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治康熙时期，在青海民族贸易背景下，茶马贸易为何衰落？

　　青海自秦汉以来一直是各少数民族聚居区，清初以来青海地区更是形成了＂自汉人、土人而外,有黑番、有回回、有西夷(卫拉特人)、有黄衣僧,而番回特众＂，所以民族贸易在青海地区十分盛行。
　　唐宋时期，青海民族贸易开始萌芽发展，此时除了贡赐贸易之外，民族互市兴起，尤其以茶马互市为主要形式。
　　明清时期，青海的民族贸易达到鼎盛时期。明代民族贸易的主要形式是茶马贸易，明朝廷制定了一系列规章制度管理青海的民族贸易，如在西宁设立茶马司、实行金牌制度等。清初承袭明制，在青海设立西宁茶马司， 管理青海的茶马贸易，随之而来的是西宁民族贸易的繁盛。
　　雍正时期停罢中马之制，茶马贸易开始衰落，最终至雍正十三年（1735 年），茶马贸易制度告终。
　　自此之后，青海的民族贸易开始呈现多种形式，官方民族贸易和民间民族贸易兴起。嘉庆道光时期，青海的民族贸易达到鼎盛，商业城镇如雨后春笋般平地而起，但因为朝廷管理的松弛，私贩、奸商等问题层出不穷， 所以朝廷颁布新政策，加强对青海民族贸易的管理。
　　纵观清代青海的民族贸易，清政府一直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其在青海的民族贸易政策随着青海地区社会动态的变化，相应的调整了青海地区的民族贸易政策。
　　清初承袭明制，在青海地区依然实行茶马贸易。其贸易活动牢牢地掌握在政府手中，清政府对西北地区的茶马贸易给予特殊的关注和重视， 在西北地区的茶马贸易交由清政府设置的五茶马司管理。 茶马贸易的恢复
　　清初，国家局势并不稳定，各地出现多股反清势力，很多地区并没有完全纳入到清廷的统治范围，清政府的对外战争未能结束，所以清政府需要大量的优秀战马，而战马来源主要仰赖于与青海、甘肃等地区的茶马贸易。
　　因此，清军入主中原后，开始恢复茶马贸易等事务。＂顺治初元，定茶马事例。上马给茶篦十二，中马给九，下马给七＂。
　　清廷恢复了明代时期的茶马贸易制度。青海地区作为少数民族聚居地，畜牧业一直十分发达，是清代战马的主要来源之一，也是清代茶马贸易的主要地区。 ＂明时茶法有三：曰官茶，储边易马；曰商茶，给引征课；曰贡茶，则上用也＂。
　　清代因袭了明代的茶法和茶引制度，将茶叶分为官茶、商茶和贡茶，所行官茶和商茶通过发引的办法，招商运茶，茶引一律由部颁发，无论大小引官商均分。官茶行于陕甘地区，主要用于与陕甘地区易换马匹。
　　商茶则是由其他省份招商发引纳客，商人赴部领销，也有小贩领于本籍州县的。清代产茶地区主要有两湖、江西、安徽、浙江等地区，通过上海、汉口、福州三大地区销售。 其中政府规定汉口的茶叶主要销于青海、西宁等地区。
　　茶叶与茶引必须同时携带，每引可纳茶一百斤，一半入官易马，一半由商自卖，依例不抽取税收。茶马贸易作为清政府战马的来源，左右着清政府的对外战争，所以清政府严格控制了茶马贸易的各个方面。
　　一是恢复明代的茶马司，派遣官员管理茶马贸易。顺治二年（1645年）设立五茶马司——西宁茶马司驻西宁，洮州茶马司驻岷州，河州茶马司驻河州，庄浪茶马司驻平番，甘州茶马司驻兰州，由陕西茶马御史管辖，每年招商由陕西、四川等地茶叶交换蒙藏人民的马匹。
　　青海的茶马贸易主要就由西宁茶马司管理。清代除设立茶马司之外，还在四川设监茶道，江西设茶引批验大使， 所以青海番僧赏赐的食茶都需给勘合赴四川布政司拨发。
　　其次为了加强对茶马贸易的管理，清廷还规定：＂甘镇以茶易马，各番许于关市处所互市，不许滥入边内，四年差满汉巡查御史、笔帖式、通事各一员。＂
　　可知清初，清政府限制了蒙藏人民的互市地点，只能在关市处所互市，不许他们进入内地互市，并派遣官员管理互市地点的茶马贸易。
　　在清政府的这一贸易管理下，五茶马司在茶马贸易中的重要性越来越大，五茶马司所发茶引有所增加，易马数量也有所增加，每年的茶引可达 100 余道，易马数量在 1000 匹以上。
　　根据清代档案材料，顺治年间的茶马贸易状况可知顺治年间易马数量在逐年增加，易马地点主要以清廷规定的五茶马司为主， 其中西宁茶马司茶马贸易最为活跃，易换马匹数额较多， 逐年增加，到顺治三年（1646年）都达到了 1300 匹。
　　清廷虽在茶引制度和茶马司的恢复下掌控了茶马贸易，但是商人贪图利益，总是会出现茶叶私贩、伪造茶引的情况。
　　清政府为严厉打击这一情况，制定了一系列政策管理私茶的盛行。首先是对伪造茶引的打击，清政府＂凡伪造茶引，或作假茶兴贩，及私与外国人买卖者，皆按律科罪。＂
　　所以伪造茶引或者是作假茶私贩，一律按照大清律例治罪，轻者罚款，重者坐牢。其次是对番僧私贸茶叶的打击。青海地区作为蒙藏民族的聚居区， 藏传佛教十分流行，寺院经济发达，番僧有着很高的地位。
　　清初为了安抚蒙藏民族，重视藏传佛教的传播和发展，允许番僧进京朝贡，但在沿路途中，番僧会携带私茶贸易，为了打击这一行为，清政府规定：＂凡接通西番关隘处所，拨官军巡守，遇有夹带私茶出境者，拿解治罪。＂＂又进贡番僧，应赏食茶，须给勘合，付四川布政司拨发，有茶仓所照数支放，不许于湖广等处买私茶。＂
　　青海番僧进贡途中不许夹带私茶，有官军沿途驻守，如果遇到官吏纵容收买私茶，会被巡按御史参究。对其他商人私贩茶叶的行为则是严查治罪，清政府在陕境交接处盘查茶斤，行人携带十斤以下的，停其搜捕，如果有驴驮车载， 没有官引的算私茶，一律按照私盐律治罪，失察官员也会照私盐例议处。
　　从这些政策中可知清政府对茶马贸易的管理十分严格，青海的茶马贸易严格掌控在政府手中。 茶马贸易的衰落
　　随着清代对外战争的减少，国家逐渐稳定，对战马的需求量减少，从顺治后期开始，茶马贸易走向衰落。＂顺治十三年，以甘肃所中之马即足，命陈茶变价充响＂。
　　康熙四年（1664年），清政府裁撤陕西苑马各监，在北胜州开茶马市。到了康熙七年（1668 年），清政府又裁撤茶马御史，茶马事务归甘肃巡抚管理。
　　四十四年（1705 年），茶马事务停止差官，仍归甘肃巡抚兼管料理。＂西宁等处所征茶篦停止易马，将茶变价折银，每新茶一篦折银四钱，陈茶一篦折银六钱充响。＂＂又议准西宁等处行茶，原照例易换马驼牛羊，并易票谷，今将旧茶系行变卖以作兵饷。……＂
　　从这一系列材料可知，清政府在裁撤管理茶马贸易机构的同时， 停止在西宁等处易换马匹，将茶变卖折银或者是变卖以作兵饷。
　　西宁的茶马贸易规模逐渐缩小，清初的茶马贸易已经走向衰落。虽说自康熙四十四年起，停止了以茶易马，但是由于不时的战争， 清政府有时会恢复茶马贸易，五茶马司也是时停时开。
　　雍正三年（1725 年），河西卫改为府，西宁卫也改为西宁府，西司茶务归西宁府管理。雍正九年（1731 年），清政府又订五司中马之法，仍设西宁等五茶马司，恢复了以茶易马。到了雍正十三年（1735 年），＂军需告竣，番民以中马为累，详情奏文停止，＂
　　因此清政府将五茶马司裁撤，改征茶封税款，砖茶每封收税银二钱五分，于是从唐宋时期开始延续了一千多年的茶马贸易制度宣告结束。
　　茶马贸易衰落的原因有三个，一是陈茶堆积。清初为了迅速恢复茶马贸易，清政府发的茶引逐年增多，形成了旧茶还未出售，新茶就接踵而来的局面，新茶易换马匹尚且多余，陈茶就更加无法销售了， 这就导致了陈茶滞销，堆积在仓库中的茶叶越来越多。
　　清政府为了改变陈茶堆积的情况，将茶叶折变成银两、变卖或者是充响。＂每新茶一篦折银四钱，陈茶折银六钱，充响。＂＂各处所存旧茶，悉令变卖。＂
　　陈茶堆积，无马可易，茶叶用作它途，显示了茶马贸易的衰落。
　　二是清朝局势慢慢稳定，对外战争减少，相应的对战马的需求量开始减少。
　　此外清廷对西北的控制加强，清朝在青海划编蒙古二十九旗，以及在藏族中设置千百户等措施的逐步完成，使其对青海蒙藏民族的统治大大增强， 马匹通过贡赋形式的征集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清政府马匹的需求量，不需要再以茶易马。
　　三是马匹来源渠道多样化。相较于前代，清朝统治范围更加广阔，西北、西南以及北方广大地区都被纳入到清朝统治版图中。所以茶马贸易不再局限于青海等西北地区。
　　＂十八年，从达赖喇嘛及根都台吉请，于云南北胜州以马易茶。＂
　　清政府除在西北地区易换马匹外，还在云南、盛京、新疆、张家口和古北口等地易换马匹，由此可见西北地区传统的茶马贸易地位有所下降。
　　除了以茶易马以外，清政府还开设了官方牧场和马场，增加了战马的来源地。清代的官牧场主要设置在北部边塞地区，此地地理优越，水草肥美。 北部边塞地区的官牧场主要有太仆寺牧场、上驷院牧场、八旗牧场和绿营牧场。
　　顺治初年，朝廷在张家口外设置种马场，在陕西省设立苑马寺。由于马场优越的环境，官养牧马生长得好，繁殖速度快，很大程度上缓解了清初马匹需求量的紧张，成为了国家马匹的主要来源。这些都昭示着清初茶马贸易的衰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