梵宫琳宇，江山社稷，从清代宫廷宗教建筑，看其宗教文化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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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传统设计宗教关系盘根错节，宗教现象也极为复杂。清代宫廷建筑作为宗教文化的载体，体现出独特的文化特征。聚焦清代宫廷宗教建筑与宗教文化之间的关联，分析孝道思想在宫廷宗教建筑中的反映和佛、道两教在宫廷生活中的作用，可知儒、佛、道三教是密不可分的一个系统，从而发现清代宫廷宗教文化的民族特色。 一、帝王重宗教，文化渐汉化
　　清代满族统治者重视藏传佛教、崇奉黄教是其宗教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其原因往往同边疆政策相联系，雍和宫内乾隆帝御制的《喇嘛说》碑文被广泛引用作为直接证据，而这篇文字的完成已是大清建国一百多年后的事情。仔细考察这之前的历史，不难发现，边疆政策确实是形成这一局面的重要因素，但清代满族统治者的边疆政策早已形成，但黄教却未在宫廷之中骤然兴盛，说明国家政治同宫廷宗教文化之间未必有如此直接的关联，其中原因绝非这么简单。
　　顺治帝的宗教情结是比较重的，经常痛自苛责，自我忏悔，与他同宗教人士的交往有关。顺治八年开始，他同传教士汤若望过从甚密，十四年后开始与佛教高僧在宫中谈经论道，几欲出家。边疆政策方面，承继了其先辈的做法，扶持黄教，顺治九年五世达赖喇嘛进京，为此在德胜门外兴建了西黄寺作为达赖在京的住处。
　　清初，皇太极在崇德元年三月，谕诸臣曰：＂喇嘛等以供佛持戒为名，酒肆奸贪，直妄人耳。蒙古诸人深信其忏悔超生等语，致有悬转轮结布幡之事，嗣后俱宜禁止。＂
　　虽然未厉行禁止，但可看出统治者并不崇信黄教，最后是出于政治利益的考虑而扶持黄教，以联合蒙古，维护区域稳定。萨满教作为宗教是相当粗陋的，没有经典，仪式也不统一，处于比较原始、蒙昧的状态，因此满族普遍的宗教热诚是相对较低的，在频繁的战事中，更为注重实际、切近的利益。
　　同时，汉族传统文化中宗教也占到了很重要的位置，其影响是相当广泛的，顺治帝在努力学习汉文化的时候也必然会对宗教思想有所研究，这也是他同两位佛教高僧产生契合的基础。但从文献上看不出两位僧人是以法术或灵迹来取得信任，这一点很重要，显示了顺治帝同他们的交往重在思想层面的交流。同时，以满族同黄教的渊源而没有信奉，专注于禅宗一派，更说明文化上的动因是主要的。
　　从宗教建筑的建设看，顺治帝在位十八年，执政十年，宫廷宗教建筑的建设有八处，考虑到钦安殿等宗教建筑的因袭，还是比较活跃的。这里面有新朝伊始，制度需要完备的因素，如坤宁宫改建成萨满祭祀场所、奉先殿的重建等。从建设的时间看，大多集中在顺治十二年至十五年短短的三年间，只有北海的永安寺是顺治八年亲政之初建造的，这同当时的经济状况有关，政权尚未稳固是不可能有过多精力消耗在宗教方面的。
　　顺治帝因为曾经落发、意欲出家而为史家注目，他同佛教的关系自不必多说，然而从宗教建筑的建设看，顺治帝对于道教也相当热衷，八处宫廷宗教建筑中有两处，紫禁城内的玄穹宝殿和南苑的元灵宫占到相当比例。顺治时期的太监大多沿用明朝的太监，由于明代的宫廷道教文化极度发达，顺治帝在这方面不可能不受到影响，同时道教重术，年轻而充满好奇心的天子也很容易被打动。
　　而且道教在传统文化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年节习俗大多与之相关，从文化因袭的角度看，顺治帝也会有深入的接触。顺治帝同高僧对谈的万善殿原为明代的芭蕉园，是嘉靖帝道教修炼的场所，从使用这一处建筑看，在改为佛教建筑之前，他肯定已经经常光顾此处，并且他还保留了放河灯的习俗。可见顺治帝对汉族文化的追求，在三教上都有突出的表现。二、宗教建筑取静，地偏而心自远
　　中国传统文化中讲求心性、闹中取静的意境。清代宫廷宗教建筑中从紫禁城到西北郊皇家园林这个空间距离上逐渐远离政治中心的过程反映出一个整体趋向。在位于最中心的紫禁城中，象征权力的宗法性宗教建筑、标志民族的萨满教空间、为太后服务标榜孝治思想的宗教建筑等门类齐全、数量众多，并且占据了非常重要的位置；随着空间位置的变化，西苑中就已经少了许多内容，但仍有先蚕坛这样的宗法性宗教建筑和大量为太后服务的宗教建筑。
　　正如陶渊明诗言：＂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
　　另外，宗教建筑的规模、命名也随着宗教建筑所在空间位置的变化而随之有所区别。在紫禁城这个政治中心，没有以寺、观名目出现的宗教建筑，同时宗教建筑的规模都不大，体量最大的是祭祖建筑——奉先殿其他地方都有以寺庙名目，同时具有寺庙规制的宗教建筑群组出现，如圆明园中的法慧寺、宝相寺、正觉寺，清净地虽没有寺庙之名但寺庙规制已具；北海中则有永安寺、阐福寺等建筑群组；清漪园、静明园都是以宗教建筑作为控制性景观，宗教建筑在其中所体现的重要性远远超过了其他任何类型的建筑。从建筑形制来看，同样具有这样的特点。
　　此外，大内是封建中国最为核心的区域，包括了紫禁城和西苑、景山。从清代的情况看，大部分时间，清代的帝王并不使用这里，使其成为一个巨大规模的象征物。这个巨大的象征物由一些规模较小的象征物集合而成，其中散布的宗教建筑也是重要的组成部分。
　　《国朝宫史》中写道：＂我朝宫殿制度，自外朝以至内廷，多仍胜国之旧，而斟酌损益，皆合于经籍所传，以为亿万年攸芋攸宁之所。＂
　　可见，这些建筑在当时作为个体，已被分别赋予了明确的象征意义：中国传统是凡事立意为先，这段话很好地体现了这一点。对这些建筑来说，功能要求是建筑的一个原因，使建筑所具有的象征意义。大内作为整个国家的中心，其中需要表达的思想远较其他空间复杂，可谓包罗万象。三、＂满汉一体＂民族融合，宗教建筑异彩纷呈
　　宗教建筑作为一种建筑类型有其特殊性，它的功能往往不是生活所必需或不可或缺的，宫廷之中修建宗教建筑更是如此。帝王或皇室眷属参拜民间寺观甚而将现有的民间寺观改为御用，都是可行的。因此，尽管历代帝王中崇信佛道的不乏其人，但大兴土木者是要具备一定条件的，首先是经济的因素，必须是在国库或内库有余力的情况下，才有条件兴建。
　　其次是政治的因素，帝王以治国为先，政治清平然后可以考虑兴建。开国之君往往没有此举，其原因就在于此。反过来，具备了这样的条件之后再来兴建，则建筑必极尽铺张之能事，宫廷之中的宗教生活本身就是一种奢侈品，为其服务的建筑自然要适应这种需要，配合这种需要，皇家宗教建筑的艺术特点也就蕴含其中。
　　多民族融合的建筑形式，是清代宫廷宗教建筑所表现出的最为显著和重要的特点。但它没有单纯沿用任何一种民族的形式，而是不断地试图结合不同民族的建筑特点，体现了一种融合的态势，实际上是创造出了一些别具特色的宗教建筑形式，也在如何融合不同民族的建筑特色方面摸索出了不少经验，手法多样，形式多变。
　　不过，单从宫廷宗教建筑而言，乾隆时期可视为满族统治文化的成熟期。在前代不断汉化的基础上，对汉文化的理解和自身修养都达到了能够自如运用的程度，同时深刻地认识到少数民族统治所必然带来的民族矛盾，于是采取了一种既强调＂满汉一体＂的融合思想，也不愿丧失满族自身民族特点的文化政策，利用黄教在文化上结成少数民族联盟。这些都在宫廷宗教建筑的建设上得以体现。
　　另外，从民族交融而言，汉藏结合主要运用在黄教寺庙上，并集中在乾隆时期的建筑上。其最早的例子是雍和宫改庙，相当于舍宅为寺，增加了前导空间，还是典型的汉寺格局，但将六字真言引入彩画，室内陈设包括佛像的供奉按照藏传佛教的习惯布置，最为出彩的一笔是法轮殿，屋顶上的五个采光小阁一下子赋予了建筑浓郁的异族特色，可谓小处入手，但成效卓著。
　　另一种手法则体现在空间布局上，一些寺庙采用前汉后藏的布局，寺庙的主要使用空间采用汉寺格局，有山门、钟鼓楼、天王殿、大雄宝殿、配殿等，甚至还有碑亭。后半部模拟藏式建筑，或建大红台、或建坛城。在以藏式建筑为主的区域内，仍然保留了许多汉式建筑的做法。圆明园月地云居则是在汉式建筑的院落中，引进了一座藏式都罡殿，而北海小西天则是完全使用汉式建筑，但立意追随的是坛城模式。
　　比如李象鹄就在《圆明园与李大星白侍直夜宿朝房》中这样描写圆明园：＂环山带水境清幽，金爵觚棱耸上头。＂
　　此外，宫廷宗教建筑的多姿多彩，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类型极其丰富，从殿堂、楼阁、塔到小品、城关、无梁殿等，几乎包罗了当时建筑形式的全部，使得宫廷宗教建筑的形式比宫廷中任何其他类型的建筑都要多，这是建筑类型之间相比的特点。这同皇家所具有的经济实力有关，也同皇家特殊的审美趣味有关，强烈的占有欲和表现欲使得宫廷宗教建筑争奇斗艳、无奇不有。
　　其二，每个建筑类别之中也是精彩纷呈。殿堂是最为常见的类型，本不出彩，但细细看来，如雍和宫的法轮殿、两处罗汉堂也是曲尽其妙；奉先殿兼顾气势与实用的工字形平面；圆明园清净地模仿藏传佛教空间的都罡正殿，等等，也能在严整之中力求变化。还有一些特殊的结合城关的宗教建筑，如清漪园的文昌阁、治镜阁、宿云檐等，更为奇特的是圆明园中的舍卫城，把一座寺庙建成一座小城，而这座小城又成为买卖街的背景，标新立异，构思奇巧。
　　其三，建筑材质也几乎穷尽了当时所有的可能，常见的木质结构和装饰虽然占据了主流，但砖石建筑的数量也是不少；华丽的琉璃用在了牌楼、无梁殿、宝塔和门楼等建筑上，色彩斑斓；比较少见的金属材质虽无大量应用，但宝云阁这样的铜殿无疑会使人过目难忘。
　　其四，建筑的组合模式丰富多变。在宫廷宗教建筑中，有寺庙格局的形式，也有园林化的布置方式；有追求神仙境界而使建筑纵横毗连以达到繁盛艺术效果的日天琳宇、方壶胜境等，也有表现散淡情韵、讲求疏落的慈云普护。
　　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宗教建筑的特殊性对建筑形式本身就有较高的要求，建筑作为一种形式语言要表达宗教教义、虔敬崇奉以及借助宗教手段表现其他含义等多种内容；另一方面，皇家建筑在夸饰财富、炫耀威严上具有极大的热情；另外，如此众多的宗教建筑也是历史积淀的结果。经历了几代帝王的苦心经营，帝王的审美趣味自然会在建筑上留下印记，而宗教建筑在艺术上所具有的自由度为帝王准备了较大的发挥空间。
　　宫廷宗教建筑中就特殊性而言，有一类建筑占据了重要的地位，即表现理想境界的建筑。现在看来，把理想境界当作一个独立的表现内容进行大规模的兴建，除了皇家，其他人都没有这个可能。理想境界在不同的宗教里有不同的表现，道教为神仙境界，佛教则是极乐世界。
　　乾隆时期的宗教建筑，主要强调象征的建筑手法。但它也并不局限在宫廷宗教建筑这一较小的范围。乾隆时期由于政治稳定、经济繁荣达到了清朝的盛期，因此建设量相当大，一方面新建了不少建筑，另一方面重修、改建了许多建筑。经济实力也使建筑附会古制有了物质基础。所谓附会古制，很重要的就是运用象征手法。附会古制主要体现在传统的大型祭祀建筑上。
　　总之，象征手法是宫廷宗教建筑中被广泛应用的一种设计手法，清代的实践在这方面取得了成熟的经验。结语
　　清代时期，宫廷中的建设不断增加，宗教建筑也是其中一项重要内容。无论诗正宫、离宫还是行宫，宗教建筑都占据了一席之位，其建筑形式丰富，数量众多，有着自己独特的艺术魅力。同时，作为一种独特的精神载体，宫廷宗教建筑仿佛带我们穿越至清代，使我们直观的感受当时皇家宗教思想及文化。参考文献
　　《礼记》
　　《史记》
　　《清史稿》
　　《中国宗教通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