宇文融与括户运动有何关联，这一项政策又有何好处？

　　开元九——十五年，在宇文融主持下，唐廷发动一场空前的括户运动，这是唐代历史上的重大事件之一，影响深远。对此，前辈学者已有很深的研究，如中川学、乌廷玉、 杨际平、李春润，以及阎守诚先生。特别是1990年，在《唐宇文融括地、括户史实考辨》一文中，高敏揭示了史籍中有关宇文融括地、括户记载的十大矛盾之处，以及与这次括户有关的四个问题，并一一加以剖析，立论精当，多有发人深思之语。
　　单就基本内容而言：宇文融括户虽名＂括户＂，也系因为逃户问题而引发，但其范围绝不限于检括逃户，而应当包含括户、括田和整顿赋役，这三项政策相互衔接、配套，具有一定的科学合理性，从而保证括户运动的成功。当然，这三项改革政策并非同时推出，而是依次展开括户—开元九年，括田—开元十年，赋役改革—开元十一年。
　　括户
　　顾名思义，＂括户＂之本意在于检括户口，即对全国的户口状况进行一次全面的普查。 前人对于宇文融括户之研究，也大多聚焦于此，这使得我们的研究空间越来越有限。因此，我们无意再对括户进行一种全面的探究，而是将研究重点集中到三个问题上，希望能够澄清一些疑问：
　　一、括户的对象
　　对此，史书记载不一，为了澄清史实，在这里，有必要先对这些概念加以界定。所谓＂逃户＂，即＂逃亡户口＂，因为他们离开本贯，来到异地他乡，不受官府户籍制度的控制，成为＂脱户余口＂ 在封建统治者眼里，他们当然是＂匿户＂、＂没户＂、＂游户＂。在括户期间，许多逃户或主动，或被动地重新接受官府的控制，成为＂归首户＂根据唐廷的政策，他们大多就地附籍，＂县收其名，谓之客户＂。
　　至于括户的对象，似有一个发展过程，起初仅针对天下逃户，这从宇文融兼领＂搜括逃户使＂可知后来，括户发展到＂天下户＂，宇文融进而兼领＂括天下田户使＂，而且这次括户并非局限于＂逃户＂，也涉及许多在籍户口，比如僧尼。
　　二、检括僧尼问题
　　武周以来，佛教势力日益壮大，开元二年，在宰相姚崇建议下，勒令伪滥者万余人还俗。
　　随着括户运动的全面展开，开元十三年，检括的范围也触及僧尼。这年六月，唐廷命有司＂试天下僧尼年六十以下者＂，标准是＂限诵二百纸经，每一年限诵七十三纸＂，＂不得以坐禅对策义试＂，从而确立了对僧尼＂试经＂的制度—＂三年一试，落者还俗＂。至于＂诸寺三阶院＂，均并入大寺院。倘若寺院三纲（上座、寺主、维那）放纵三阶僧诱惑百姓，不予纠正者，也一并还俗。
　　针对某些僧人的不法行为，坚决进行打击。开元九年三月庚午，以濮州圣佛寺僧多摩 ＂持画证惑百姓＂，聚敛财物，唐廷勒令其还俗，＂纳其财＂。次年二月庚寅，鉴于一些僧尼、道士＂虚挂名籍，或权隶他寺，或侍养私门＂，互相包庇，逃避政F管理，唐玄宗诏整伤＂自今已後，更不得於州县权隶、侍养师主、父母，此色者并宜括还本寺观。
　　＂开元十一年五月，命各州县严厉打击那些不守戒律，＂或公讼私竞，或饮酒食肉，非处行宿，出入市座，罔避嫌疑＂的和尚、道士，＂严加捉栩、禁止＂。开元十五年，又下令拆除＂天下佛堂小者＂，＂功德移入近寺，堂大者皆令封闭＂。此令一下，＂公私望风，凡大屋大像亦被残毁＂。
　　此外，玄宗即位后，鉴于佛教势力过大，多年不度僧尼—＂不度人来，向二十徐载＂， 以＂预塞其源＂而由于各种原因，每年都有一批僧尼被淘汰，或死亡，或还俗，脱离僧籍， 这种长期不度僧尼的政策对佛教势力是一种很大的抑制，一直坚持到开元二十六年。
　　＂逃户政策＂的演变
　　关于括户期间＂逃户政策＂的演变，学界已经多有论及。个人认为，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唐廷的逃户政策也集中体现于三道诏书—《科禁诸州逃亡制》、《置劝农使诏》和《置十道劝农判官制》：检括阶段（开元九年二月十一年八月）
　　开元初年，逃户问题愈演愈烈，成为让唐廷最头疼的社会问题。特别是到了开元八年， 这一问题日益突出。在这个关键时刻，次年正月二十八日，宇文融＂揣摩上旨，款关渴见＂，奏请＂检察伪滥兼逃户及籍外剩田＂。此议正中玄宗下怀—＂天子前席而见之，恨得之晚言发融口，策合主心＂十天后（二月八日），即敕有司＂议招集流移、按诘巧伪之法以闻＂。
　　二月十日，唐廷颁布《科禁诸州逃亡制》，这既是括户运动开始的标志，也是第一阶段逃户政策的集中体现。根据此制，天下逃户应在百日内自首。逃户就地附籍后，差科、赋敛皆＂附入令式，仍与本贯计会停徽＂。
　　由于户口逃亡，一些地方（譬如西州）户政名未消现象相当严重，但许多地方官担心影响自己的政绩和考课，乃至仕途，迟迟不肯采取措施，致使这一问题越发严重。为了重新整顿全国户籍，唐廷于开元十年＂拾口月＂ 二十一日下较削除＂年死虚挂籍帐＂，没落者，尚不清楚，冻国栋则推测：开元十年以后，＂丁口虚挂＂的现象可能一度缓和，但这种缓和也是暂时的，至开元末、天宝年间又故态复萌。
　　总之，在这一阶段，在宇文融主持下，在全国范围内(譬如沙州地区)大规模地检括户口，以整顿籍帐松弛的倾向，取得一定成效。例如，庆州怀安县本来是一个蕃汉杂居的边远地区，开元十年，检括若干逃户，＂连党项蕃落置＂。
　　安辑阶段(开元十一年八月十三年二月)
　　在第一阶段，由于对逃户政策过于严厉，遭到逃户抵制，括户工作进展缓慢。开元十 一年五月，唐廷派大批判官出使各道，了解到这一情况，遂于八月癸卯下救＂前令检括逃人，虑成烦扰。天下大同，宜各从所乐，令所在州县安集，遂其生业。＂不过，此救虽确定＂宜各从所乐＂的方针，但还缺乏具体的配套措施。
　　同年十一月十七日，唐廷颁布《南郊赦书》，针对诸州百姓＂或因逢水早流寓未安者＂，命＂所司＂与朝集使＂作赈恤、安辑法奏闻＂。关于此法的内容，史籍无存，但从名称来看，应以安抚、招携流亡为主。次年三月十三日，唐廷指示各州朝集使为政八事，将 ＂浮逃客户，所在安辑＂列为首事。
　　开元十二年八月，在出巡天下的途中，宇文融升任御史中压，并新添一个使职—＂诸色安辑户口使＂。搜括逃户＂，将逃户置于政F控制下，以保证国家的赋役来源后者则强调安置，即将逃户检括出来之后，给予一定的优惠政策，让他们安心从事生产。不过，这两个使职尽管名称不同，但都是为检察户口而设，以扩大政F的赋役来源。
　　由于政策对路、措施有力，此诏颁布后成效显著。
　　善后阶段(开元十三年二月十五年二月)
　　至开元十二年底，宇文融还朝，标志着括户运动的成功。不过，朝廷内外对此依然论纷纷—＂议者以生事，沮话百端＂，而且，如何处置这些归首的逃户，也是一个棘手的问题，堕需决定对策。
　　当时，唐廷先后召开两次会议。一次，是在延英殿召开的御前会议，参加的有中书门下、六部长官。在会上，宇文融建议继续括户：＂建检脱户余口＂，却遭到主管户口、田土和财政收支的户部侍郎杨易的反对—＂执不便＂。
　　为进一步听取臣下意见，玄宗＂令集百寮于尚书省议之＂，并将范围扩大到诸州朝集使—＂方州岳牧＂。这次扩大会议一连开了十天，群臣各抒己见—＂群词盈于札翰，环省弥于旬日＂。由于宇文融深受皇帝宠信，又得到侍中源乾曜大力支持，因而会议出现一边倒局面—＂公卿己下惧融恩势，皆雷同不敢有异词＂，只有杨踢依然对括户运动多有指责—＂括客不利居人征籍外田税，使百姓困弊，所得不补所失＂，但他并未提出 有效的对策。最后，唐廷采纳宇文融的意见，于开元十三年二月颁布《置十道劝农判官制》，宣布三项措施，此制对新附客户的安抚意味非常明显，标志着括户运动进入善后阶段。
　　同时，唐廷又进行人事调整，将反对括户的户部侍郎杨踢贬为外州刺史，以御史中压宇文融兼任户部侍郎，加重其权力，实则让他全权负责逃户事务。
　　这场括户运动何时终止对此，史籍并未留下一个圆满的答案，但据推测，其时间当在开元十五年二月。
　　在括户期间，宇文融除了主持括户、括田，推动赋役变革之外，还主导两项与括户运动密切相关的改革，一是补充常平本钱，一是厘革郡县。
　　一、补充常平本钱
　　常平仓，本为平抑物价而设，古已有之。李唐肇建，高祖即下诏设立常平监官，旋废。贞观十三年（639），唐廷下令在北方的洛、相、幽、徐、齐、并、秦、蒲等八州设常平仓。永徽六年（655），在长安两市设置常平仓。垂拱初，在两京置常平署，＂天下诸州亦置之＂，常平仓扩展至北方各州。
　　增补常平本钱由宇文融主持，时距开元十四、十五年天灾的爆发仅一年，正处于大灾的前夜，非常及时，这既是唐代仓康制度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一步，也是玄宗政F加强灾害预防体系建设的一部分，为唐廷有效地应对即将到来的天灾打下良好的基础。
　　二、厘革郡县
　　在开元十三年颁布的《置十道劝农判官制》中，有一段回忆性的文字＂乃授其田户纪纲，兼委之郡县厘革，便令充使，奉以安人。＂ 意思是，命宇文融为劝农使，一面继续括户、括田，一面授权他＂厘革＂全国郡县，即对地方行政体制进行调整。
　　宇文融括户是唐朝历史上一个具有深远影响的事件。如果说盛唐时代是整个中国古代 社会转型时期的重要阶段，那么宇文融括户就是唐代财政、经济、政治体制演变的一个＂关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