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秦之变从封建到帝制

　　在战国之前，商朝、周朝都是靠分封来完成统治；而在战国之后，随着秦统一天下，君主至高无上、权力世袭传递的帝制在中国绵延了两千多年。古代中华文明从封建制到帝制的这次转变也被称之为＂周秦之变＂。这场转变是如何发生的？为什么古代中国会在战国时期完成从封建制到帝制的转变呢？
　　从出现早期国家到形成统一的中央集权政府，中国花了一千多年才做到。这和古埃及在文明开始不久就形成统一的中央王朝的情况完全不同。古代中华文明和古代埃及文明在起步阶段其实情况差不多，都有天下共主。在中华文明中，无论是传说中的大禹，还是建立商朝的商汤，至少在名义上都是国家的最高统治者，没有人和他地位相当。但是古埃及从第一王朝开始，就实现了中央直接管理全国。到了第四王朝，也就是公元前2500年左右，古埃及的国王就能调动全国的力量修建大金字塔了。而中华文明是一直到了秦以后，随着帝制的确立才能做到这种事情。这是为什么呢？事实上，之所以实行地方自治，倒不是因为商朝、周朝的统治者不想让权力集中在自己这里，而是他们根本做不到。对比一下古埃及文明和早期中华文明，你会发现有两个很大的差异。
　　首先，早期的中华文明没有宗教传统。虽然商朝的统治者信奉神灵，但是这个信奉更多局限在贵族统治者内部，地方上百姓相信的神和商王信的神可能并不是一回事，民众也没有觉得商王的权力来自神授。这和古埃及人认定的＂法老是太阳神的化身＂完全不同。至于周朝，对宗教就更不感兴趣了。缺乏大家一致认同的宗教，最高统治者就失去了向全国每一个人有效发号施令的可能性。
　　其次，早期的中华文明，生产力水平太低。在战国之前，生产力水平比较低下，农具非常落后，耕牛也很少，因此不可能以一家一户为一个基本的经济单元实现自给自足。在一大片土地上，大家需要一同劳动、完成生产。这就形成了一个个以贵族为核心的农业小社会，农民在经济上依赖于贵族、在身份上依附于贵族。在这样的条件下，国君想在经济上对一家一户进行直接管理，尽最大可能集中力量，那是做不到的。而到了战国时期，农业工具和农业技术发展到了可以一家一户独立生产的水平的时候，才有了对地方进行直接管理的可能。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早期的中华文明内部，不存在一个非贵族的、识字的知识阶层。
　　在商代，商王、贵族和商王身边的贞人集团控制了文化，也包括文字。到了周朝，情况有所改观，贵族们从小接受教育。但是，这些识字的贵族都是各个级别的封建主，他们从土地上获得收入，不需要靠从事行政管理获得经济和政治利益。也就是说，即使商王和周王想直接管理地方，他们也无官可派。
　　由于缺乏专职的官僚集团，商王只好让各方国的首领代为管理地方。但是方国的首领可能与商王并没有血缘关系，他们时而臣服，时而反叛。在关于商朝的历史记载中，大量的内容都是商王去征讨反叛的方国。
　　周王同样缺乏专职的官僚集团，没有能力管理每一个臣民，但是周朝的创立者比商王聪明得多，他把天下的土地分封给王族成员，以及功臣们，也就是所谓的诸侯，这些诸侯和他形成了一个利益共同体。换句话说，通过血亲关系和共同利益关系间接管理地方，周王只要管理诸侯就好了。这种管理方式显然比商王武力压迫地方的做法更加文明，也更加有效。但是，周王朝的这套制度，到了春秋时期就开始动摇，到了战国时期更是实行不下去了。因为随着社会的发展，国王们找到了帮助他们直接管理地方的人，不再需要贵族们帮助了，这些人就是一个非贵族的知识阶层。
　　为什么到了战国时期，出现了这样一个知识阶层呢？通常来说，贵族子嗣的数量会呈指数
　　增长，虽然当时的人寿命短，增长速度慢，但是这样经历几十代人之后，数量还是非常吓人的。面对这么庞大的贵族群体，无论周王还是诸侯可能都不再有地可封了。大量封不到地的
　　王孙贵族们就要想办法自谋生路，于是社会上就出现了一个接受过一定教育、不拥有固定财产收入的精英阶层，他们就成为了国君可以依赖的官僚。这个阶层的人，利益和国君一致
　　一他们想要取得发展，就要依仗国君给机会；而反过来，他们权力的增加，又会提高国君对全国的控制力。
　　但我们知道，蛋糕是有限的，站在这些人对立面的就是那些旧贵族。从旧的制度和权力架构向新的制度过渡必然伴随着激烈的权力之争，这种争斗最激烈的时候是战国的初期。
　　战国时期的很多故事，其实就反映出这种权力争夺。比如，吴起和商鞅这些法家改革者，当庇护他们的君王去世后，他们都被旧贵族杀死。而新王出于自身利益的需求，选择继续他们开启的变法，甚至还会处死一些旧贵族。
　　有些故事看起来不这么血淋淋，甚至作为了美谈流传，却也能间接反映旧贵族和新官僚之间的矛盾。比如我们都知道邹忌讽齐威王纳谏的故事，这被传为美谈。但你可能不知道的是，在邹忌的劝说下，被齐威王疏远的人就包括那个经常与齐威王赛马的田忌。邹忌是官僚集团的代表，而田忌是旧贵族的代表。还有，在赵国，赵 奢严惩平原君家人的故事也被传为美谈。这种事情在春秋时期是不会发生的，因为赵奢管不了平原君的家臣。但是到了战国时期，新官僚崛起获得了权力，这件事也就变得合情合理了。
　　就这样，随着这些官僚新贵族的崛起，中央政府对全国的控制力逐渐加强，古代中国也逐渐向中央集权的帝制过渡。
　　作为一个过渡时期，战国时期的每一个诸侯国其实都是旧制度和新制度的混合体。即便是王权最强大的秦国，新的功勋阶层崛起，成为新贵族后，很多也都有自己的封地。只不过一些国家的管理更依赖于官僚集团，而另一些更依赖于宗亲贵族而已。不过，在以消灭对方为目的、长达两个世纪的诸侯混战中，中央政权越强化、旧贵族权力被剥夺得越彻底的国家，越能动员全社会的力量进行长期战争，并且最终获胜。
　　例如，在公元前262年，秦国和赵国之间爆发了决定双方命运的生死之战一长平之战。如果把参与到战斗中的平民也算在内的话，战争双方动员了上百万人参战。在战争的最后阶段，据说秦国大将白起包围了40万赵军，为了确保全歼赵军，秦国还征发河西地区所有的男丁前往战场，甚至秦王自己也亲自到前方。
　　这样的战争规模和惨烈程度，在当时的人类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那时靠旧贵族管理的国家，由于没法集中力量，它很快就会被周围的国家侵吞掉。就这样，在中国的中原地区，经过了一个多世纪的灭国与统一战争，最终在形式上完成了从分封制到帝制的过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