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时期，社会工商业的发展是怎么样的呢？

　　明初，朱元璋推行了一系列＂与民休息＂的政策，使明代的农业得到迅速的恢复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有所提高。同时，农业生产的恢复与发展，为城市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粮食和原料，而且某些农民抽时间去经营工商业，使得从事工商业人口的数量不断增加。工商业的发展与社会分工的日益深化，促进了明代城市的发展和商业的繁荣，也为明代官僚经商奠定了经济基础。明代城市的发展
　　首先，城市人口数量迅速增长。
　　城市人口的增长，有的是因为明初政F大量的迁徙人口有的是由于城市本身处于交通便利，商业繁华的地理位置，不少商人或居民大量迁移进去。
　　如南京。朱元璋称帝时，定都南京。而在明初，南京只有户二万七千多，约十万多人。另有驻军十四万三千余人，总数约三十万左右。虽然永乐迁都后曾使这一地区人口锐减，但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再加上又是明朝的留都，商贾辐揍，至万历时，＂生齿渐繁，民居日密＂，南京十三门内外大约有几十余万人户。
　　北京。明初，这里＂商贾密集，市廖尚疏＂。朱棣即位后，同样是大量迁入住户。此外，像开封、杭州、苏州、临清等这些自古为交通便利，商贾辐犊的城市，人口的激增，主要原因就是来自于各地乡绅富户、来往商人的迁入。
　　其次，城市工商业的迅速发展。
　　城市人口迅速增长，而广大的城市人口，都在不同程度上和农业相脱离，这就使这些人的生活所需不得不依靠市场来获得。再加上皇室与权贵们贪欲的增加，官营手工业的没落，这一切都促使了工商业的迅速发展。
　　制造业。这时的织造业：
　　一方面，规模大。从事这一行业的人叫做＂机户＂。在明时，机户大都已经拥有厂房、织机、原料、资金等，最初靠自己经营，后来也有一些生产规模扩大，然后雇人经营的。机户们根据自己的实力雇佣不等数量的雇工，雇佣人数少的机户，属小商品生产者雇佣人数多的则属于手工工场主。同时，厂房中的雇工有了明确的分工。
　　另一方面，品种多、质量好。这一时期，丝织品种类繁多。苏州的丝织品，更是全国闻名。由于其较高的质量，使得苏杭的丝织品远销全国各地，有些则大量输往海外各国。
　　印书业。明代时，印刷业比较发达。各个大中小城市都有自己的印书产业，其中苏州、杭州、福建被称为明代三大刻书中心。杭州的印书业，早在宋代时就很出名了。到明代，杭之版本虽不如苏州的精美，也不如福建的量多，但其刻书量与销售量仍然十分可观，与苏州、福建并驾齐驱。
　　苏州的印书业在宋代时并不出名，但到明代，却成为全国印书业中刻印质量最好的和印量较多的地区之一。南京刻印的书籍不如苏杭的精细，但可与宋版相媲美，刻书的质量远在北京、浙江等地之上。南京刻印的书，不仅保证了当地的需要，而且还大量销往全国各地。
　　造酒业。私人造酒虽然一直是国家明令禁止的项目，尤其是灾荒年间更是严禁，但是，酿酒利润的诱惑，以及广大城市人口的需要，私人酿酒在明代一直很普遍。明中叶时期，酿酒者就迅猛增加，至明后期，连明武宗朱厚照也开起了酒店。光南京一处，增至＂不减万家＂之多，可想全国。从全国来看，杭州城内以酿酒为业者颇多。而苏州的酒则最为盛名。
　　除上述这三种比较主要的行业以外，还有如刺绣、窑作、铜作、玉雕、食品、造船、首饰、制扇、竹器、打铜、打锡、乐器、皮毛以及南京、北京和苏州所特有的裱措等行业，五花八门，种类繁多，都有较高的制作水平，出现了不少能工巧匠。这些行业的出现，不仅适应了广大城市人口的生活需要，同时也促进了城市工商业的发展和繁荣。
　　城市商业的繁荣
　　城市的发展，工商业的繁荣，市场不断开拓。尤其明代中叶以后，工商业者的经营模式多种多样，经营规模不断扩大，商品经济随之得到发展。开张店铺与摊贩贸易
　　开店，是广大工商业者营业的一种常见形式，多半是有一定经济实力的才能为之。明初规定同一类型的作坊或商店，要集中在同一街道或坊巷内，并规定了共同的营业时间。在一定时期内，便利了人们的购买。但随着城市的发展，城市人口不断增加，店铺和作坊开设的这种局限，给居民的购买带来了诸多不便。
　　因此，至明中叶以后，店铺的开设打破了明初的局限，而是根据人们的需要，比较分散而合理的分布于不同的街巷和地区，而且都是面向大街开设。甚至在南京出现了＂侵官道以为肆＂的现象。相反，同一类型作坊或店铺所在的专业街道或坊巷，逐渐变得空虚了。在营业时间上，完全根据人们的需要制定，有日市、夜市，甚至是日夜贸易。
　　店铺的种类繁多，所卖货物，更是五花八门。同一种行业也有许多店铺，还有一些独具特色的店铺。
　　摊贩贸易，也是工商业者营业的一种形式，多数是小本经营者为之。这种贸易比店铺资本少，规模小，却十分便利，是店铺贸易的重要补充。摊贩贸易的形式也十分多样。有搭棚披厦者，他们在闹市的路旁，进行各种贸易。还有一些小贩、手艺人，随处游走，即停即卖。
　　总之，为了适应城市人口不断增长的生活需要，各行各业，应运而生，形形色色的店铺、摊贩也铺天盖地的开设起来。所售商品，主要来自全国各地和自家手艺，甚至是一些外国商品。凡是人们需要的各种商品，应有尽有。
　　市集的日益繁荣
　　为了适应城市人口的需要，除了正规店铺和摊贩贸易外，市集也是一项重要的补充内容。市集大多都是定期开市，通常都在比较繁华的街巷开设。
　　如在北京，有灯市、城陛庙会和内市。
　　灯市，原为元宵节观灯而设，每年正月初八至正月十三开市。每逢开市，各地灯商来此售灯，一般权贵地主之家，至巨资来此买灯，且以用钱＂多寡角胜负＂。此外，灯市的贸易还有珠宝、古玩、香等货物。同时，为了让权贵地主们观灯，灯市附近的南北市楼，都装饰的堂皇富丽。随着权贵们对各种珍奇异宝贪欲的增加，灯市逐渐变为定期交易百货的集市，集期是每月初五、初十与二十。
　　城煌庙会，又称庙市。集期为每月初一、十五、二十五。每逢集期，远商密集，百物杂陈，市声嘈嘈，自朝及夕。来此贸易的即有国内各族商人，也有碧眼胡商，飘洋蕃客。他们购买的数量很大，数万斤或数十车，贸易情况，相当壮观。
　　内市，主要是为内廷需要而开设的比较特殊的集市。每月初四、十四、二十四开市。其买卖之货物，多系名贵产品。不少外家勋臣也从中牟利，他们大多出售自家拥有，而外界又买不到的东西，从中获取暴利。＂凡内市物，悉精良不与民间同，朝贵亦多于其地贸易，咸听之不禁＂。
　　此外，各地根据集市的规模不同，有大市、小市和会之分根据贸易的商品不同，又有牛市、米市、杂货市、山货市、盐市等根据集市的参加者不同，还有民市和军市之分。另外，还有明王朝所特设的马市，马市之后，又开有民市、月市、木市。
　　总的来说，随着城市的发展，城市人口的需要不断增加，工商业逐渐繁荣，集市也日益发展和繁荣起来，成为满足城市生活需要的重要补充部分。
　　市场的开拓
　　明代时期，除了店铺与集市贸易得到发展以外，其他贸易活动也得到了发展，市场不断开拓，由原来的地方性市场，逐渐向较远较大的市场转移。贸易的内容不仅有商品，也有生产原料。比如丝织品贸易；绸缎等物；布匹贸易；食品贸易；还有世界闻名的景德镇的陶瓷贸易，远销国外。除了这些，还有铁和铁器，药材、香料、木材、竹子等等贸易。
　　由这些贸易的发展可以看出，明代的市场贸易已经不再局限于地方性的狭小市场，而是比较大宗的被贩运到较远较大的市场上去销售，市场在不断的向外、向远、向大开拓。这势必冲击了当时全国闭锁的状况，加强了各地方之间的联系。
　　同时，从当时贸易的商品来看，虽然像珠宝、香料、丝绸等这样的高级消费品仍占一定的比，但是，为了广大人民的需要，如棉花、布匹、粮食、染料、药材等生活和生产用品的数量也在不断增加，这成为明代商业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
　　城市的发展，工商业的繁荣，不仅使商人的资本急剧增多，涌现出一批富商大贾。同时，也促进了当时明代整个社会商品经济的繁荣发展，这就为官僚经商提供了良好的商品经济条件。商人地位的提高
　　在封建社会，商人的社会地位普遍低下，居＂四民＂之末。封建士大夫以 ＂科第为先＂，＂耻于为末＂。至明朝，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传统的重义轻利的 ＂义利观＂受到冲击，人们在观念上对商人的看法有了很大改变。士人们不再以商为耻，整个社会经商成风。商人地位也在这种情况下有了很大提高。
　　首先，从思想上，商人的地位普遍提高，得到空前的认可。知识分子们对经商的看法也有所转变，也使大众对业儒和经商的看法，起了变化。获取科第功名，固然令人羡慕，倘或落第，转而经商，养家糊口，发财致富，也是明智的选择。这种下海风潮反映到官府之中，就是官僚经商现象的广泛产生。
　　其次，从政F的政策方面看商人的地位也有所提高。
　　历代的统治者，总是一方面在思想上大力提倡重农轻商，并加强对官营手工业、商业的掌控，另一方面，对于民间商业，在不碍于统治者的政治、经济利益的条件下，一般也就采取相对宽松的政策。
　　明朝初期也沿袭了 ＂抑商＂传统，至明中后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全国市场规模扩大，工商业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日益加强，因商品流通扩大而带来的商税剧增，也使国家财政对工商业的依赖性日益增强。
　　在这种情况下，统治者不得不调整部分经济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为工商业的发展创造条件，以适应经济发展的新需要。另外，由于皇帝、贵族、宦官、大臣奢侈成风，大肆挥霍经济发展带来的丰厚的社会财富，加之频年用兵，军费开支极大，统治者搜刮民脂民膏，层层增加商税，令商贾大困。
　　一些卓识之士也纷纷上疏，建议朝廷在商业政策上，消减多如牛毛的税收，撤消重迭的关卡，＂曲体商人之意＂，实施了一系列的＂惠商＂政策。种种这些，都使的国家对商人的控制有所放松，商人地位较前代，有了明显的提高。
　　最能体现商人地位提高的政策变化，则是商人科举应试以及捐纳制度的实施。商人的触角由此伸入到了政界，商人地位进一步提高。在明朝，不少有识之士公开在政治上为工商业争地位，为商人争科考权利。
　　同时，随着商人数量的增多和其社会影响的不断增大，工商业者的社会自觉也在不断增长，许多商人以及商人世家的人，都为商人地位的提高在大力疾呼。通过他们的努力，秦汉以来遵循的＂有市籍者不得入宦＂的古训终于被打破，商人子弟参加科举考试的诸多限制逐渐 放宽。
　　为笼络利用商人，明政F还特意制定一些特殊政策，如特定商、灶两籍，专为商人子弟在科举中保留应试特权，使他们可以在本籍之外的经商地区参加科举考试。商人入试应举，体现了商人地位的提高。
　　同时，大量商人中第做官，进入政F机构，也使官僚机构的成分有所改变，由单纯的儒生出身变为了儒生与商人相参，商人的生意经也由此逐步渗入政F肌体之中。
　　捐纳制度的实施，同样为商人入仕开启了直接通道，从而促进了商人地位的提高。所谓捐纳，就是政F允许除＂贱民＂以外各等级的人，用钱财从政F那里买取官职的一项政策。此项制度始于景泰元年，最初只是可以捐国子监生，并有名额限制。后改为常例，并且逐渐发展到直接捐官位的，只要肯出钱财。
　　对于商人来说，只要肯舍得钱财，便可入仕做官，何乐而不为因此好多商人都通过捐纳给自己来买个一官半职。商人由此入仕做官，一跃成为上层绅士，不仅能更好的为自己的商业服务，也使其社会地位明显提高。
　　由此可见，有明一代，人们观念上对商人态度的变化，政F在工商政策方面的相对宽松，商人参加科举考试等应试登第政策的变化，以及捐纳制度的影响，都使商人的地位在这一时期明显提高。同时，商人地位的提高，也是促使官僚经商、士商渗透的一个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