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地是如何在印度建立领导权的？

　　1919年公布的以蒙太古一蔡姆斯福德改革方案为蓝本的《印度政府法》使印度民族主义力量大失所望。他们看到，英国统治者只想做一些小的改革，根本无意很快让印度自治。对英国的善意抱有很大希望的资产阶级和民族主义者普遍感到上当受骗。
　　甘地一，英国食言
　　印度穆斯林还对英国在处置土耳其问题上的食言十分不满。当初支持英国作战时，他们为维护哈里发地位，曾要求英国在战胜土耳其后，为土耳其保留伊斯兰教圣地和阿拉伯属地，不要损害哈里发的地位。英国首相也曾允诺这些要求但酝酿和约的情况表明，英国当局同样不打算实现这个诺言。这使印度穆斯林极为震惊。
　　二，罗拉特法
　　鉴于印度各阶层的不满急速发展，殖民当局企图诉诸高压来控制局势。1919年3月通过了罗拉特法，授权司法部门可随时拘捕任何被怀疑为反政府的嫌疑犯，并可不经辩护而判刑。和当局的愿望相反，此举不但未能遏制人民的不满情绪，反倒成了不满情绪爆发的导火线。战后群众性的反英斗争高潮就是在反罗拉特法的怒吼声中揭开了帷幕。
　　国大党和穆斯林联盟在新形势要求做出反应时，一时拿不出有力的对策。就国大党来说，主要是刚统一不久，人们的认识不一致，提拉克担心激烈的行动会再次导致分裂局面。
　　正在大家一筹莫展之时，甘地带着他的非暴力不合作策略出现在印度政治舞台，解决了国大党和穆斯林联盟领导人都解决不了的问题，成了一颗光彩夺目的新星。
　　三，圣雄甘地
　　莫汉达斯·卡拉姆昌德·甘地(1869—1948)出生在西印度卡提阿瓦半岛波尔邦达土邦的一个官吏家庭。其家族属吠舍种姓。但从甘地祖父起便弃商从政，连续担任过几个小土邦的首相。甘地的父亲、叔父也都做过波尔邦达土邦的首相。
　　甘地的家庭特别是他的母亲对印度教很虔诚，这对他后来的思想成长有一定影响。1887年甘地在念完中学后考取萨玛达斯学院，1889年赴英留学，在伦敦大学攻读法律，取得律师资格。正是在英国，他不仅受到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影响，也初次接触到各种宗教经典。
　　基督教的《新约》特别是《登山宝训》给了他极其深刻的印象。他决心＂以后要多读宗教书籍，以求熟悉所有主要的宗教。1891年他回到印度，在孟买、拉吉科特当律师。因业务不兴，1893年，应印度富商之聘赴南非为其处理债务纠纷。连他自己也没有想到他在南非一住就是二十多年，而且完全改变了生活道路。
　　在南非，印度侨民受到严重的种族歧视。甘地作为一个＂有色人种律师＂，也亲身饱尝这种滋味。应广大侨民的要求，他放弃了律师的地位和收入，全力领导他们进行反歧视斗争。
　　正是在这场斗争中，他开始形成非暴力思想，提出了＂萨提亚格拉哈＂即坚持真理的斗争方式（他当时又称之为消极抵抗），并努力地不分宗教、种姓，团结所有印侨开展斗争。他的大无畏和牺牲精神在印度也赢得崇敬，后来他被尊称为圣雄源出于此。
　　四，宗教与政治的结合
　　1915年初，带着在南非建树的崇高声誉，也带着为祖国解放事业贡献力量的一颗赤诚之心，甘地回到印度。他试图把在南非取得的经验和斗争方式运用于印度，1916—1917年在比哈尔、古吉拉特的个别乡村和工厂，开展了以改善下层人民境遇为目的的坚持真理运动，赢得了人民拥护和爱戴。
　　和一般政治家不同，甘地带有浓厚的宗教意识。他把政治和宗教揉为一体，主张政治宗教化，宗教政治化，并宣称自己的使命就是把这一原则变为现实。
　　宗教和政治两者如何结合？他认为关键是把追求真理作为人和社会一切行动(包括政治斗争)的最高准则。真理按他的解释是实在、正义、完满、和谐，真理就是神，这样，就把人间的圆满完善与神同格化了。
　　信神就是追求真理和道德完善。他又提出追求真理的道路只能是非暴力的道路。非暴力就是爱，是人的本性。真理只有用无限的爱才能得到；若采取暴力只能背道而驰，陷于黑暗深渊。
　　从这个信念出发看英国统治，他认为英国在印度的剥削和专制统治是违背真理的，印度必须实现司瓦拉吉；同时他又认为，西方资本主义制度所代表的现代文明导致社会产生种种弊端，也是违背真理的，印度的未来社会不应是现代文明的社会，而应是一个以男耕女织为基础的、自给自足的没有剥削没有暴力的社会。
　　现有的大工业可以保存，但必须为小生产服务；现有的城市可以继续发展，但必须为农村服务。1909年他写的《印度自治》一书清晰明确地勾画了他的这种理想的蓝图。
　　直到1919年，他认为，印度面临的首要任务不是立即结束英国人的统治，而是追求自身精神完善。追求自身精神完善指培养自助、自洁、自苦精神，加强纪律性，实行宗教团结，取消贱民制等。这就是后来他提出的建设性纲领的胚胎。
　　他认为，没有自身完善，就是把政权拿回来了，也不会改变现行社会状况。而实现了精神完善，英国就统治不下去了，就会归还印度的政治自主权。这就是以追求自身完善来感化统治者的道路。
　　在对群众的态度上，他主张实现各阶层各宗教的大团结，吸引尽可能多的群众参加坚持真理的斗争，一则可以壮大民族运动的力量，再则也可使尽可能多的人在斗争中提高精神境界，努力实现精神完善。
　　甘地上述政治态度有和国大党相同的一面，也有根本不同的一面。他的思想体系国大党政治家没有人赞同，认为太具幻想，是复古倒退，把政治和宗教混同实为荒谬而唐突。所以，尽管对他的精神和品格人人敬佩，但在政治上则大多数人对他不屑一顾。五，罢工运动
　　然而，正是这个政治上不为人看重的甘地，却在国大党和穆盟领导人面对罗拉特法束手无策之际，采取了令人意想不到的反击行动并引发了群众斗争高潮。1919年3月罗拉特法被通过后，他就号召3月30日（后改为4月4日）全国举行一天总罢业，停止工作，举行祈祷与绝食，来反对这一邪恶的法律。
　　这个号召得到了超乎他预料的热烈响应。3月30日德里因未得到更改日期的通知首先发动。商、学、工各界举行总罢业。人们涌向街头，举行抗议示威，遭军警镇压。8人被枪杀，受伤者甚众。4月6日，孟买及许多城市举行总罢业。
　　运动迅速向全国扩展。旁遮普是斗争最激烈的地区之一，许多城市发生武装冲突。当局在那里宣布实行紧急状态法。4月13日，阿姆利则市的近万名群众在贾利安瓦拉-巴格集会，听民族主义者演讲。英国将军戴尔率军队包围了会场，不经警告就下令向人群开抢，血腥的大屠杀持续了十多分钟。
　　仅据官方数字，就有379人被打死，1200人受伤。这就是骇人听闻的阿姆利则惨案。事件发生后，当局始则封锁消息，后来消息泄露，激起全国强烈抗议，不得不装模作样地进行调查。戴尔却被英国上层视作英雄，资产阶级为嘉许他还给了他两万英镑奖金。孟买和阿迈达巴德等地群众为抗议英国当局暴行举行示威，发展成与军警的激烈的武装冲突。
　　甘地对英国当局的暴行十分愤慨，同时对运动发展成为暴力斗争感到不安与失望。他说：＂在人民还没有取得这样的资格以前，我便号召他们发动文明的不服从运动，这个错误在我看来就像喜马拉雅山那么大。于是他决定停止进行非暴力抵抗运动。
　　国大党组织一个平行的调查团，调查旁遮普惨案真相，甘地是其主要成员。反罗拉特法的斗争成了战后民族斗争高潮的序曲。
　　反罗拉特法斗争只是反对英国的一项法令，并不是反对殖民统治本身。运动中止后，形势的演变把甘地进一步推向前进，终于把他由一个对英国统治的合作主义者转变成一个不合作主义者。六，不合作思想
　　促成这个根本性变化的最后因素，是5月14日英国对土耳其和约草案的公布和5月28日英国调查旁遮普惨案的亨特尔委员会报告的发表。前者表明当局决心要背弃诺言，肢解奥斯曼帝国，后者则为刽子手百般辩护，并反诬印度人民要对这次屠杀负责。
　　甘地看到，英国当局在这两大问题上蓄意侮辱印度人民的感情，理性的呼吁丝毫打动不了他们的心，因而感到＂一切希望都成了泡影。＂他得出结论说，英国当局行动如此＂不谨慎、不道德、不正义＂，再不配享有印度人民的好感和合作。因此，他提出了不合作思想。
　　不合作思想首先是作为穆斯林维护哈里发地位的斗争策略提出来的。新成立不久的基拉法（即哈里发）委员会按照他设计的方案，决定从8月1日起开始实行不合作策略，包括放弃荣誉称号，抵制立法会议，抵制法庭和公立学校等。
　　甘地号召印度教徒积极参加，并把基拉法问题和旁遮普问题联结起来，作为开展不合作运动的两个理由，要求国大党也考虑开展不合作运动。
　　从合作到不合作，这是个革命性的变化。甘地虽没有直接提出司瓦拉吉目标，但不合作运动的逻辑结局必然是如此。他没有直接提出也许是一种策略考虑。
　　作为一种策略，非暴力不合作比之国大党此时奉行的响应性合作策略明显地具有许多优点：
　　第一，他是直接行动的策略，具有强大的打击力量。它的多种抵制内容可以使社会各界在各条战线上以各种方式同时行动，而且各条战线的斗争浑然成为一个整体，开展起来有声有色，能够强有力地表达人民的不满情绪，对英国当局施加强大压力。
　　第二，它是既能发动群众又能控制群众的策略，能够把人民的反英运动控制在安全线内，以保证领导权掌握在资产阶级手中。第三，它是使资产阶级得利大风险小的策略。不合作促进司瓦德西，能带来很大经济利益。政治上即便遭到报复，也不会像对待暴力斗争那样激烈。
　　资产阶级立即称赞这种策略，并对国大党施加影响，促其采纳。1920年9月，国大党加尔各答特别会议（此时提拉克已去世）经过激烈辩论，通过了接受甘地的不合作策略的决议，并明确规定不合作运动的目标是实现司瓦拉吉，在不合作内容上加进了抵制英货。同年12月国大党那格浦尔年会正式通过了不合作决议案。
　　甘地家族
　　这两次会议上，国大党不少政治家对实现不合作的可能性表示过怀疑，也有人认为抵制立法会议是放弃国大党发挥政治影响的讲坛，并非明智之举。还有些人认为甘地思想体系特殊，领导政治运动未必适合。这些想法都被绝大多数代表的反英情绪淹没。
　　参加大会的中、小资产阶级各界人士代表，包括数量众多的穆斯林坚决拥护甘地，拥护不合作策略。这种强烈的呼声使任何有疑虑的国大党领导人也要退避三舍。国大党接受不合作策略意味着接受甘地的领导。从这时起，甘地成了印度民族运动的不容挑战的领导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