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幻的盛世重新审视那些曾被歌颂的历史时期

　　#历史开讲#
　　有些历史数据会启发我们重新审视某些历史事件，并改变我们固有的认知。比如以下两组古代人口数据（学者估算）。
　　第一组数据：西汉初年，全国的人口约为1400万—1800万；东汉光武帝刘秀去世时，全国人口约为2100万；晋武帝司马炎太康元年，全国人口约为1616万；唐朝贞观初年，全国人口约为1235万。
　　与这组数据相关联的，是一串光明伟大的词汇：文景之治、光武中兴、太康之治、贞观之治。
　　第二组数据：秦统一六国之初，全国人口接近4000万；汉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全国人口约为5959万；汉桓帝永寿二年（公元156年），全国人口约为5648万；隋炀帝大业五年（公元609年），全国人口约为4602万。
　　与这组数据关联的，是一串黯淡无光的词汇：秦末流民、绿林赤眉流民、黄巾流民与隋末流民。
　　从以上两组数据中，我们可以得出一种粗浅的认识：王朝建立之初，是凋敝稀疏的人口在努力地为太平盛世做出贡献；王朝衰败之时，是庞大无助的饥民加速了纷争乱世的到来。
　　这个认识虽然粗浅，但很符合逻辑。
　　文景之治＂掩盖＂了什么？
　　中国古代从秦汉到隋唐这一千年的历史中，人口的繁衍与土地的供给之间，一直保持着＂互爱互伤＂的关系。
　　那段时期，中央王朝所控制的大多数人口都集中在黄河流域。那里的耕地面积也长期保持着恒定的数值，且农作物的产量也没有大的突破。
　　根据当代学者的估算，隋唐以前，黄河流域的耕地所能供养的最大人口数量大约是6000万人（前提是农业生产技术总体没有革命性的提升）。只要不超过这个人口数量的峰值，那么中原王朝治下的老百姓就能免于挨饿（勉强生存），朝廷的官僚府衙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横征暴敛（贪污腐化）。
　　现实就是这样。
　　说到官府的横征暴敛，我们不要想当然地以为：只有王朝中后期才会普遍存在对百姓的压榨剥削，王朝前期往往政治清明，对老百姓也很仁慈。
　　错了，不是这么回事。
　　封建王朝对老百姓的剥削是贯彻始终、不曾有一刻消停的。
　　比如西汉初年的文景之治，史料上大多是对汉文帝本人节俭、勤政、开明的褒扬。我们也不得不承认，汉文帝这个＂大领导＂确实做的很到位，很有仁君的风采。但当时西汉社会的实际情况却是：地方官员普遍挪用公款、中饱私囊（守县官财物而即盗之）。
　　这一情况极大影响朝廷财政收入，以至于从吕后到文帝都在不断想办法消除这种贪腐行为，他们曾出台严厉的法律或直接派＂工作组＂（御史）去调查，反正没少费功夫，但效果是很有限的。
　　这些地方官既然有胆子侵吞属于皇帝（朝廷）的财产，自然也敢去掠夺百姓的权益。
　　所以，后来贾谊呈给汉文帝的奏疏里就坦言：＂咱们大汉都建立四十来年了，可是国库还是没钱，老百姓也穷的要命。一旦遇到天灾，老百姓就得饿肚子，就得四处逃荒，就得卖儿卖女！＂（汉之为汉几四十年矣，公私之积犹可哀痛。失时不雨，民且狼顾；岁恶不入，请卖爵、子。既闻耳矣。）
　　贾谊说的是事实。可为什么国库没钱，老百姓也穷呢？当然是因为官僚系统贪污腐败，难受约束。对此，汉文帝除了能吃斋减肥、努力工作、约束后宫之外，对于汉帝国的广大基层公务员队伍，他几乎无力管束（绝大多数贪腐行为难以被朝廷禁止）。
　　后来，汉景帝面对的也是类似的情况。
　　汉景帝对帝国公务员们的＂德性＂是门儿清的，他曾在诏书指出：＂我手底下那些当官的，整天对朝廷阳奉阴违，满脑子都是跑、找、要、送，追求的就是捞钱，简直烂透了！＂（吏或不奉法令，以货赂为市，朋党比周，以苛为察，以刻为明，令亡罪者失职）
　　这就是文景之治背后的＂社会底色＂——皇帝是好皇帝，政策是好政策，可贪官依旧贪得无厌，百姓依旧穷困。
　　文景之治尚且如此，其他历史时期也就可想而知了。
　　贞观之治好在＂饿不死＂而已
　　既然汉初的社会就如此贪官横行、侵害百姓，为何还被历代史学家（包括现代）称颂为仁善大义的＂文景之治＂呢？
　　道理也简单：官府汲取的财富＜土地产出的财富  。因此，老百姓有＂余粮＂养活自己，面对＂恶政＂和＂暴政＂，能忍也就忍了。
　　所谓＂官府汲取的财富＂，不仅包括各类日常的苛捐杂税，还包括王朝对外战争的花销、皇帝（皇族）骄奢淫逸的需求等；所谓＂土地产出的财富＂，主要是指国家内部的耕地所能产出的粮食（满足人们基本存活需要的口粮）。
　　前者只要不超过后者，排除外部入侵和权力斗争的因素，王朝就能保持基本的稳定。然而，一旦前者超过后者，很可能就意味着土地产出的财富（口粮）满足不了王朝人口的生存需要，内部动荡很快就会爆发。
　　文章前面曾提到，隋唐以前，黄河流域的耕地能养活的极限人口是6000万。但如果朝廷对人力、物力的汲取超出了现阶段土地的产出，那么不必等人口达到6000万，王朝就会崩盘。
　　所以，从某种角度来说，历史上的那些被传颂的＂仁政治世＂，其实跟皇帝个人的治国能力关系不大。这些＂盛世＂的到来，根本上是因为人口刚刚经历过＂断崖式＂的削减（前朝乱世人口因战乱饥荒而减少），而现存的土地总量不变，只要社会不再动荡，从前朝乱世中幸存下来的老百姓就能依靠富足的耕地面积，把自己养活的好好的。
　　那么，在这种社会状态之下，只要当政的皇帝智力正常、精神正常，都可以实现所谓的＂XX之治＂或＂XX中兴＂。
　　咱们举个例子。贞观之治所处的时代就是这种社会状态。
　　当时，经历过隋末乱世之后，偌大的唐帝国只剩下不足300万户，总人口已不及隋炀帝时代的四分之一（前文提到过，隋炀帝在位期间人口最多曾达4600多万）。这也就意味着，唐朝初期，人均耕地面积比隋朝时期要多得多。而老百姓在自己养活自己方面，向来是勤劳的，所以就能依靠充裕的耕地产出充裕的口粮，物质生活条件自然就能改善（至少不会饿肚子）。
　　当然，土地富裕了，也意味着社会对劳动力的需求会增加。加上口粮足够，人口增殖力就会迅速提升。
　　从唐高祖李渊晚年社会逐渐安定，到唐太宗贞观八年（公元634年）人丁兴旺、普遍温饱，＂盛世＂的到来刚好用了二十年。正是古人教育帝王＂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的规律。
　　这一切，其实都是社会自然规律运作的结果，因此不必把功劳都往李世民身上贴。
　　此外，还有必要细致地说一说贞观之治下的民生状态。
　　按唐朝户籍制度，百姓有＂课户＂与＂不课户＂两类。
　　所谓＂课户＂，主要指家中有男丁、需要承担赋役（交税）的自耕农和半自耕农；所谓＂不课户＂，主要指享有免赋役特权（不用交税）的官僚和他们的幕僚家丁奴婢。
　　当官的当然会吃饱吃好，而他们豢养的幕僚家丁奴婢属于官僚的私有财产，一般也能跟着当官的吃香喝辣（反正不会饿死）。所以，要判断贞观之治的＂含金量＂，就不能在意这些官僚＂不课户＂的富足生活，而是重点关注自耕农和半自耕农这些＂课户＂（底层百姓）过得怎么样  。
　　有学者推算，贞观年间的百姓至少需要拿出收成的四分之一交给朝廷，来冲抵各种苛捐杂税。这是最乐观的推算（官府严格执行税收政策，不贪不占的情况下）。而实际上，当时的普通百姓一般会把四成以上的收成上交官府，其中就包含地方各级官僚的盘剥。而如果遇上特别贪、特别横的地方官，上交的收成甚至超过一半。假如再遇上天灾意外，那就很危险了。
　　设身处地地想一想，你辛辛苦苦种地一年，收了100斤粮食，家里有妻儿老小等着吃饭，结果官府一口气就拿走50斤，你不心疼么？
　　但好歹，还有50斤粮食不是？全家紧紧裤腰带，偶尔采点野菜啥的，也够吃了。
　　古代的老百姓真是朴实温顺呐！
　　贞观之治这种＂盛世＂尚且如此，封建王朝的其他时代还能好到哪去呢？
　　所以，有的学者＂毫不客气＂地指出：所谓贞观之治，好就好在老百姓至少饿不死、冻不死（维持最低生活水平），比起隋末乱世遍地饿殍的情况，确实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但要说唐朝的百姓从此过上了＂小康生活＂，那就是梦话！
　　后来的开元盛世其实也是这种＂最起码饿不死＂的＂好时代＂。
　　被我们歌颂的＂憋屈＂的太宗皇帝
　　当代的历史学家很清楚贞观之治的＂含金量＂到底有多高，其实李世民本人也很清楚。
　　贞观四年（公元630年），李世民外出打猎，偶遇一群叫花子一样的穷人，他们当中甚至有人差不多是光着屁股的样子（狩于鹿苑，见野人多褴褛）。这事对太宗皇帝的内心多少产生了点刺激。
　　贞观五年（公元631年），李世民曾打算兴建洛阳宫。民部尚书戴胄上奏，拐着弯儿批评李世民：＂陛下，您忘了吗？造宫殿就得去民间征调青壮年农民工，这些人一旦来给您修宫殿，他们家里的农活就没人干了，一家老小吃啥？再说了，按国家政策，他们给您干活还得自己管自己吃饭，家里的余粮就不够了。这还不够惨吗？＂（九成作役，余丁向尽……乱离甫尔，户口单弱，一人就役，举家便废。从役者责其糇粮，尽室经营，多不能济）
　　估计太宗皇帝听了戴胄的话，心里肯定又气、又无奈。
　　贞观六年（公元632年），李世民想去泰山搞个＂自我歌颂大会＂（封禅大典），著名的＂反对派＂魏徵立刻站出来反对，并毫不留面子对皇帝说：＂就现在咱们国家的样子——大片荒地没人种、大片地区没人住、交通道路差得很——您还好意思去歌颂自己吗？＂（苍茫千里，人烟断绝，鸡犬不闻，道路萧条，进退艰阻）
　　魏徵说话难听，但毕竟有道理，太宗皇帝一定是心里憋气，表面上还要点头微笑。
　　贞观十一年（公元637年），李世民去河南北部（怀州）打猎游玩，心情本来挺好。结果有人趁机上奏，奏折上全是难听的话：＂现在国家天天把山东地区的农民工拉到河南这边造宫殿，大家都说现在的日子比隋炀帝时候的日子好不到哪去，一天天的都是在给国家干苦力，都快活不下去了！＂
　　李世民终于忍不住，但也只能对着身边的工作人员（侍臣）发脾气，说大家最近老是在＂诋毁朕＂。
　　贞观十四年（公元640年），侯君集平定了高昌国（西域古国），李世民心血来潮，下令在被征服的土地上设置州县，结果为此不得不破坏当地原先的生活生产秩序，还要把内地百姓迁过去。＂反对派＂魏徵又站出来批评太宗皇帝：＂您一句话，搞的这些年关中地区老百姓鸡飞狗跳，大家好不容易攒下来的家底都被您折腾光了！＂（顷年以来，疲于徭役，关中之人，劳弊尤甚……脱因水旱，谷麦不收，恐百姓之心，不能如前日之宁帖）
　　贞观十五年（公元641年），李世民安排专人装修太极宫北门，结果被房玄龄、高士廉看到，就当场责骂装修负责人窦德素，说他们又在劳民伤财。窦德素气不过，就去找太宗皇帝告状，太宗皇帝听罢，也烦透了，就把房玄龄、高士廉喊过来，当场开骂，说他们＂没事找事＂（何预君事）。两位宰相也挺有脾气，虽当面没有顶撞领导，事后却带着一帮朝臣故意摆烂（朝臣都不论事）。皇帝也只能忍着这股窝囊气。
　　贞观二十二年（公元648年），李世民准备第二次攻打高丽，于是从四川地区（剑南道）征用农民工造船，老百姓实在不想去造船（耽误农耕且耗时数年），就有很多人想花钱免去劳役。结果，当地州县官员趁机坐地起价，勒索百姓，导致很多人卖房子、卖田产，甚至卖儿卖女去凑钱，仍然不够。最后出现了大批群众逃难，以至于田地无人耕种，粮食歉收。结果粮价又暴涨，社会更加动荡，很快就出现了农民暴动。
　　当然，李世民也没能实现征讨高丽的目标。第二年，他就驾鹤西去了。
　　简言之，李世民屡屡被＂骂＂的经历，可以从侧面反映出贞观年间底层百姓的生活状态——始终处于勉强存活的边缘状态，但凡朝廷政策一失误、皇帝一乱来，老百姓就立马滑向忍饥挨饿、妻离子散、无家可归、朝不保夕的状态。
　　这种状态下的社会，真的算是＂仁德盛世＂吗？而所谓＂千古一帝＂的唐太宗李世民，当真是那样＂仁德贤能＂吗？
　　我们只能说，以当代人的标准去深入评价古代社会和帝王，确实会发现很多难以被接受的地方，乃至颠覆我们的观念。
　　或许，我们不应该用现代社会的标准去＂苛求＂古代社会的帝王们，更不用神化他们。他们当中那些最出色的少数人，也只是＂好运＂地碰到了历史发展的＂好时代＂而已，他们的伟大之处，或许也只是老老实实地顺应了时代发展的需求而已。
　　总之，我们看待历史的时候，还是要多一些冷静、客观，少一些臆想、主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