甚至将白莲教起义归咎于腐败吏治的＂激变＂。
　　一些士大夫自觉地通过各种形式为＂东林＂式政治辩护，桐城派学者姚鼐撰写《翰林论》，表面上批评、总结明代政治弊端，实际上是在批评翰林们借口没有言事权而逃避政治责任。
　　学者王昶在李兆洛、赵怀玉等学者的帮助下，重印明末东林党人和复社成员的著作，意在推崇东林党人的政治道德热忱。桐城派另一位学者方东树，反对考据学者江藩撰写、刊刻《汉学师承记》，树立考据学门户的做法，写成《汉学商兑》，从学理、价值意义等方面对＂汉学＂予以系统的批驳，不仅揭露＂汉学＂疏离于社会现实的弊端，还指出＂汉学＂＂只向纸上与古人争训诂、形声＂，腐蚀人们的政治和道德热情。这些事实表明士大夫政治主动性已经复苏。
　　一些士大夫对社会、政治、风俗等方面存在的弊端予以揭露批判。龚自珍把批判的锋芒对准腐败的官僚集团，并触及君主专制制度。张际亮对国库空虚、官吏怠惰的局面忧心忡忡，揭露官吏对百姓的压榨与欺凌，流露出对下层民众的同情。
　　沈垚揭露士风的无耻与颓败，指责其不顾国计民生，自寻快意的行径。经世派出于明学术、正人心，倡导经世学风的目的，对于疏离现实的学风予以批判。
　　魏源认为，考据学＂锢天下聪明智慧，尽出于无用之一途＂。沈幸批判汉学家舍本逐末的学术道路，揭露其所造成的＂学术衰而人才坏＂的恶劣影响。龚自珍、魏源对于宋明理学、乾嘉考据学都有批判，认为其面目虽然不同，但在脱离现实，无助于现实的改善上都是一样的。大力倡导经世致用，呼唤＂以经术为治术＂的西汉学风。
　　士大夫经世派在基本制度改革上提出种种设想，如土地制度方面的均田、限田论，社会组织方面的宗法强化论，政治秩序方面的加强地方权力论，政治形态上的士大夫政治论，等等。
　　嘉道时期，土地集中、贫富悬殊的形势加剧，凸显了田制的问题。江苏常州生员吴铤认为，社会各行各业之民皆仰赖于农人，然而财富既不聚于国家，也不聚于农人之手，而聚于中间的富民那里，这是很危险的现象。
　　他指出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在于政府对于财富的生产、控制、分配、使用不得其法。他主张限田，认为唐代的均田制度是很好的土地制度，其崩解在于没有限制土地的买卖，以及官员授田、占田的固定化。
　　龚自珍认为社会贫富极度不均可以导致亡天下。面对社会秩序的混乱和动荡，龚自珍于嘉庆三年后撰写了《农宗》、《平均》，设计出大宗、小宗、群宗、闲民等宗法等级，欲使宗法和田制相维，以宗法确立和稳定土地的占有关系，以限制货币流通量遏制商业因素，重新构筑基层社会，摆脱贫富悬殊的局面，保障社会的长治久安。
　　人口的激增，商业化趋势的加强，使得社会格局和形势变得日趋复杂。兼之官员腐败和行政效率低下相伴而行，导致对地方社会的控制弱化。
　　经世派在对此问题的解决思路上，表现出高度的一致性，即从加强基层政府的权力人手。而且不同程度地认识到对地方控制的弱化，是专制制度所造成的。
　　包世臣针对地方官员设置重叠，有权者不任事、任事者无权的局面，主张＂宜裁浮差，归于守土＂。龚自珍对现实文法繁密、权力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不满，主张＂守令久乎其任，皆有移风易俗之权，而上亦不以筐箧刀笔之事操切长吏＂。
　　经世派对于改革＂治法＂的探索，主要取径为＂法古＂，即化腐朽为神奇，借古方以医今病。他们在整体探索上遵循着教化——人才——道法——经世的理路。
　　基于此，他们又积极倡导澄清并主张完善士大夫政治。从教士、养士、任士等方面着眼，欲使士为才士，官为才官，摒弃庸懦无能之辈，消除胥吏为祸。
　　孙鼎臣认为，科考制度下培养不出有用的人才，所以不得不听命于幕僚胥吏，致使幕僚胥吏得以为奸。包世臣主张选人才自鼓励士民上书言政始，确立三种取士途径： 选拔逸才的制科，举荐孝悌、力田的举行科，改试明经、策论的乡会试。以此排除胥吏干扰，确立士人对于基层政治的地位。
　　经世派主张防御、抵制西方的侵略。鸦片战争前，林则徐就在广州派人采访西事，翻译西书，购买外国报纸，并将所搜集的外国历史、地理、政治等方面资料编成《四洲志》。
　　魏源以林则徐《四洲志》为蓝本，写成《海国图志》，明确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在了解、学习西方的问题上达到了那个时代所能达到的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