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三桂镇滇时期的迪庆地区各势力之间的斗争

　　明末清初，张献忠领导的大西军进驻四川后，在与清军的战争中败退，被迫南撤，进入贵州。其时，云南爆发＂沙普之乱＂，普名声和沙定州等土司势力率众反明，＂全滇皆震＂。于是，大西军趁云南动乱、守备空虚之机，改变＂入黔固守＂策略，决策进军地势和资源更为有利的云南。
　　入滇后，大西军几经征战，最终剿灭了沙定州势力，统治云南，之后＂发兵守四川之大渡河，贵州之镇远，中路之雪山关，凡可以入滇之路，悉扼守之＂，开始以云南为据点的抗清运动。大西军的抗清运动极大地威胁到清朝在南方的统治。顺治十年（1653年），顺治帝令洪承畴经略湖广、广东、广西、云南、贵州等地，征讨大西军。
　　顺治十六年（1659年）正月初三日，清军占领昆明。为考虑云南的长治久安，户部尚书王弘祚提出建议仿效前朝，选用重臣驻镇云南。顺治诏议政王、贝勒、大臣计议，计议后诸臣奏：＂平西、平南、靖南三藩内，应移一王驻镇云南。＂顺治皇帝经过考量后，乃命＂平西王驻镇云南＂。之后，明永历帝被俘死后，以三桂世镇云南。于是，确定了吴三桂镇滇局面。
　　吴三桂入主云南后，面临＂三患＂之局势：一乃＂永历在缅，李定国、白文选等分住三宣六慰，以拥戴为名，引溃众肆扰，其患在门户＂；二为＂土司反覆，惟利是趋，一被煽惑，遍地蜂起，其患在肘腋＂；三是＂投诚将士，尚未革心，万一边关有警，若辈乘隙而起，其患在腠理。＂具体而言，就是云南面临着＂奢安＂和＂沙普＂两大土司残余势力，以及南明残余势力与西南境内土司势力相勾结等多股势力的交相争夺，情况异常复杂，威胁西南稳定。吴三桂所言之＂三患＂问题，对于清朝在云南的统治是严重的威胁。
　　吴三桂认为，在＂三患＂中，地方土司势力是南下的和硕特蒙古势力和永历政权极力拉拢和策反的对象，随时威胁清朝的西南边防。同时，滇西北的丽江木氏土司虽然已经投诚，但其难免出现反覆的危险，因为当时不仅有南明残余势力渗入滇西北一带，而且和硕特蒙古的罕都势力占据中甸，二者皆有试图拉拢木氏土司的可能。这造成了滇西北边防的隐患，而复杂动乱的滇西北局势也威胁着云南的稳定。
　　不过，好在＂南明余部高启隆从兰州（兰坪）进浪沧、中甸，蒙古拒之＂，和硕特蒙古势力为了维护自身在滇西北的利益，阻退了南明残余势力的西进，迫使高启隆等，于顺治十六年（1659年）十月向吴三桂军投降。于是，丽江木氏土司、西藏蒙藏联合势力以及背叛蒙藏联合政权的罕都势力三者之间的合纵连横，成为滇西北的主要局势。
　　吴三桂作为清廷派来署理云贵军政事务、戍守西南边疆之大员，一方面自然要保云南社会安定，不允许滇西北之乱；另一方面，站在更高层面考虑，由于滇西北特殊的战略地位，吴三桂当然要对蒙古和硕特部保持防御准备，这甚至关系到全国稳定大局。因此，当蒙古和硕特部自中甸出丽江，出现入侵云南的迹象后，吴三桂两次巡视滇西北地区，既是进一步探明状况，同时起到对蒙古和硕特部的震慑作用，以实现巩固滇西北边境秩序的目的。
　　第一次＂巡边＂发生在康熙六年（1667年）。随着和硕特蒙古军队由北至南，逐步向滇西靠近。鹤丽永北镇总兵官陈德塘经过分析情势后，十分担忧和硕特部军队继续南下，威胁滇西安稳大局。为防御和硕特部军队，稳固滇西北局势，其上疏称：＂蒙古移兵夺的，……偪我门户，一举足而入堂帘。……万一事出意外，敌人阑入边境，不惟省城动摇，全滇土司未免各怀幸乱之心。＂
　　表明蒙古和硕特部势力已＂俾我门户＂，对云南有所觊觎，如果稍有不慎，就可能出现＂一举足而入堂帘＂的局面，并造成全滇之乱。吴三桂对此的高度重视，其对和硕特部进犯云南内地表示很担忧，因此，他主张先发制人，决定于九月启程奔赴滇西北巡视，亲自＂到彼中酌形势，相机堵剿。＂吴三桂十一月至大理时，因受隆冬冰雪气候影响，吴三桂推测和硕特部不会进军，所以在安排好固守官兵后，即暂时返回洱海一带地区。经历这次巡边之后，吴三桂为了防御蒙古势力，采取了三项措施：
　　一是调整丽江木氏土司。吴三桂认为木氏土司＂受蒙古伪封＂，将木懿＂迁赴省城，以其长子请嗣职＂。即认为木氏土司有与蒙古势力窜通的嫌疑，因此将木懿移至昆明羁管。，吴三桂这样怀疑木氏土司，并非没有道理，因当时蒙古势力内部矛盾，即占领中甸的罕都势力背离蒙藏联合政权，并表现出与木氏土司联盟的迹象（后文详述）。吴三桂如果注意到罕都势力与木氏土司之间的来往，很容易产生他们窜通的判断，而事实上这样的判断也没有错。
　　只不过罕都与木氏土司联盟的目的，就当时的情况而言，主要是对抗蒙藏联合势力，争取在云南迪庆地区的更多利益，而非谋叛清朝。不管是出于防御蒙古威胁全国的目的，或是出于防御蒙古占领云南迪庆地区更多范围，作为肩负镇滇任务的吴三桂来说，采取这样的措施是符合正常逻辑的。
　　二是与蒙古势力划清地理界限。吴三桂结合当时＂我兵既少，万难捍御＂＂相去一千四五百里，安能救危疆于一日＂的＂殊难＂背景进行分析，将滇西北＂照可、你那、香罗、鼠罗、中甸割送吐蕃，以为和好之计＂。值得一提的是，其＂私割中甸畀诸番＂与＂防蒙古＂＂相机堵剿＂的思想并不一定矛盾，若视为＂缓兵之策＂，或出于维护清朝全国统一之大局而考虑的话，其实也是可以理解的。毕竟中甸等处不论归属云南或归属西藏，都属于清朝的疆域。
　　只要蒙古势力不再向洱海、昆明等一带扩充，那就不至影响全国大一统的局面，也表明蒙古势力＂无有犯中国心＂，这样做还不至于双方起直接冲突，有利于全国之稳定统一。当然，如果朝廷执意撤藩，使其不能＂自固＂一方，那么此时与蒙古＂和好之计＂也为自己将来联蒙反清留下余地。因此，对于吴三桂而言可谓两全其美，是具有远见卓识的未雨绸缪之计。
　　三是加强军事防御。一方面令鹤丽永北镇总兵派兵防御；另一方面则加强滇西防务，＂改鹤丽永北镇为永北协，并义勇前、左二营为鹤丽镇，以防蒙古＂，即将原鹤丽永北镇一个镇改设为一镇（鹤丽镇）、一协（永北协），由此增加了编制和兵员，＂分布各营官兵固守门户＂，可见，吴三桂为了防御和硕特蒙古势力，采取了一系列积极的行政和军事手段，其中的一个实质性措施就是增加滇西防务的军事编制和兵员投入。
　　康熙十年（1671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吴三桂又收到鹤丽镇总兵赵得胜关于蒙古和硕特部兵抵中甸的军情，于是再次＂巡边＂。次年，吴三桂恐蒙古为害云南，便＂以塔城为界＂，＂将金沙江以内喇普等处地方割送蒙番。＂蒙古势力在云南迪庆地区的势力范围得到了进一步拓展，蒙藏联合势力控制全部藏族地区的格局得到更加巩固。
　　蒙古和硕特部两次兵抵中甸，甚至进入丽江，却没有继续深入洱海地区；吴三桂两次出巡滇、藏边界，防御蒙古势力，但并不与其发生直接冲突，也未采取攻击蒙古势力的行动，这是耐人寻味的。对于蒙古势力未大举深入的原因，一些学者同意＂镇将欺督抚、三桂欺朝廷＂的＂妄报边警＂之说，认为是吴三桂采取的＂自固之策＂，即为了实现其自固滇中、割据西南的野心，而进行＂边疆构衅＂，＂不可使滇一日无事也＂。有的学者认为除了吴三桂巡边的因素外，更主要的因素是蒙古兵不适应于云南河谷热带地区的作战。
　　蒙古势力没有大举深入云南，盖因＂无有犯中国心＂，即蒙古势力并没有谋叛清朝的想法，其兵入中甸、丽江一带，只是＂诸番部落治兵搏怨，不过自相仇杀＂，即蒙古部落内部派系矛盾或格鲁派与噶玛噶举等派系之间的斗争而已。据《木里政教史》等藏文文献记载，因为代表蒙古和硕特部势力统治中甸的＂罕都＂在宗教信仰上发生了大转向，由格鲁派改信他派，实则想联合噶玛噶举派、宁玛派以及木氏土司等势力，在云南迪庆地区一带建立以自己为核心地方势力。这必然对西藏蒙藏联合政权造成极大威胁。
　　事实上，据文献记载，黑帽系十世活佛在与罕都议和之际，红帽派帕克木瓦带领两族人至吴三桂处，五世喇嘛＂恐其蛊惑人心，有损汉、蒙之和睦＂，于是乃奏报清廷＂伏祈降旨，使其仍归并于噶尔巴＂。经五世喇嘛奏请，康熙皇帝同意将红帽派僧人交给噶尔巴管理，但罕都却多方阻挠，迫使移交工作搁浅。这一事件暴露了罕都与蒙藏联合政权分裂对抗的事实。
　　由此推断，蒙古兵＂自中甸出丽江＂，有可能是蒙藏联合势力派兵进一步征讨木氏土司，亦有可能是罕都势力到丽江与木氏土司联合谋事等，但诸种可能皆主要体现为蒙藏联合势力内部斗争以及蒙藏联合势力与丽江木氏土司为首的滇西北地方势力之间的斗争。
　　至于吴三桂对蒙古势力只作防御并割土赠送的原因，多数学者认为，吴氏早有谋逆之心，出于自身的军政利益的考虑，＂心怀不轨，欲结连吐蕃以为外援＂，所以对蒙藏联合势力采取＂结连＂之策，割地以示结好。事实上，随着清朝中央与吴三桂等诸藩地方势力之间关系的调整，吴氏蓄意谋反的确是有迹可循的。顺治十六年（1659年）三月，吴三桂受命云南总管后，独揽军政大权，逐步拥兵自重，逐渐形成割据局面。
　　吴三桂的举动引起了清廷的警觉，清朝中央政权于康熙二年（1663年）收缴吴三桂的大将军印，意图撤藩，这必然引起一心想＂自固＂、割据一方的吴三桂的不满。而其若要反清，那么盘踞西藏和云南迪庆地区的蒙藏联合势力必定为其后患。因此，彼时吴三桂与清朝中央以及蒙藏联合势力之间的关系是很微妙的，他既要为清朝中央戍守好西南边疆，又可以藉蒙藏联合势力造成＂边境未靖＂为由不断扩充军备，但又不仅不能与蒙藏联合势力交恶，而且反而要与蒙藏联合势力联好。此时，清政府与吴三桂之间、吴三桂与西藏地方势力之间，以及清政府与西藏地方势力之间的关系及走向，呈现出纵横交错、悬而未决的复杂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