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汉末三国历史格局的变迁和政治体系的变化

　　文|兰迪书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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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汉末统治政府的混乱腐败，流民为抗击中央政府的统治，爆发了黄巾起义，虽然黄巾起义最后战败，但依然打击了皇权政府的腐朽统治。
　　而后朝廷中宦官与外戚的矛盾依然存在，袁绍则领军进攻诛杀宦官，当宦官势力被清除时，董卓携陈留王为天子，大权独揽，最后董卓被吕布刺死。
　　汉末军阀混战中，经过官渡之战与赤壁之战后，曹操、孙权、刘备形成了三分天下的局面，并建立起魏国、吴国与蜀国。
　　东汉末年时期中央政府统治混乱并趋于腐朽，汉灵帝时期社会更加动荡。汉灵帝本人奢靡无道、衣食千金。
　　光和元年，汉灵帝公开设置西邸卖官，以此收敛钱财。官员为取得实权必须缴纳钱财，致使朝政格局更加腐败，官员的充任不看品行，而是看缴纳的钱数，部分买官之人还以此剥削百姓，使民众苦不堪言，从而使社会与皇权的矛盾更加突出。
　　从汉和帝开始，就时常发生蝗虫、干旱以及地震等自然灾害，并且还存在疾疫与饥荒，有32个郡县遭受蝗灾与水灾，致使十万左右百姓流落在外、无处安身，难以正常度日。
　　走投无路的流民百姓，为谋生只能进行暴动，并且随着流民运动的日渐成熟，规模也逐渐壮大，导致出现了席卷全国的黄巾起义。各地黄巾军焚烧官府，并集中对洛阳进行人员调配，而汉末政府也以精兵驻守围城，并形成严密的抵抗圈。
　　黄巾军主力拼死战斗，奋力抗击政府的进攻，最后战败。但即使黄巾起义以失败告终，却依然沉重打击了汉末时期的腐朽统治。
　　中平六年，汉灵帝去世，汉少帝刘辩继位，何太后临朝听政，这一时期宦官与外戚的矛盾依然极为尖锐。何进与袁绍合谋诛杀宦官，并召董卓带兵进京，借助武力胁迫少帝与太后诛灭宦官，但何进寡谋少断，迟迟不肯下决断。
　　并且宦官收买了何进弟弟，预先知道了何进的谋划，致使他遭到宦官的斩杀。而后袁绍直接进宫诛杀宦官，无论老少均被处死，从而宦官势力被彻底清除。董卓听闻此变故后，立即率兵前往洛阳，以精兵控制京师，并杀害少帝，立陈留王为天子。
　　而后董卓担任太尉，大权独揽，但他生性残暴，放纵部下对附近的百姓杀伤抢掠。董卓因关东联军的进军，挟持献帝西迁长安，但到长安后，愈发嚣张跋扈，并位居太师，将家族宗亲纷纷列为朝廷命官。
　　王允与吕布本是董卓的亲信，但心中也极其不满董卓的行为，两人便密谋杀掉董卓，为天下除害。初平三年四月，吕布与王允便开始实施计谋，在朝门内将董卓刺死，董卓被灭的消息传出，长安的官吏与百姓无不兴奋。
　　镇压黄巾军以及讨伐董卓皆是由关东联军所实施的，但关东联军内部并不团结，彼此猜忌，且很快便分崩离析。但这一系列的军事活动为京东地区的势力的割据提供了有利条件。
　　历经五年复杂多变的分分合合之后，全国被分成了许多割据区域：这些军事割据区域经过几年的混战后，最后形成了包括曹操、孙策、袁绍以及马超等实力强劲的军事集团。
　　汉末军阀混战中，袁绍因其讨伐董卓的功绩，被推举为盟主，曹操与其相比则逊色不少，曹操出身于宦官之家，曹操的父亲曹嵩是宦官曹腾的养子，其背后并无优越家境，也无实力雄厚的亲眷。
　　初平三年，曹操收降三十万的黄巾军，以其精锐组成青州兵。建安五年，曹操与袁绍在官渡进行决战，争霸中原，曹操以弱胜强，取得战役胜利，为统一北方奠定了基础。
　　官渡之战后，曹操打败了与袁绍残余势力勾结的乌桓蹋顿单于，加快了对占据区域巩固统一的步伐，为人民的安定生活提供了保障，也加强了曹操统一全国的决心。
　　建安十三年，曹操向荆州进军，但当时他急于求成，率领疲惫的军队大举东进，想要一举击灭刘备与孙权，统一全国。孙权与刘备为应对曹操的进攻，双方达成联合，共同与曹军交战。
　　当时已入冬，北军初到南方，难以适应，军队还感染疾疫，两军初次交战时，曹军战败，严重影响了军队的士气。面对孙刘联军与曹军形成的隔江对峙之局，周瑜部将黄盖向周瑜献上＂火攻之计＂。
　　黄盖以向曹操诈降率部归顺为由，在十艘艨艟上放置了被油浸过的柴草，蒙上布，作诈降之势。当船只接近曹营时，船舰开始点火，火借大风大肆燃烧，顷刻间就将曹军灭于火海之中。
　　火势又蔓延至曹军大营，孙刘联军借此时机水陆并进围攻曹军，最后曹军大溃，此即历史上有名的以少胜多战役：赤壁之战，其也为三国鼎立奠定了基础。
　　宰相权力被削弱在很多史书中都有记载，《三国志》的＂魏初，三公无事，又希与朝政＂明显表明了在魏初时期三公就已经不再具备参政的权力，但却极其希望参与管理国家政事。三公即使位居一品，并享有高俸禄，但依然只是朝堂政权结构的表面形式。
　　三国时期曹魏大臣高柔曾因三公无实权向魏帝上疏，但他上疏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让皇帝恢复三公权力，而是想让皇帝认识到三公的大臣是国之栋梁。
　　高柔认为三公的大臣大多是前朝功臣，并受百姓爱戴，不应将三公大臣置于闲居不仕的境地，应遵循朝政合理选用人才的原则。同时诸如贾诩、华歆、王朗等三公大臣，均是才能过人、极其关心国事的忠贤之士。
　　由此，高柔提出＂朝有疑议及刑狱大事，宜数以咨访三公＂，使三公具备政事咨访的职责。虽然三公大臣迫切希望参与朝政事务，可朝政权力最为重要与敏感的两个部分：政策决定权与人事任免权已经与三公没有任何关联。
　　对于吴国与蜀国的宰相权力设置情况，基本是沿袭了东汉朝廷的权力格局，但在这一时期，外朝的宰相依然具有比较大的参政摄政权力。
　　在蜀国刘禅即将当政时，刘备赋予诸葛亮极大的政事处理权力，诸葛亮在开府治理朝政后，大多政务直接交由丞相府管理，从而出现了＂政事无巨细，咸决于亮＂的局面。
　　吴国的宰相同样也掌有较大的权力，江东大族为孙权建立吴国提供了极大支持，而吴国的两位主要的丞相顾雍与陆逊也都来自江东大族。蜀国与吴国宰相权力的保留是由于当时的政治因素，如果没有特殊的因素，则两国的宰相权力结构很有可能会与魏国相似。
　　所以从整个历史发展的视角来观察，三国时期的宰相权力应以魏国作为主要参考。
　　三国时期的政治格局的设置推动了中国封建王朝中央政府组织形式由＂三公九卿＂向＂三省六部＂过渡，尚在朝廷中已经成熟，并且陆续出现了中书省与门下省，三国时期中的三省是朝廷中央政府的主要组成部分。
　　三国时期时的尚书省机构相较于两汉时期的权力得到了极大的扩展。根据魏国的政治制度，全国上奏的文书首先需统一送至尚书台，并由尚书机构进行初步提议之后再送至君主，由此可见尚书省对于中央决策具有极其重要的影响。
　　在东汉时期，尚书就已经是皇帝身边最为亲近的辅佐大臣，由于其身份的便利与特殊，尚书具有出纳王命的权力。
　　到三国时期，尚书省则逐步成为独立的中央政府机构。从《三国志》记载中的＂军国大事，总而裁决＂便可以明显地看到尚书省已成为魏国朝政中权力最大的机构之一，不仅具有军事战略布署的权力，还可以直接决定朝臣的人事任免。
　　三国时期的中书省是为牵制尚书省而设置的机构，由于当时尚书省在朝堂的势力较大，而君主决不会允许某一处机构权力过大而导致的皇权旁落的情况出现，从而朝廷中出现了中书省。在两汉时期，中书监与中书令本是朝廷的秘书令，主要由宦官担任。
　　到三国时期，中书省具有审理奏章、草拟诏书以及掌管机要等权力，并与君主接触密切，权力也比较大。曹丕上任后，中书省主要由仕人担任，将秘书令改为中书令，并增设中书监，中书省的权力逐渐被加大。在魏国时期，中书省的职权已经与尚书省等同。
　　三国时期的门下省依然是为牵制中央机构的权力而设置的，但门下省在魏国末年才出现，并且门下省一直列在诸宫官内，直到两晋时期后，门下省才与尚书省与中书省并列存在，门下省长官由侍中担任。
　　但这些依然没有影响门下省权力在朝廷的扩大，侍中作为门下省的长官初期仅为主君禀报天象、礼仪及文学等方面的内容。在东汉时期，侍中需负责殿内外的奏事，使其常辅佐于君主左右，并逐渐被赋予帮助君主批阅奏章与参政摄政的权力。
　　到三国时期，侍中有权与尚书和中书共同参议朝廷政事，在诸葛亮《出师表》中有描述侍中待郎郭攸之、费祎、董允等共同参议政事，由此可见，门下省机构在三国时期的权力同样不可小觑。
　　古代皇帝为提高民众与朝臣对皇权的敬重与服从，强化中央政权的统治，建立了由皇帝直接控制的监察体系，从而加强对朝臣与民众的全面监察。监察体系从秦朝开始，经过汉朝与三国时期的应用使体系更加成熟完备。
　　三国时期，魏蜀吴三国的统治者由于不断的纷争与对皇权的渴望，致使其在登上皇位后更加谨慎，尤其注重对权力过重朝臣的监视与提防，所以三国时期的君主相较于秦汉统治者更加重视监察体系的建设。
　　三国时期，魏国与吴国新增了一项名为校事的官职，此官职皆是由君主的亲信担任，主要负责对朝廷与民众的公开监察与秘密监察，管理刑狱，惩治重犯与盗贼，校事的权力比较大，致使大臣纷纷反对这一职位的设置。
　　《三国志》中有记载＂其治事，以刻暴为公严，以循理为怯弱＂，由此可见，校事所采取的治理政事的方法过于暴戾苛责，并且不按照制度办事，污蔑贤臣且提拔小人。
　　校事的增设本是为了加强皇权，但由于校事职权的特殊性，常会借君主赋予的权力狐假虎威，扰乱朝廷正常秩序。
　　在三国时期，魏国的人口数量最多，并且农业开垦面积范围也最广，这也是三国中魏国实力最为强劲的体现。
　　在汉末时期，曹操携汉献帝后，制定了＂夫定国之术，在于强兵足食＂的方针，并在许昌周边进行屯田、兴修水利，从而得到了＂募民屯田许下，得谷百万斛＂的成果。
　　而后，曹操将田官设置在各州郡县内，招募流民进行屯田，并逐步推行屯田制，使北方的社会生活逐步稳定。
　　汉高祖统一天下正是依靠益州的丰富物质基础，益州在三国时期成了蜀国的领地。诸葛亮将冶铁、煮盐及织锦等手工业作为公营，并设置了专门的官吏对其加以管理。此项举措大幅度增加了国家的税收，强化了蜀国在三国中的地位。
　　而后因关羽失荆州、刘备讨伐吴败亡等战役事件使蜀国社会经济面临崩溃边缘。于是诸葛亮则拓宽重要手工业的经营范围，提升手工业的生产力，从而使蜀国快速恢复经济实力。即使蜀国在三国中实力最弱，但蜀国的首都成都依然是三国中最著名的商业都市之一。
　　吴国建立之后，军队更加庞大，为充实军队粮草、减轻经济负担，吴国实行了屯田制，为进一步推进屯田制度，还设置了典农校尉与典农都尉。
　　同时，对于军队与民众不同的生产形式，将屯田制分设兵屯与民屯，兵屯主要的耕作人员为佃兵，民屯主要的耕作人员为屯田客。由于江南地区地处沿海，吴国的造船业与盐业也很发达。
　　汉末统治政府的腐败与董卓的暴戾跋扈激发了三分天下局面的形成。曹操、孙权与刘备三人经过官渡之战与赤壁之战后逐渐确立了自己的领地，形成了三分天下的局面。三国时期的政治体制与社会经济状况很大一部分是以东汉末年的统治情况为基础进行再造的。
　　汉朝时期，宰相就已经不具备实权，而到三国时期，魏国依然没有赋予三公参政摄政的权力，但由于蜀国与吴国政治结构的特殊性，丞相依然是辅佐君王、协理朝政的重臣。
　　由于汉末军阀混战，三国建立初期社会经济状况比较落后，对此魏蜀吴三国分别采取了屯田制与手工业公营等措施，以此提升了社会生产力，加快了各国经济实力的恢复。
　　参考文献
　　①曲柄睿.汉末三国的历史变迁[J].月读,2020(1):54- 59.
　　②武跃.官渡之战曹操击败袁绍的原因分析[J].文存阅 刊,2019(5):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