豪强的构成及其资源

　　豪强的身份构成
　　对于何为豪强，史料中其实并无一个明确的概念，甚至没有统一的称呼。在南宋初年，皇帝和中央官员往往称之为＂巨室＂、＂上户＂或者＂形势之家＂：而在南宋末年，《名公书判清明集》中所收录判词的作者们(地方官员)往往将之称为＂豪＂或＂村幢豪民＂。
　　豪强之所以被称为豪强，最关键的原因在于其为人作风豪横，而这也币是豪强与门阀世族所不同的一点。虽然在南宋时期的判词中不乏官户或士人被指为豪强的事例，但当事人之所以受到这一指责是由于其自身行为豪横的缘故，而不是因为其身份或者血缘的关系。
　　与此相反，尽管唐以前的门阀世族在入唐后可能早已几代布衣，但其最初的构成却必须具备累世担任一定品级之上官员的条件，却与其行为豪横与否无关。此外，豪强所不同于唐以前的门阀世族之处还在于其既不具备如后者一般能与君主＂共天下＂的全国性影响力，也没有为全社会所尊崇的郡望和门第。
　　事实上，与＂门阀＂一词的中性意味相比，＂豪强’’更多的是一种含有贬义的称呼。这从南宋豪强中除了具有官方尊崇地位的官户、士人乃至宗室以外还不乏地位相对卑微的形势户即可得知。
　　但是，虽然少有全国性影响力且居于贬抑地位，豪强往往也拥有一定程度的社会、资源，全无背景的豪强相对少见。这些资源的来源往往有其亲族所依托，如北宋时居于青州的麻氏家族之所以能历经百年而不倒，即是依靠自五代以来的家族声威。家族声威的形成和持续往往是依赖于其所拥有的一定程度上的社会乃至军事影响力。如青州麻氏，其之所以能够＂私畜兵、刻玉宝＂甚至＂将图不轨＂，是与其自五代以来就有较强的经济、社会实力不无关系的。
　　麻氏一族由五代时的录事参军起家，进而不断有家族成员通过科举进入仕途，从而成为宋时所谓官户，并拥有大量＂庄夫’’，因此被视为强宗豪族。又如宋初剑南峡路诸州之＂豪民＂之所以被视为＂豪＂亦是因为其身为本地土著，家族庞大、佃户众多、且对佃户颇具号召力，从而导致宰帝担心＂一旦更以他帅领之……人心遂扰＂，此时发生在这一地区的数次军事反叛正说明＂豪民＂在社会和军事上的影响力。
　　事实上，大多数豪强之所以能够把持衙门公事，与其所具有的身份地位和社会关系有很大关系，如北宋景德二年所发之曹州赵谏兄弟恐吓取财、干预政事案亦是如此。赵氏兄弟之所以能够＂干预郡政＂乃至诬陷中央官员，与其日常＂交结推右长吏＂乃至与朝士、内职、中贵等中央中人书信往来、关系密切不无关系。
　　至南宋时，勾结州县吏人、把持公事已被认为是豪强之家之所以能够豪横的原因之一。有学者总结清明集中关于豪强的描述后认为，其违法行为主要集中在＂侵夺国课＂和＂擅作威福＂上，而其豪横行为的实施则往往依凭与地方领导关系密切之人(如罢吏)的帮助进行。
　　家族为豪强提供的资源，除了一定程度的社会影响力和社会地位以外，还包括相对富裕的家境。如北宋初年诬陷大将张永德图谋不轨的豪强高进的身份，其在史料中首先被界定为＂富民＂，其次才是行为＂豪横莫能禁＂。¨刨至南宋初年，＂豪＂在一定程度上已被等同于上户(富裕的民户)，隆兴元年诏中将＂豪＂、＂富强之家＂、＂上户＂几种称呼混用，其所指向的均为同一类人群。
　　而南宋末年的地方官员所斥责为＂民害＂的＂豪＂，也通常具有家境相对富裕的特征。入元以后，＂豪猾＂与＂富上＂则被视为并列意义。尽管晚唐以后各时期豪强的身份构成与语意指向并不完全一样(比如南宋末期的豪强已经并不一定具有如宋初豪民般的＂熟夷＂、＂大姓＂的特点，甚至有可能是外地迁来的寄居户，而其身份构成办以官户、宗室、士人、形势户和富户为主，而与入元以后的闲居官员、曾充军役离职者、骤富豪霸者和泼皮凶顽者不同。
　　但是，他们彼此之间仍具有一定的共性，即家庭经济状况相对富裕(拥有较多土地甚至佃户／在当地户等制划分中属于上户)，掌握一定的社会、社会资源(对佃户有号召力／家族中有人为吏或为官，或本身为拥有社会尊崇地位的士人、宗室等)，并且作风豪横。
　　豪强的健讼资源
　　虽然豪强是一种受贬抑的社会身份，但考察南宋时的豪强个体，却可以发现其多数都在社会中拥有强势地位。如前表所示，豪强中为宗室、官户和士入者颇常见，而形势户的地位虽不如前三者尊崇，却也因其职业关系而拥有一定诉讼优势。
　　南宋时，官户和士人都享有一定的官方优待。前者＂在一定限度的田产内，享有免除差役和科赋的特权＂，而后者由于是潜在的选官群体，因此当其作为当事人甚至讼师时，官员会采取与对待其他阶层人员所不同的态度——与之详加辩论，而非直接斥责，且往往先言明自己＂于士类每加敬礼＂，惟对＂假儒衣冠＂者才不假辞色、予以直斥。
　　士人及其子弟为豪强或者为吏，被认为是与先贤所教相违背的事情，因而在时人判词中不乏指责其有辱衣冠之言。但究其原因，却并非仅此而已。
　　两宋时期，江南各地的学校逐渐增多，南宋以后益发增设了许多官学与书院。这一方面与此地久有＂向学＂之名有关(如福建)，另一方面则与北方移民的迁入不无关系。
　　如著名理学家吕祖谦在南宋初年曾于婺州办学，致＂四方来者近千余人＂，而赣南地区由于是理学的发源地并兴建了多所书院，亦被视作＂先贤过化之地＂。然而，与此同时，分别位于两浙西路和江南西路的这两个地区在南宋末年却同以好讼闻名。在清明集中，不乏士人包揽词讼之判。南宋以后，关于江南地区好讼乃至＂尚气多讼＂的记载仍长期存在，元、明时对此均有记载。
　　好讼风气的形成与文教的发展两者看似格格不入，实则互相影响：学校的大量设置为居民资送子弟入学提供了便利，但是同时也为其掌握包括诉讼知识在内的各种知识提供了便利；同时，入学变得更加便利意味着更多的人可以入学，但并不意味着所有曾经读书进学之人都可能通过选官程序(无论是南宋时的科举考试，还是元代的吏员选拔)进入官僚机制。
　　南宋时，甚至有以士子身份而为佃户者。对入仕失败的士人来说，其所掌握的学识在其卷入与己相关的诉讼或者承揽他人的词讼时，已经令其比没有掌握知识的当事人具有更大的知识优势，而南宋时对士人的尊崇态度也为其在诉讼过程中进行博弈时提供了比起没有此身份的当事人来更为优势的地位。
　　事实上，正是由于这种身份优势的存在，当时的讼师和当事人才会在诉讼中经常以士人的身份出现，或是寻求通过审判者的引试而获得对自己具有这种优势身份的认可。
　　虽然非士人中也存在包揽词讼之人(如《教唆与吏为市》和《先治教唆之人》两判)，但这些人之所以能包揽词讼亦是因其对诉讼知识具有至少初步的了解(＂充茶食人，接受词讼＂和＂说条念贯＂)。所以有学者指出这说明学识是健讼的基本条件。
　　洲与士人略有不同，宗室和官户往往是因其亲族关系而为地方官所顾忌。即南宋宗室散居各地，湖南新化、浙江桐庐、江西饶州等地都有宗室交结官员、托嘱公事乃至设置哗局、把持县事、私谒成风的记载。尽管这种行为在宋高宗时即遭到严禁，但从南宋末年仍有此类记载来看，此令的实际效果颇为可疑。
　　另一方面，自北宋以来，官员为官后就与亲友断绝往来的事情极为少见，相反，即便贤如范仲淹者也会出于亲情而对本族子弟多加照顾。哪!而许多官员为了维系本族的官户地位不堕，在督促其子弟读书进学的同时，还会通过与其他官员乃至宗室的联姻以结成亲族。
　　与此同时，依照宋制，宗室与一定级别的官员的子弟均可荫补为官。尽管荫补官在其可以出任的职位上受到限制，但是两宋之际对宗室出任军职的政策放宽仍然使得宗室的任官数量增多，而限制荫补官担任清要职务的政策反而意味着大量的荫补官将出任基层官员——他们正式构成地方行政的主力。
　　构成地方行政的另一主力在清明集中亦常以豪强身份出现，即吏员及其家族。唐以后，各级领导尤其是地方中都有大量吏员。有学者统计认为，唐代吏员是官员总数的大约五倍，而在两宋州府之中，吏人约是官员总数的十倍多。
　　按照南宋初年役法，除了官户可依＂限田法＂享有免服差役的权利外，其他民户无论贫富都有担任官方差役、成为吏人的可能，而其中的富者还可能因其富裕而承担更多的役务。
　　虽然充役为吏往往令民户深受其苦，乃至破产逃亡，但是随着时间的推演，一部分充役为吏者逐渐转向成为专业化、世袭化的胥吏阶层(形势户)，其＂多长期任职于一个地区或机构＂，并＂成为基层运作的要角＂。
　　有学者认为，两宋时期县政事的运转须由＂官人、胥吏、衙役、职役四要素的立体关系支撑＂，胥吏虽无地位，却往往能够代官理政甚至越权行事，甚而，胥吏因其职业关系而有可能与官员、豪强构成同一社会阶层。因此在南宋时形势户已不被认为属于贫弱之人，而世代在一个地区或机构从事吏业更为他们提供了把持公事、成为豪强的可能。
　　以形势户的子弟为例，由于家族世业的关系，其能够掌握其他人所较难具备的吏业知识，这对其在诉讼中居于知识优势地位不无助益。由于其较为良好的经济状况，豪强相对于其他民户(尤其是贫弱者)更有可能卷入诉讼。豪强所拥有的较多的土地和佃户使他们因兼并、租佃而与人发生纠纷甚至引发诉讼的可能性增大。试想，如果一户农户的土地较少、仅足自耕，其固然也可能因田界、坟山、兼并等事卷入纠纷，但通常不会卷入租佃纠纷。
　　而如果其为佃户，则或会卷入租佃纠纷，但是由于居于相对贫弱的地位，所以至少不会被受案官员视为＂豪＂。而与此同时，较好的经济状况和对知识等资源的掌握使豪强在卷入诉讼之后更有奔走诉讼的实力。庆元四年臣僚上奏指责州县官府＂民词到官，例借契钱＂的规定导致＂富者重费而得胜，贫者衔冤而被罚＂，便是一证。
　　此外，相对于贫弱之家，较为富裕的家境也使得豪强更有可能出资培养子弟接受儒学或讼学教育，形势户更有可能因其家族世业的缘故而拥有具备吏学知识的子弟，这都使其在诉讼中容易占到上风。更何况，即便家中同无擅长诉讼之人，豪强之家显然也较贫弱之家更有财力聘请讼师为己兴讼。
　　在这种种优势之下，无论是出于为己还是为人的原因，豪强都较不具备上述优势的贫民有更多可能出现在公堂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