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中世社会的亲兵，从依附强权到中央集权，一路变迁直至没落

　　两汉以来，地方性豪强虽有所发展，呈现出＂百夫之豪，州以千计＂的景象，但在另一方面，也反映出豪强的分散化、碎片化，尚不能形成有力的势力。
　　但随着强有力的统一中央政权的崩解，社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汉魏之际，宽一点来说，由东汉后期到魏晋时期，是中国历史由古代进入中世纪的时期＂。
　　在这一时期，战乱频繁，土地高度集中，世家豪族也不受控制的发展起来，形成＂闭门成市＂、＂所求必给＂的中世社会封闭的庄园制经济，并将主动或被动投靠他们的自由民变为其依附民，人身依附关系由此空前发展。
　　豪族强宗侵吞人口，强迫其承担一定的军事义务，建立军事意义浓厚的部曲亲兵，亲兵制度进入第二个发展的高峰。
　　中世的豪族及其部落亲兵左右着中国的政治，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那样，在中世纪封建社会，＂政治的权力地位是按照地产来排列的＂。
　　由这些豪强所建立或支持建立的政权的宿卫亲兵也大多带有这种部曲的性质，军士也都有着程度不一的人身依附关系，＂兵士的地位从三国以后是日益下降的，它的下降与失去土地的自耕农民的依附化、农奴化有着密切的关系＂。
　　其实质就是民间豪绅与其部落之间关系的翻版。从领导体制来看，原先由光禄勋和卫尉领导的番上禁兵，逐步改由源于豪强部曲的＂中军＂系统承担。中世部曲的发展
　　豪族地主多采用庄园制的生产方式，占有相当多的依附人口，拥有强大的力量，但在政局安定的时代难以成事，他们能量的发挥往往有待于农民暴动、中央威信沦丧的这股东风。
　　新莽末年，新经济政策的失败以及连年的灾荒引发了大范围的农民暴动，王莽统治岌岌可危。
　　豪族大宗蠢蠢欲动，形成＂强宗右姓各拥众保营＂的局面，以经济力量为后盾，以宗族血缘为纽带，组织亲兵性质的宗族武装。
　　以刘演、刘秀为例，他们是汉朝宗室，更是南阳豪族强宗，有众多的依附人口可以用来组织亲兵。
　　刘演本就喜欢＂交结天下雄俊＂，王莽篡汉后，其派遣＂亲客＂勾连各地豪强，最后合舂陵子弟七八千人起事。
　　再如两汉之际的吴汉，＂王莽末，以宾客犯法，乃亡命至渔阳。资用乏，以贩马自业，往来燕、蓟间，所至皆交结豪杰＂，以宾客犯法，后来从事长途贸易并且结交豪杰，可以看出吴汉组织了一些亲兵性质的武装。同样的还有刘植，＂王郎起，植与弟喜、从兄歆率宗族宾客，聚兵数千人据昌城＂。
　　汉代豪强亲兵兵员复杂，除了奴隶、农奴之外，战国时期相对自由的宾客，在这一时期地位也有所下降，逐渐有了依附农民的含义，到东汉时，＂这些宾客在战时为地主作战，平时是地主的佃客＂，和一般的依附民已经没有太大区别了。
　　豪强亲兵武装中还有一些同姓同族的依附农民，如刘演、刘秀的＂舂陵子弟＂，耿纯起事时的＂宗族宾客二千余人＂。
　　在庄园制生产关系中，许多宗族成员与田庄主的关系更多表现为经济依附关系，而且豪强地主还以宗族血缘、纲常伦理来控制宗人，加强了他们的依附地位。
　　东汉政权依靠豪强的支持建立起来，社会安定以后，面对豪强遍地的情况，东汉政府认可了他们在混乱时期取得的政治经济地位，并不加以取缔和限制。
　　但在强大中央政权的压制下，这些亲兵性质的宗族武装最多只是横行乡里，尚不能公然挑战中央权威，而且身兼生产和战斗的双重职能，甚至生产职能更重一些。
　　东汉末年的黄巾大起义虽未能摧毁东汉政权，却摧毁了它的政府机能，使之成为一具僵尸。继而董卓作乱，世家豪族以讨董为名，实际上撕裂了统一的中央政权，形成了分裂割据的局面。
　　随着世家豪族力量的壮大，中国中世社会人身依附关系剧烈地发展，依附身份和依附关系成为显著的社会现象，依附民大量地出现，成为突出的社会阶层。
　　在强烈的人身依附关系下，世家豪族得以建立强大的亲兵。
　　汉末乱世，豪族强宗纷纷圈占土地，发展封闭的庄园制经济，并且构筑坚固的坞堡以自卫。个体小农纷纷投靠以求取保护。
　　个体小农的主动投靠，自然而然地背上了军事义务，强化了一般自由民对豪强的人身依附关系，降为世家豪族的依附民，逐渐沦为农奴。奴隶的解放也不再是直接解放为自由民，而是解放为通常被称作部曲、客女的依附民。
　　战国时还相对自由的宾客这一时期的地位也急剧下降，西汉后期，＂客＂与＂奴＂开始联用。到汉末三国时期，＂奴客＂＂僮客＂更为常见，而＂宾＂字则被逐渐取消了。
　　南北朝时，＂客＂和＂奴＂往往被不加区别的对待。到唐代时，客依然是依附于主人的半自由人。两汉以来的奴隶、农奴、宾客、宗人等各阶层走向合流，都成为了豪族强宗依附人口，而且普遍地承担一定的军事义务，成为豪强亲兵的来源。
　　三国时，各国就已经事实上承认了豪族强宗对人口的占有。西晋统一后颁布户调式、公卿占田和荫庇佃客、衣食客制度，还常主动给豪族划拨人口。
　　由此，豪强分割人口为自己的依附民有了制度化的保证。
　　豪强的强大促进了亲兵的发展，亲兵武装又反过来强大了豪强的力量，中国中世社会的亲兵正是在这种依附关系的发展中逐渐壮大起来。例如三国时的吴国，＂名宗大族，皆有部曲，阻兵仗势，足以建命＂，豪强向背决定了东吴政局走向。
　　中国中世社会亲兵的发展还体现在形成了较为完整的军事组织，继而被冠以＂部曲＂的称呼。＂部曲＂原是部队编制，汉末时豪强亲兵形成规模，具有完整的军事领导体制后，也用＂部曲＂指代豪强亲兵。
　　由是，军事首领＂与亲随之间就形成了一种比较严格的主从或隶属关系＂。
　　到魏晋南北朝时，亲兵的发展进入一个高潮。不仅一般豪族强宗拥有一定数量的部曲亲兵，又因其强大的依附性，渐渐渗透到统治集团中，一些军事首领也拥有相当数量的亲兵。
　　东汉末年，曹操从弟曹仁因聚拢数千亲兵，而成为曹操的得力干将。
　　地方性亲兵的发展在南北朝后期到隋唐时代进入一个低潮期。 北魏大统九年西魏政府颁布了＂广募关、陇豪右，以增军旅＂的诏书，开始整理地方豪强的部曲亲兵，纳入国家军事体系。
　　到大统十六年左右，具有禁军意义的府兵制建立起来，关陇豪右的亲兵武装被极大地削弱，中央的权威树立起来。
　　北周武帝时，中枢柱国大将军，十二大将军被架空，兵权集中到皇帝手中，统兵武将的亲兵也基本被废除。
　　随着北魏、北周以及后来隋朝的统一不断扩大，旧的豪族亲兵被第次消灭，多并入国家军队之中，中央的权威遂在全国确立起来。随后又实行均田以及简括人口，抑制了豪强的发展，稳定了小农经济，地方性亲兵存在的经济基础又被极大地削弱。
　　到隋唐时，一般地主的部曲规模大大缩减，军事首领的亲兵规模也不算大。如安禄山造反时，有＂牙门部曲百余骑次城北，祭先冢而行＂。中世君王亲兵
　　中世帝王多由豪强世家发展而来，其亲兵也多由部曲发展而来，东汉以来的北军五营逐渐虚化。魏武帝曹操起兵时，其亲族多召集部曲以为响应，随后又收编一些投靠将领的部曲。
　　建安十二年曹操又于丞相府中设置中领军、与中护军一职共典禁卫之事，形成了＂中军＂系统，成为魏晋中央宿卫体系的基本遵循。
　　因为战争的频繁，曹魏的宿卫亲兵并非单纯的宫廷卫队，也要经常从征。蜀汉君王的亲兵主要有左、右羽林部和虎步营、虎骑营。东吴亲兵同样主要由孙氏及其故将部曲组成，亦多由皇族典军。
　　司马懿通过不断扩大君王亲兵的规模稀释了曹氏的控制力，从而颠覆了曹魏政权。
　　到西晋时，原曹魏的宿卫军——＂中军＂系统分为两部，警卫宫廷的一般称宿卫军；屯驻京郊，作为中央机动部队的一般称为牙门军。宿卫军建制有六军、四军、六校、二营。
　　六军是宿卫主力，晋帝最亲近的亲兵，其中左、右二卫是司马炎任丞相时的亲兵改建而来，每日轮守宫殿，地位最高。
　　此外，太子还有五率亲兵，规模约有万人。而牙门军被皇帝赐予臣下，＂凡在权宠必给，多者兵三万、骑二千。及其罢去，亲从如故＂，牙门军日渐走向解体。
　　永嘉之乱后，北方少数民族南下，先后建立了十六个少数民族政权，这些政权的统治者普遍以本民族精锐军士为亲兵，其地位要高于其他民族，不仅要承担宿卫任务，更要承担征战和出戍。
　　东晋建立后，虽沿袭西晋各项制度，但司马睿本身兵微将寡，军门牙校，多留虚名，亲兵规模较小，军事上受制于外军都督。
　　继之而来的南朝政权都是由地方统兵将领兵变而建立的，亲兵皆由原军府亲兵改建，各项制度大多承袭魏晋。
　　南朝皇帝直属亲兵大致分为两部分， 一是由领军将军率领的内军，即是原来的＂中军＂，主要承担宫廷宿卫；二是由护军将军率领的外军，主要负责机动作战。太子也有一定的亲兵武装。
　　北魏天兴元年鲜卑部拓跋珪在平城（今大同）建立了北魏政权，终结了北方的分裂局面。其君王亲兵绝大多数为鲜卑族人。
　　这一时期的亲兵多由贵族子弟充任，不仅要承担军事保卫任务，还要承担一定的政治使命，具有团结各部贵族的政治意义。
　　随着北魏汉化程度加深以及军事征讨任务的加重，负责警卫皇帝的亲兵规模越来越庞大，仿效魏晋组建了羽林、虎贲等军，由贵族子弟组成的亲兵改建为宗子军和庶子军。
　　与魏晋以及南朝相比，北魏宿卫亲军规模更大，征战出戍更为频繁。
　　北魏分裂后，东魏、北齐仍大体沿用北魏的军事体制，君王亲兵改称内骑兵，又因高洋以晋阳（今太原）为基地控制东魏政权，故而晋阳兵成为内骑兵的主力。
　　隋代继续实行府兵制。君王亲兵＂因周、齐宫卫，微有变革＂，名义上全国十二军府皆为皇帝亲兵，但其中最主要的还是左、右卫，两卫组成的内府，＂掌宫掖禁御，督摄仗卫。又各有直合将军、直寝、直斋、直后。并掌宿卫侍从＂。
　　两卫各领六十军府，是宫廷宿卫的主力，其他军府也须定期番上服役。
　　隋大业九年，隋炀帝＂募民为骁果＂，骁果军士有免役之特权，以左右备身府统之。因其作战勇猛，炀帝常以此军随身，事实上成为炀帝的禁卫亲兵。
　　中唐以前，驻防京师和宫廷的部队统称禁兵或＂天子禁军＂。唐代宿卫亲军分为南衙禁军和北衙禁军，屯驻长安北面宫城的称为北衙禁军，分布在长安南面的称为南衙禁军。
　　隋大业十三年，太原贵族李渊发动李氏宗亲、姻亲，于太原起兵反隋，建立唐朝后，一些愿意留充宿卫的亲军军士在宫城以北玄武门一带分两番执勤，形成北衙禁军，又称＂元从禁军＂。唐高祖李渊＂以渭北白渠旁民弃腴田分给之＂，给军士以土地，又因为该军父子相系，专事宿卫，故称＂父子军＂，军士的人身依附关系强烈，形同豪右部曲。
　　初唐时，皇帝常从北衙禁军中选百余名善射者随从畋猎游幸，这些人被称为＂百骑＂。随后北军规模逐渐扩大，名号增多，到高宗时设置左右羽林军，＂百骑＂亦逐步扩充为＂万骑＂。后玄宗以＂万骑＂所部粉碎韦后篡国阴谋后，该军日渐受到重视，扩编为左、右龙武军。
　　南衙禁军的兵员主要来自于府兵中的内府，即中郎将府，左、右卫有亲府一、勋府二、翊府二，兵士号称亲卫、勋卫、翊卫，合称五府三卫。这些番上府兵，因其常屯驻于宫城南面，故称南衙禁兵。
　　随着唐代均田制的逐步瓦解，国家所掌握的土地不断地流失，以至于国家性的部曲——府兵也难以为继。
　　禁军不得不以募兵的方式来加以维持，于唐玄宗开元十一年（723年），在长安、洛阳两京及周围地区的府兵、白丁中募集强壮者，加上潞州长从兵，共12万人取代番上府兵，宿卫宫禁，初称＂长从宿卫＂后称＂彍骑＂。
　　彍骑在设立初期注重训练，素质较好，战斗力较强，但到天宝年间＂士皆失拊循＂，日益腐朽，难堪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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