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族士人对少数民族态度如何？为何是这种态度？

　　冯梦龙生于明万历二年，卒于清顺治三年，明代苏州府长洲人县。字犹龙，又字子犹。其人诗文藻丽、博学多识，才气纵横，为人矿达，慷慨热情。
　　和封建时代的大多数文人一样，儒家思想对他有着很大的影响。青年时期他对科举仕进抱有很大的幻想，致力于儒家经学研究，专攻《春秋》，并著有号称＂举业正宗＂的二书。
　　但因为他的研究突破了《春秋》经学研究的钦定官方思路，直斥为后世科举士人必读教科书的胡安国所著的《春秋传》为穿凿附会，所以他个人仕进之路屡遭挫折，科场失意。
　　崇祯三年，五十六岁时才补了贡生并出任丹徒训导，六十一岁时出任福建寿宁知县，他为官政简刑清，待民有恩，遇士有礼，颇有政声。在国家上，冯梦龙对于明朝国家的不作为深恶痛绝，具有国家改革的思想。
　　有迹象表明，他与东林党和复社关系密切，可能是其中的成员。崇補十一年，六十五岁时任满归隐苏州。在李自成推翻明朝及清兵入关以后，他密切注视着时局的发展，多次上书向南明朝廷陈述改革方略。奔走于浙闽之间，呼号抗清，力图挽救大明王朝的败亡。
　　年南明唐王政权被清所灭，冯梦龙也于同一年死去，终年七十三岁。从他的人生轨迹中我们能够明显地看到儒家思想对他的影响。
　　凌濛初，生于万历八年，卒于崇祯十七年，字玄房，号初成，别号即空观主人，浙江乌程人。凌濛初出身于簪缨世家，代有闻名。其父祖四辈也皆以人格高洁、品行正直受赞。
　　祖父为官清廉、理事干练、政声鹊起，其父也因忠直敢言而为民所拥戴。作为官宦世家，忠臣后裔的凌濛初自然也受到了家族的影响，在他的思想中有着体现儒家思想的忠君报国的正统的一面。
　　十二岁入学，但接下来的人生历程却陷入屡试不第、科场困顿中历经挫折，常年郁郁不得志，精神极端苦闷。直到崇祯七年，五十五岁时，才以上海副贡生的身份被委任为上海县丞，尽职尽责、署理海防、清理盐政，为民所爱戴。
　　八年后升任徐州通判，勤于理政、整顿河防，为百姓祸福、地方安危而兢兢业业、奔波操劳。体现出了一个具有社会责任感的有良知的官员关怀民生，以仁治民，忠于自己的社会使命的人生选择。两年后在房村被起义军所困，呕血而死。凌濛初以他的仕途经历诠释了为官就应该爱惜民命、慈悲为怀、清正廉明，忠君报国，尽忠朝廷。这些无疑也是受到儒家思想影响的结果。
　　从冯梦龙和凌濛初的人生历程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儒家积极入世、关心国家、仁民爱物、清廉自守、以天下为己任等人生观念影响的痕迹。虽然两位的身上都有着与时代同调的一面，如受到李赞反道学思想的影响。
　　但他们不满的主要应是程朱理学所导致的不合理的社会现象，而非推翻儒家思想本身，这一点从他们人生后期的为官经历中也可以得到证实。因而他们对儒家思想的接受应是主要的，而对于程朱理学的不合理之处，他们借助认同时代思潮中的相应内容，以与之对抗。
　　＂三言二拍＂中涉及少数民族的描写不多，而以少数民族为主要表现对象的就更少，在大多数情况下只是作为一段情节的背景、甚至只是只言片语的表述。但综合来看，这仍是不可忽视的内容。小说内容从空间的广度来看，涉及东北、北方、西北、西南、南方，在地理上涵盖了所有少数民族区域。
　　这其中既有历史上人们较为熟知、与中央王朝交往较多、并对之产生了较大影响的少数民族，也有较为陌生、边缘化、在历史上没留下多少痕迹的民族。基于此，我们可以认为＂三言二拍＂通过通俗文学的形式向我们展示了身处明代的作者对中国历史上不同朝代、不同地域少数民族的认识，反映出了明代汉族知识分子对少数民族的整体认知。
　　严重动摇了中央王朝统治的侵害者
　　有的民族在历史发展进程中对中央王朝的统治秩序与华夏文明构成了严重威胁。特别是金人，这是＂三言二拍＂作者着笔最多的民族，通过不同篇目反反复复地描述了金人南侵所带来的民族苦难。
　　由于他们的行为严重破坏了中原正统王朝的统治秩序，对华夏文明构成了威胁，因此当作者每每站在以文化为核心标准的立场上去分辨华夷时，他们就是异族侵略者，就是夷狄、＂虏＂、＂鞑子＂。
　　于是作者基于＂华夷之防的观念对他们＂乱华＂的行为表现出否定的态度，有时甚至不惜借助仙道神佛，因果报应来表达＂尊王攘夷＂的愿望。
　　在具体的表达上，除了反复申诉民族苦难外，也有从文化优势心理出发的俯视和带着鄙夷心理的贬写。对于汉族知识分子而言，因为己方在军事和外交上处于劣势地位，于是更加牢固地着抱持着文化的优越感，因而在面对异族情调时，难免鄙夷贬抑。这也是＂华尊夷卑＂观念的体现。
　　对其中德行有亏的少数民族人物则竭力扬其过恶，不会为其掩饰隐匿。而当看到压迫者最终被汉族优势文化所征服，竭力去模仿汉族的风俗习惯、衣冠制度时，从中又会获得慰藉，借助文化较量所赢得的胜利，来维护民族自尊。
　　中原王朝正朔的承袭者
　　有的由少数民族所建立的政权则获得了汉族士人对其在中原统王朝序列中正朔地位的承认。
　　比如元朝和五代时期沙陀三王朝中的后唐与后汉。沙陀人的长期汉化历程、李克用在唐王朝的任职及其终生不称帝的唐朝忠臣面目，刘知远在后晋的任职和他在契丹灭后晋后才建立后汉的事实，使得他们在以文化评判为标准的华夷之辨中获得了道德的立足点，因而他们被归为＂己方＂，虽没能建立起根基稳固的大一统王朝，他们所建立的政权却承袭了中原正朔，获得了正统王朝的承认。
　　元代作为中国历史上首个由少数民族所建立的大一统政权，作者在小说中对元人的态度也是伴随着元代历史进程的推进而发生变化的。在元代前期与中期，一方面是整个社会较为清明的国家氛围，另一方面是儒家所倡导的大一统民族国家观念深入人心，因而以小说作者为代表的汉族知识分子认同了元朝在中原正朔王朝序列中的正统地位。
　　对于在中原建立了大一统王朝的蒙古人，也不以夷狄视之。对于作者来说，这一时期，在蒙古人所建立的包含着众多民族的这个大一统王朝中，各少数民族通过接受华夏先进礼仪文明的感染、教育、同化，己经脱离了＂夷狄＂状态，而成为了同作者一样的＂华夏＂的一员。
　　而元代社会经由＂用夏变夷＂的过程，而最终可以达至＂华夷一体＂、＂天下一家＂。元代后期社会动荡、国家黑暗、官吏不作为，导致了作者态度的改变。＂华夷之辨＂的最本质之处就是文化的区别，特别是价值观念、行为规范等方面的区别，在小说作者看来元末动荡黑暗的社会现实无疑表明蒙古统治者脱离了华夏文明的礼仪仁德教化，重新沦为＂率兽食人＂的夷狄禽兽。
　　中央王朝体制内成员
　　对于具有少数民族身份血统的中央王朝体制内成员，在作者看来，他们是＂我朝中人＂而非＂异邦蛮夷＂，因而评判褒贬也都超越于血统身份之上。
　　以儒家民族观为主体的＂华夷之辨＂所强调的是文化判别，而非血统或种族，所以在以作者为代表的汉族士人那看来，他们虽是少数民族出身，但却更是承继中原正朔的大一统中央王朝制度体系中的一员。小说中对侯景、安禄山、史思明、哥舒翰等人的认识和判断，也都基于他们的体制内成员的文化身份，而非他们的民族血统。
　　无重大威胁的地方民族政权或部族
　　对此，存在着两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将对方放在一个较为平和、平等的语境中加以认识和表现。如对方与＂我＂无过往的历史恩怨，与中原相距遥远，甚至远在中原王朝、华夏文化所可能施加影响的范围之外，对我既不存在威胁，又不产生依附，因而脱离了功利化的交往语境。
　　这就使得以作者为代表的汉族士人能够把双方的关系放在更为平和平等的情境中进行审视，甚至可以超越＂华尊夷卑＂，＂用夏变夷＂的评价语境。
　　或者曾经有过外交与军事上紧张敌对，但当作者抛开了国家民族层面上的是非恩怨，而去审视纯民间层面的文化交流时，就能看到一个相对平和的交流场面，在华夏文化的影响下，人们跨越了国家、民族、社会阶层等鸿沟，在交流中加深了解，在了解上互相尊重，在尊重中平和相处。对汉族士人来说，这正是儒家大一统民族观念所勾勒的蓝图，华夏文化充分展示出他的感染力与教化力，＂用夏变夷＂，而这条路的终点就是＂华夷一体＂、＂天下一家＂。
　　第二种情况，因与中央王朝发生了国家、军事冲突或是基于文化偏见，而将对方以＂夷狄＂视之。对于因各种原因和中央王朝发生了国家或军事冲突的对象，则无论其原因为何，一律站在大一统王朝的立场上，将之视为夷狄对中央王朝统治权威的挑战和反叛。
　　因为从以文化为核心的华夷观念出发，唯有华夏文化的传承者才有一统天下，占据中原的正统资格，地方少数民族政权在这个秩序体系中是处于被教育同化的地位上，如果去挑战中央正统王朝的统治，则要＂尊王攘夷＂，对其动用武力，以维护中原正统王朝的统治秩序。
　　对于因地理的阻隔、交通条件的制约或源于文化优越心理的轻忽而导致的对其认知度较低的民族，就会产生因文化隔阂而造成的误读，汉族士人通常会站在＂华尊夷卑＂的立场上，习惯性地以＂夷狄＂视之。
　　带着华夏文化的优越感去认识、判断并解释他们的宗教信仰、价值观念、行为方式、生活习俗等，于是差异性就成为了得出负面价值评判，为其在文化身份上打上落后、野蛮标签的理由。在这种情况下，即便对其做出了真实的表述，文化偏见也会使这种表述成为落后野蛮的象征。
　　总结
　　在＂三言二拍＂小说中，作者对于不同情境下的少数民族采取了不同的态度。对于严重动摇了中央王朝统治，威胁到中华文化传承的少数民族及其政权，作者一方面将其视为危险的夷狄，另一方面又抱持着文化的优越感，对之采取鄙夷贬抑的态度。
　　对于承袭了中原王朝正朔地位的由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和王朝体制内的成员，作者表现出了文化上的认同感，将之视为己方而予以接受。对于无重大威胁者，虽然也有超越＂华尊夷卑＂、＂用夏变夷＂的评价语境，平等视之的个例，但在更多情况下，或者突出了华夏文化的感染教化力，描绘出＂华夷一体＂的美好前景；或者从＂华夷之辨＂出发，强调＂华夷之防＂、＂尊王攘夷＂；或者以华夏文化的优越感为基点，去展示对方落后、野蛮的文化身份。
　　＂三言二拍＂的作者是从传统的以儒家民族观为主体的华夷观念出发，去看待周边的少数民族。
　　在儒家大一统观念的影响下，这是一条从＂华夷之辨＂出发，其终点指向＂华夷一体＂、＂天下一家＂的漫长道路，在这中间，判别身份的标准是＂礼分夷夏＂——由价值观念、行为规范所勾勒出的华夏文化的核心价值，促成转变的是华夏文化的强势感染力。虽然难免文化偏见和歧视之嫌，但在客观上却起到了凝聚了民族、国家的作用。
　　在这套认知判断体系中，将对象是作为己方还是蛮夷来看待，判断的标准是文化身份而非种族血统。而基于文化身份的认同，可以尽量排开贬抑和歧视，带来更为客观公正的表述与评价。
　　因身份认同感而放开胸怀接受，因放开胸怀而产生密切交流，因密切交流而迎来加深了解，而只有从正面去认识所看到的一切，客观地去看待并包容各自差异性的表现，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交流。
　　此外，从另一个的层面来看，即便丑化或妖魔化，即便歧视或鄙夷，即便误解或猎奇，这些从某种角度上来说也是另一种形式的交流。而只有借助不被阻断的多层面多视角的交流，才有助于增进了解，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就能通向真正的理解与尊重，实现多元文化的共存繁荣，这是历史给予今天的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