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马共和国末期，莱茵边境的酝酿与初建

　　引言：
　　回顾历史可以看到，在日耳曼人之后到达并统治莱茵河流域的是罗马人——从共和国末期开始，罗马人以惨痛的战争代价认识到日耳曼人的战略威胁，罗马势力继而逐渐抵达莱茵河沿岸，莱茵边境逐渐形成。
　　时至帝国前期，莱茵边境基本经历了建立、推进、收缩、巩固、拓展和完善等基本过程。在此过程当中，莱茵边境成为罗马与日耳曼社会的交界地和交流最频繁的区域，且长期汇集了罗马帝国大量军队，成为攸关帝国兴亡的重要北部边境和战略要冲。
　　罗马人对于莱茵边境的征服、统治和建设也是当地罗马化现象产生的基础和动力。 一．共和国末期：莱茵边境的酝酿和初建
　　罗马莱茵边境雏形的形成一方面是罗马疆域和帝权逐步扩张的结果，另一方面也与罗马—日耳曼双边关系紧密相关。
　　1.辛布里战争与莱茵边境的酝酿
　　罗马与日耳曼人的最初交锋是公元前113年—前101年的辛布里战争，但战争发生在远离莱茵河流域的地区，侵袭罗马的辛布里等部也并非来自莱茵河流域，而发源于北欧日德兰半岛周围。
　　当时的罗马共和国虽然已步入大征服时代称霸地中海的尾声，但在罗马人本次战争初期表现较为被动且损失惨重。此次战争也令罗马人吸取教训，从而对日耳曼人展开主动防御，奠定了建立莱茵边境的认识基础。
　　辛布里战争爆发的主要原因是辛布里人、条顿人、安布罗尼人、古顿人等合计近30万人，在公元前2世纪末向南方发生了迁徙。
　　迁徙的原因并不明确，有罗马人认为是洪水或潮汐失常导致栖居地消失，但并不符合地理现实，斯特拉波也否定了这一观点。因此该次迁徙可能是日耳曼人早期迁徙的余波。
　　在辛布里战争前期，即公元前113年至公元前105年，迁徙的日耳曼部族协同部分赫尔维梯人进攻罗马北方边境，并对罗马军队造成重创，并严重威胁罗马共和国安全。
　　公元前113年，执政官卡波在诺里孔试图伏击日耳曼人，但遭到反攻后几乎全军覆没。公元前107年，日耳曼人在向罗马人索要土地未果后向纳尔榜高卢发动侵略，执政官希拉努斯和隆吉努斯等人先后率军御敌再次遭受重创。
　　然而随后发生于公元前105年的阿劳西奥战役给罗马军队乃至共和国造成了更为致命的打击，当时执政官凯皮奥和玛里乌斯动员全国兵力约10万人开赴纳尔榜高卢前线，参战人员规模甚至超过公元前216年的坎尼会战。
　　但当时罗马军队仍在兵力上处于劣势。并且，在双方决战关头，罗马共和国＂双头政治＂互相掣肘的弊端显露无疑。
　　两名执政官因政治矛盾和战术分歧争执不下，导致近10万军队在罗讷河谷内束手就擒，遭到蛮族军队强力围歼，被杀、溺死者不计其数。
　　根据元老鲁弗斯统计，罗马损失步兵及轻装兵约7万人，而根据瓦勒里乌斯·安提阿斯记载，当时损失的兵员达8万人，随军人员4万人，合计12万人，从而成为比坎尼会战更为惨重的灾难性失败，几乎成为罗马史上战役伤亡之最。
　　辛布里战争几乎令罗马共和国陷入前生死攸关的绝境，战争一方面凸显了来自北方日耳曼人的重大战略威胁，另一方面暴露了罗马共和国行政、征募、指挥、装备体系的深刻弊端。
　　这种状况从而直接引发了马略军事改革，继而催化了罗马共和制度的衰落和和共和国末期独裁体系的崛起。
　　公元前104年，平民派领袖马略领导罗马共和国在朱古达战争中取胜。但为了应对辛布里战争的巨大压力，人民违背法律和传统，推举马略破格连任执政官。马略继任后积极推行军事改革，旨在快速征募富有战斗力的军队清除蛮族边患。改革主要内容是：
　　第一，以募兵制取代征兵制，延长服役期限，提升士兵薪酬，大量招募失地农民、释奴等无产者，增进兵源数量和战斗热情，并缓解社会内部矛盾。
　　第二，制定了严格的军法、并改组了军团编制，引入＂鹰旗＂标识，军队直接对指挥官而非共和国宣誓效忠，对战争而非战役负责，在优化军队组织、指挥效率的同时客观上强化了军事将领的独裁权力。
　　第三，深入改革了战术、训练、装备等各个方面，对新兵开展角斗士般严苛的训练，引进了中近程杀伤力极大的投矛和锋利的短剑，提升军队专业化水平和战斗力。经过改革，罗马的军事实力得以长足进步，并能够克敌制胜。
　　2.高卢战争与莱茵边境的初建
　　罗马势力真正接触莱茵河是在40年后的高卢战争时期，莱茵边境雏形的产生与当时高卢北部战略形势关系密切。除罗马人外，莱茵河中下游当时的形势主要受贝尔吉人和苏维汇人的活动影响：早在公元前61年，莱茵河右岸的苏维汇人已出现迁徙趋势，逐渐渡河到达左岸，并推动当地较小的日耳曼部族转移。
　　这一趋势不但再度给罗马造成辛布里战争式的威胁，更对高卢南部凯尔特人造成直接压迫，截至公元前58年，已约有12万苏维汇军队抵达莱茵河左岸，并降服了亲罗马的埃杜伊人。
　　与此同时，莱茵河左岸很多贝尔吉部族因为血统、文化上的亲近而同苏维汇人靠拢，继而奉行敌视罗马政策，例如势力最大的内尔维人就长期禁止与罗马人开展贸易。
　　莱茵河中下游日耳曼人联动的敌对态势成为恺撒征服高卢北部的主要目标和障碍，也是恺撒能够和很多亲罗马凯尔特部族建立同盟关系的重要原因。罗马征服与同盟、藩属体系的建立从而构成了最初的莱茵边境。
　　莱茵河高地、上游区域的边境的初建较早，体现在罗马对赫尔维梯人的藩属控制。公元前58年，莱茵河上游、高地的一部分赫尔维梯人像辛布里战争时期一样，受日耳曼人迁徙推动而侵入罗讷河流域，从而成为高卢战争爆发的导火索，这些赫尔维梯人也是高卢总督恺撒最初的征服对象。
　　恺撒在交战早期运用通过拆除桥梁、建立堡垒和壕沟的形式阻挡赫尔维梯人向西南迁徙，从而创设了罗马史上第一道成型的军事屏障。恺撒随后向北追击赫尔维梯人并突击取胜，最终将他们一部分约11万人纳为藩属并遣回莱茵河上游故地，从而在莱茵河高地和上游创建了边境。
　　莱茵河中、下游边境的初建则基于罗马军队对苏维汇人的驱逐和对贝尔吉人的征服，该段边境在恺撒治下经历了初建与镇压两个阶段。
　　首先，驱逐苏维汇人对于建立罗马统治至关重要。公元前58年，当赫尔维梯人被征服之后，恺撒的军队直接与莱茵河中游的苏维汇人发生剑拔弩张的对峙。
　　苏维汇人渡河侵掠引发当地凯尔特人的强烈不满，他们积极寻求恺撒的支持和保护。当时恺撒与苏维汇王阿里奥维斯特皆拥有称霸莱茵河流域的实力和野心。阿里奥维斯特提出了高卢北部归属苏维汇而南部归属罗马的分治提案。
　　但鉴于辛布里战争的教训，恺撒不能对日耳曼部族继续南下的迁徙威胁和高卢盟友的请愿置之不理。因此，双方在维松提奥附近的会谈无法取得任何实质性成果，只能通过武力途径争夺对高卢北部的统治权。
　　公元前58年恺撒以决战方式战胜并驱逐了苏维汇人。恺撒当时充分利用日耳曼人部落军队的松散阵型，集中优势兵力攻破敌方右翼。
　　但罗马军队左翼同样遭到苏维汇武装突破。关键时刻，副将小克拉苏派遣第三列援军协助稳定了战局。罗马军队的胜利导致迁徙到莱茵河左岸的苏维汇等部族伤亡惨重，并全线撤回右岸。
　　恺撒和罗马势力也正式认识到并确立了莱茵河的边界地位。当时莱茵河中游边境与上游类似，同样通过被征服的日耳曼部落建立起战略缓冲带，恺撒在莱茵河沿岸构筑了凯尔特社会与苏维汇部族之间的政治边界，当时的局势说明这种藩属体系统治虽然简陋但具备稳定性。
　　其次，当苏维汇人被逐回莱茵河右岸，莱茵河中游更西端的贝尔吉人仍对罗马统治构成威胁，当地也继续为日耳曼人渡河提供渠道并制造边境安全隐患。因此公元前57年春天，恺撒将8个军团带往贝尔吉人领地进行征服。
　　贝尔吉人在苏埃西翁部号召下征集约30万兵力抵御罗马进攻。恺撒通过坚守拖延的策略诱导6倍于己的敌军涣散分化，继而逐一击破。战役过后，很多强大的贝尔吉部族如内尔维、维罗曼都、阿特雷巴特等都遭到毁灭性打击，而特累维利等亲罗马部族则逐渐发展为莱茵边境较大的势力。
　　恺撒征服势力庞大的贝尔吉人增强了罗马对于很多弱小部族的威慑力，例如莱茵河三角洲地区的巴塔维人可能在当时已经与恺撒缔结了藩属关系，因为当恺撒内战期间在埃及作战时，他的辅军中就出现了巴塔维士兵。
　　可见，贝尔吉人战役的成功基本奠定了高卢北部行省边界和统治基础，从而将莱茵河中下游左岸地区划归罗马统治，战役也打通了由英吉利海峡前往不列颠的通道，是恺撒高卢战争的最重大成果之一。
　　整体上，在经历辛布里战争的惨痛教训后，由恺撒缔建的莱茵边境雏形成功预防了苏维汇人南下迁徙威胁高卢和意大利的历史趋势，并极大地拓展了罗马的疆域和税源。
　　但当时的罗马边境主要局限在莱茵河左岸地区，基本统治形式是同当地部落缔结藩属关系并驻扎军队，而缺乏相对先进的行省化的治理模式。
　　公元前44年，恺撒在政变中身亡，贝尔吉卡地区正式被从他担任总督的纳尔榜高卢行省中分割出去，这意味着莱茵河流域特殊边境地位的逐步显现。
　　但在共和国末期初建的莱茵边境区域，当地罗马化进程新近发端，民族、文化矛盾依然显著，稳定程度较差，莱茵边境的巩固仍需要更深刻的统治策略与漫长的同化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