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新加坡华人太平局绅有何特点？

　　在十九世纪，新加坡华人太平局绅较受世人敬重，其事迹至今还在新加坡流传。但是也并非所有对新加坡有突出贡献的华人先辈都能获得太平局绅的称号，薛佛记家族便是较有代表性的例子。薛佛记家族在新加坡也是名门望族，不乏优秀者，但是薛家好几代人中都未出现太平局绅，这是一个奇怪的现象。新加坡华人太平局绅的特征及影响
　　薛佛记，1793年出生在马六甲，祖籍福建东山，后迁至新加坡经商，在1827年已是新加坡最大的地主。薛佛记效仿马六甲青云亭，号召在新加坡创建恒山亭，个人捐资最多。恒山亭是当时新加坡的福建帮的聚会场所，成员常常在中国传统节日清明、中秋等日在此集会过节，有大事商议亦在此处。
　　薛佛记与陈金声是姻亲，薛佛记的女儿嫁给了陈明水，当时的华人婚姻讲究门当户对，可见两个家族的实力必然相当。足见薛佛记无论是在经济实力还是在政治资本上都并不逊色当时的其他华人富商。薛佛记的商海经历集中在新加坡，但他在晚年毅然回到马六甲，担任青云亭亭主一职，直至1847年在马六甲离世。薛氏家族自薛佛记之父扎根马六甲，两代人皆从未回国，这种情况到薛佛记儿辈一代开始发生变化。
　　薛氏家族人丁昌盛，但是详细记载不多。薛荣樾是佛记次子,主要经营船务生意,他是首位长年往返新加坡与厦门之间的英属新加坡籍华商，于1884年在厦门去世。荣樾在中国的时间较长，对于祖国的感情也较为深刻，甚至在1874年毅然将儿子薛有福送往上海参加出国留学考试。有福因成绩优异获得公派赴美国波士顿大书院学习工艺的资格，回国后继续学习海事，1884年在中法战争中于福建马尾壮烈牺牲。
　　有福的胞兄有礼，是新加坡首份华文报刊《叻报》的创办人。有礼经营《叻报》的初衷是为了在新加坡弘扬对祖国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复兴中华传统正统思想。他的的政治立场较为中立，不为英国殖民政府的权威所折腰，但受儒家传统文化影响较深。薛氏家族名声煊赫，人才济济，但是他们却与太平局绅的称号无缘，究其原因，大致可知十九世纪新加坡华人太平局绅的入选特征：其一，多为巨商，财力异常雄厚。
　　从薛佛记后人的经历可以大概推知薛氏家族仍以经商为主，但是可能力求守成，不讲究扩充，商业成就无法超越前人或是无法与同期的其他钟鸣鼎食之家同日而语，故罕见记录。荣樾虽在商业上有所成就，但显然不是最为富裕的人。有礼是买办，有福是军人，很难积攒丰硕的财产。其二，生活经历以新加坡为主。佛记、荣樾父子在新加坡的时间相对较短，佛记对马六甲更有感情，荣樾则常年活跃在中国。
　　有福的求学、就业经历也都在新加坡以外的地方。英国殖民者想要华人太平局绅管理新加坡华人事务，薛家祖孙三人都不在新加坡常住，必然会和这个要求有所出入。陈金声父子也曾先后担任过青云亭亭主，但是他们的主要活动区域仍在新加坡。其三，社会关系复杂，社交能力出众，擅于与三教九流打交道，且能左右逢源，尤其与英国殖民者的关系整体而言较为亲近。
　　在新加坡以外生活的薛家人与新加坡各方的接触相对较少。而薛有礼虽然在新加坡办报，但是这个特殊的职业背景决定了有礼要有一定的品格高度，保持中立或是坚持己见都有可能得罪某一方势力，难以圆滑有学者认为在辛亥革命之前，新加坡各方言群（帮）华人绅商的权力分别来源于其经济资本、社会资本、社会资本的总量及其卡里斯码式的人格魅力、其在本方言群（帮）的声望、其是否得到英国殖民者承认和其与清政府的关系等主要方面。
　　对于甲必丹和太平局绅这些跳脱华人方言群的官员来说，自身经济实力和在社群内部的影响力显然是至关重要的，但外部英国殖民者的态度能直接影响他们的仕途。在新加坡华人社会，太平局绅与甲必丹的差异也与英国殖民者直接相关：第一，二者的政治权力不直接对等。甲必丹的数量少，在族群内部同期只有一个人或极少数人能任甲必丹，权力较为集中，在族群自治范围内享有较高的官方政府直接赋予的权力。
　　太平局绅则数量较多，仅在1872年，新加坡就有五名华人——陈金钟、胡璇泽、佘有进，陈明水、陈成宝被授予太平局绅称号。太平局绅作为一种虚衔，其职位并没有直接匹配的政治权力，华人凭借个人的才能声望在华人社会中获得一定影响力后，英国殖民者通过赋予其太平局绅的称号表明承认这种情况，但是其在族群内部的政治权力仍主要来源于民间社会的反馈。
　　第二，二者的职权侧重点各有不同。英国殖民者较为重视的是甲必丹在收取赋税方面的作用，新加坡唯一一位甲必丹陈浩盛的主要职责就是在赌场征收赋税。而太平局绅更为重要的职能直接表现在管理华人民间社会和促进官民交流和解。当时的赋税收入已是通过饷码制度来实现，主要是秘密结社在控制，虽然秘密结社同华人太平局绅之间关系匪浅，但在明面上秘密结社这股看似隐秘的力量才是饷码制度的操盘手。
　　第三，二者的政治活跃程度有所差别。甲必丹往往是上行下效，执行殖民者的意见，在华人事务方面献言献策。而太平局绅在政治上较为活跃，再加上掌握英语，能直接与殖民者沟通，他们的看法较受重视，在华人事务上享有一定的话语权。
　　华人太平局绅逐渐充当新加坡华人社会领袖的契机，是新加坡华人方言群的彼此分立还较为严重之时，因此新加坡的恒山亭虽然与马六甲的青云亭有诸多相类似的功能，但是在针对华人的范围广度上明显是存在的地缘界限。
　　恒山亭的草创时间与青云亭亭主开始发挥马六甲甲必丹功能的时间大抵类似，同属于清政府依然延续敌视海外华人的政策之时，恒山亭主要约束的只有福建帮的民众，而青云亭能受到超越地域界限的华人的广泛认同，何以两地的华人族群意识不在同一水平呢？这是由于两地华人社会的发展程度不一。
　　两地华人的宗族观念都达到了根深蒂固的程度，但族群意识的发展程度却相差甚远。马六甲的华人社会在当时已经非常成熟了，家族几代在该地谋生定居的现象稀松平常，当地华人在甲必丹制的管理下族群意识得到了长期发展；而新加坡的华人社会在19世纪30年代刚刚起步，甚至连真正意义上的本地土生华人都还未出生，族群意识曾在甲必丹制下有过短暂的发展，但很快随着该制度的烟消云散而有所倒退，当地华人快速地倾向寻求地缘圈的庇护。
　　就海外华人移民社会而言，宗族观念作为族群意识的一小部分，它的强大有时会阻挠整体族群意识的形成；而族群意识一旦倒退，宗族观念可能就会表现得更加强烈，迟滞整个族群意识的发展。在此时期，新加坡华人的族群意识中是宗族观念占了上峰；相比之下，马六甲华人的族群意识明显地打破了地域界限，超越了传统宗族关系的藩篱，但宗族观念依然得到了很好的延续。英国殖民者在新加坡推行华人太平局绅制，加速了新加坡华人的整体族群意识的形成。
　　华人太平局绅作为华人社会与英国殖民者的中介，他们面对的是整个族群的事务，公平公正是解决矛盾的最佳选择，因地域而产生的偏袒在他们身上必然有所削弱，哪怕并非他们的初衷。英国殖民者需要的是一个可以控制的新加坡华人社会，无论哪个华人方言群在哪个领域的一家独大都会妨碍这种平衡，英国殖民者更希望看到的是多种华人势力相互制衡，将社会的不稳定性大大降低。
　　华人太平局绅的身在其位，必然要一定程度上＂谋其政＂，满足殖民者的相关诉求。英国殖民者有意发扬新加坡华人的整体族群意识，只是不愿意看到宗族对立引发的混乱拖延新加坡前进，一旦华人的族群意识的焦点转向与英国殖民者的差异，英国人想着的又是如何消弭这种差异了。
　　从整个新马华人社会来看，太平局绅制是甲必丹制的变异，所以二者有诸多相似之处。首先，二者都作为华人领袖，充当殖民者同华人的中介，是殖民者间接管理华人社会的助手。其次，父子二代人皆是甲必丹或者太平局绅的现象较为常见，这是中华文化荫庇的表现。
　　其三，二者绝大多数发挥了积极作用，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族群利益，受到了华人社会广泛的尊重和追思。新加坡殖民政府承认的华人领袖从甲必丹到太平局绅，反映了殖民者加强了介入新加坡华人社会自治的程度，但也为新加坡华人中一部分有识之士发挥政治积极性提供了舞台，这对于日后推华人社会在新加坡的发展壮大提供了多维度的有力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