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太祖严禁后宫干政，严内教是什么？为何会有这样的制度？

　　在古代传统政治文化理念中，齐家和治国二者并举，处于同样重要的位置。明太祖严禁后宫干政，明代皇室严内教制度是什么？为何会有这样的制度？  开国皇帝的看法
　　在家国一统的传统社会以及古代特殊的政治体制下，所谓天子无家事，帝王家室成员以及行事也确实对政治具有重大直接的影响，家事就是国事，二者在事务领域以及运行规则上具有相同之处。历代统治者们奉行的所谓＂治家之法＂，其中许多实际上就关涉＂国法＂，是朝廷政治运行规制的重要部分。
　　明代以朱元璋为首的统治者们在齐家和理政之中表现出了非常强烈的预防＂女祸＂、＂女宠＂的危机意识。他总结元代灭亡的教训，认为元代亡国是由于＂元末之君不能严宫闱之政，至宫嫔女谒私通外臣，而纳其贿赂，或施金帛于僧道，或番僧入宫中摄持受戒，而大臣命妇，亦往来禁掖，淫渎邪乱，礼法荡然，以至于亡＂。
　　他观察历代女政，认为＂历代宫闱，政由内出，鲜有不为祸＂。又洪武五年，他命令定女职，当时礼部具陈汉唐之制，欲行效仿，朱元璋马上否定了这一做法，以＂古者所设过多，宜防女宠，垂法将来＂为由命令裁抑。他还与侍臣积极讨论＂女宠＂治道，认为＂若不惑于声色，严宫闱之禁，贵贱有体，恩不掩义，女宠之祸，何自恶而生?＂
　　朱元璋对于自已无＂女宠＂是相当自豪的，他教育皇太子、诸王等人说：＂吾平日无优伶口近之狎，无酣歌夜饮之娱，正宫无自纵之权，妃嫔无宠幸之昵。或有浮词之妇，察其言非，即加诘责，故各自修饬，无有妒忌。＂从这些言辞之中，我们始终能从中感受到他对＂女宠＂的戒备。
　　朱元璋＂严内教一的第一步就是制定了严禁止后妃干政的祖宗家法。洪武元年三月，朱元璋就命儒臣朱升等人修《女诫》，以教谕后宫，他说：＂后妃虽母仪天下，然不可俾预政事。至于嫔嫱之属，不过备职事，侍巾栉。’洪武三年，朱元璋又再次特别针对皇后强调：
　　＂皇后之尊，止得治宫中嫔妇之事，即宫门之外，毫发事不预焉。＂为了营造一股后妃不预政事的宫廷氛围，明太祖朱元璋＂曾造红牌，镌戒谕后妃之词，悬于宫中，其牌用铁，饰字以金＂，以警示后妃行事。朱元璋以铁牌示警后妃，饰字以金，表明他将防止后妃干政放在了极为重要的位置。除了这些措施，明代还有一系列制度，来防＂女祸＂。  防＂女祸＂——严禁与大臣通婚
　　对于古代封建社会历代皇室来说，皇室婚姻是一种政治手段，能够有力的巩固其政治统治。
　　明代皇室婚姻亦表现出典型的政治性，为了进一步防止外戚势力、＂女祸＂，明代统治者们除制定严禁后妃干政的祖宗家法外，还进一步严格皇室婚选，奉行从民间选取良家女子入宫的选秀女制度，禁止皇室子孙组建家庭时与大臣通婚，从而对明代政治生活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从朱元璋一统天下到明王朝覆亡，明代皇室的婚姻所推行的选秀女制度并非一开始就在皇室中彻底推行，它随着明代政局变化而逐步走向深入，大体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洪武永乐二朝为前期，仁宣二朝以后为后期。
　　洪武永乐二朝是明皇室选秀女制度的草创时期，虽已建制，但未彻底推行，而是在推行选秀女的同时，皆行与功臣通婚的双轨制。仁宣二朝以后，明代选秀女制度基本定型，这一时期明代统治者将选秀女制度逐步推向深入，使得选秀女成为皇室包括皇帝后妃选择的主要途径，而明初大量存在的与功臣通婚的现象也因此基本杜绝。
　　明代选秀女之制开创于太祖朱元璋。明代皇室选婚所谓＂良家＂，有特殊的时代内涵。从古代婚姻制度来看，其时婚姻遵循着良贱不为婚的基本原则，因此所谓＂良家＂主要是指与医、巫、商贾、百工、乐妓等＂贱籍＂相对，法律上无作奸犯科的清白人家。明代皇室婚姻所谓＂良家＂，自然也蕴含着上述所谓＂良贱有别＂的基本内涵。
　　明代选秀女之制虽然开创于太祖朱元璋，但由于草创之际，明代皇室选妃从朱元璋自身开始，一直延续到成祖永乐时期，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并未严格按照初始的创制宗旨运行。从零散的史料记载来看，洪武永乐二朝的明代皇室婚姻虽行选秀女之制，但也并不排斥与勋臣通婚，可以说双轨并行。  防＂女祸＂——裁抑女官
　　女官可以有狭义、广义两种理解，从狭义来说，女官仅指司掌宫中各项事务的各类＂女职＂人员，他们没有封号，并不是皇帝的真正意义上的配偶。
　　从广义上来说，女官则还可以包括有封号的—切后妃嫔嫱等内命妇。女官在宫廷之中是一股重要的力量，她们既是宫廷秩序的重要管理者，又是宫中的礼仪导师。由于她们＂参赞后妃＂协助处理宫中事务，因此也比较容易卷入宫廷斗争以及政治漩涡之中，从而成为＂女祸’’的源头之一。
　　明初设置女职时首先在人数上进行了大刀阔斧的裁减。由于明初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宦官制度尚未完善，宦官人数比较少，宫中事务主要由宫女以及女官承担，因此这种简单靠裁减人数的办法并不能一直坚持下去。
　　于是没多久女官机构便开始膨胀，洪武末年，女官有定员者就将近300人，此外还有一些不在六局一司编制之内的诸如＂女秀才＂之类的人员，明代女职人数很快就赶超前代。
　　降低女官品秩。考察明代女官机构体系，与前朝并没有什么大的区别，除全部吸纳前朝＂六局二十四司＂的传统制度外，又仿照唐朝增置了宫正司、彤史等衙署。女官职设的主要变化是女官的品秩明显降低。
　　明代女官系统独立，性质单一，是单纯的宫廷职事官，与后妃系统相互区别开来。明太祖建置的后宫制度明确将后妃嫔御与宫廷女官区分开来，二者各成体系，在宫中扮演不同的角色，嫔御为皇帝配偶，女官则单纯的管理宫中事务，她们事权分明，职掌品秩明确，递等有序。由品秩较低的专职女官来担任宫廷各项管理事物，从而大大降低了由嫔妃担任女官而容易滋生的恃宠而骄、仗势弄权的可能。
　　以宦权取代女官权力，女官事权缩小。明初洪武年问女官在宫中事务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洪武末时人数很多，这与明初宦官机构并不完善，宦官人数尚少有很大的关系。随着宦官权力的扩张，女使退出宫中事务的形势已经不可扭转。
　　防＂女祸＂——严宫禁，格内外
　　严格宫闱之禁是明太祖朱元璋防治＂女宠’’的基本主张。纵观明代宫闱秩序，宫规森严，秩序整齐，而其核心则是隔绝宫禁内外。考明代史料所载，明代宫禁确实非常严格，内外难得来往，或者稍有沟通，则责以重罪，甚至被处死。如明代开国功臣胡美，就因此而获罪。
　　《明史》有载：＂十七年，坐法死。二十三年，李善长败，帝手诏条列奸党，言美因长女为贵妃，偕其子婿入乱宫禁，事觉，子婿刑死，美赐自尽云。＂这是明代历史中最早所见以＂入乱宫禁＂罪而被重责的案例。
　　明代对自后妃以下的宫女们生活开支，日用杂物管制严格。据《典故纪闻》所载：无论是后妃、嫔妃、还是侍女，金银钱帛的使用、各种物品的使用，都要按照严格的制度、顺序领取，否则就是死罪。更为严酷的是，为了防止内外沟通，宫女即使生病，也不准医生进入医治，＂宫嫔以下遇有病，虽医者不得入宫中，以其证取药而已。＂
　　明代后宫妇女活动的范围，比较前代，更加缩小，一般都在后宫之内，许多＂外事＂活动都由宦官取代或者取消。为了防止秘密泄露，一般情况下宫人不得放还。凡年老宫女以及有罪者虽不能再为宫廷所用，也不得出宫，内安乐堂以及浣衣局就是专门为她们准备的归宿。
　　除了严格限制后妃宫女等出宫外，明代对于宫外人员如外戚、外命妇、僧道等入宫也进行了严格限制。＂群臣命妇，于庆节朔望，朝见中宫而止，无故即不得入宫中。人君亦无有见外命妇之礼。＂
　　明代推行的妃嫔殉葬制度把宫廷的恐怖氛围推向了一个高潮。生人殉葬现象在原始社会末期就已经出现，作为人类野蛮时期的一种遗风，它在人类奴隶社会时期曾相当的流行，因此以宫人殉葬在这一时期的王室中也十分流行，规模很大。
　　朱元璋死后，为他侍寝的40余名妃嫔，全部陪葬于孝陵。其后，成祖的长陵也有从殉妃嫔30余人，仁宗的献陵有7名妃嫔陪葬，宣宗的景陵则有10名宫人＂殉节从葬＂
　　明代统治者如此违背历史潮流，逆违儒家仁政主张，推行如此令人病诟的后妃殉葬极端措施，其原因何在，文献记载并未触及。联系朱元璋防治＂女祸＂的一贯主张，这很有可能也是其治理女祸的极端措施之一。
　　结语
　　明代＂严内教＂的核心思想和内容就是防止所谓的＂女宠＂、＂女祸＂，并且把它扩大化为到宫中所有女性的日常生活当中，实行全面的管制。可这些管制，就显得过于不近人情了。后妃殉葬的制度化运用更加使得明代的＂内教＂充满了血腥和暴力。以朱元璋为代表的明代统治者们，在防范后妃干政的同时，推行后、妃殉葬等肆意残害宫廷女性的恐怖措施，无论再当时还是今天来看，都是应该遭到批判的弊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