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裕树 《现代汉语》课程是中国语言文学系的主干课程之一,在20世纪中叶的复旦大学的课堂上,讲授这门课的一位老先生普通话不是很标准,还带有浓厚的皖南徽州口音,他上课的节奏时而刚促、时而平缓,矜持又有趣味,让听者精神抖擞、困意全无。他就是中国现代著名语言学家胡裕树。胡裕树几十年如一日,把毕生的精力都贡献给了中国现代语言学事业,为中国的语言学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迈进汉语语言大门 1918年7月,胡裕树出生于安徽省绩溪县华阳镇。绩溪文风昌盛,文人墨客辈出,素有"邑小士多,绩溪为最"的美誉。胡裕树孩提时即进入当地胡氏家族办的小学就读,胡氏家族是绩溪的大家族,所以在师资力量、教学设备上肯下功夫,不比一般公办小学差,同时还带有自身独有的特色,那就是在国文课教一些古文和唐诗宋词。小学毕业后,胡裕树考入了距家乡百里之外的徽州中学,并在那里度过了6年的初高中学习阶段。 1937年,胡裕树考入安徽大学中文系。是年,震惊中外的七七事变爆发,抗击日本侵略者的烽火烧至大江南北。学期末,由于日军紧逼安庆,安徽大学被迫停止办学。胡裕树便返回绩溪从事抗日救亡的宣传工作,其间还在当地中小学当了两年老师。1941年,胡裕树进入浙江大学龙泉分校就读,师从徐震锷、王起等名师系统学习古典文学。浙江大学素以学风严谨著称,胡裕树后来说,在浙大的学习时光为他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对其后来的学习和工作都是有很大的好处。两年后,胡裕树又从浙江大学转入暨南大学就读,直到大学毕业。 随着抗战推进,暨南大学迁往福建建阳。在校期间,胡裕树跟随许杰学习文学,跟方光焘学习语言学。这两位学者都是中国近现代语言文学的大家,理论功底深厚,教学方法新颖,特别擅长对比中外语言文学,用国外的先进理论指导现代汉语研究。1945年,胡裕树大学毕业,留校担任助教,从事古典文学的辅导工作。1946年,暨南大学回迁上海,胡裕树开始研究先秦文学,后为刘大杰赏识,转攻唐宋文学,写过《论唐代的边塞诗》等学术论文。此后胡裕树专职执教于大一国文课,一直到上海解放。 1949年,上海宣告解放,胡裕树调入复旦大学中文系工作,在当时系主任郭绍虞的指导下,开始讲授大一国文和理论文,并准备"中国现代散文诗歌"一课。1952年,胡裕树晋升讲师,后来由于工作需要,改教"语法修辞",从此便正式开始从事语言学的教学工作。胡裕树深知自己语言学理论功底还不够深厚,"头重脚轻根底浅",所以他一边教书,一边向郭绍虞、陈望道等先生学习,还经常写信向南京大学的方光焘请益。胡裕树坦言,就是这些著名的前辈学者把他领进了语言科学大门。 革新汉语语法理论 胡裕树一生研究兴趣广泛,涉及现代汉语诸多领域,但他在汉语语法上花费的时间最多,取得的成就也最高,比如他和张斌一起创建的"三个平面"的语法理论,对今天的现代汉语研究仍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现代汉语语法起源于1898年出版的《马氏文通》一书,该书的出版为现代汉语语法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语言学者在语法的教学和研究中越来越认识到模仿西方语法体系有碍汉语语法学的发展,逐渐展开了对《马氏文通》及其因袭之作的批评。 经过长时间的酝酿和准备,终于形成了一场规模空前的语法问题讨论。1938年,陈望道、方光焘等人在上海发起了关于文法革新问题的讨论,把索绪尔的结构语言学理论和方法引进了汉语语言学界。胡裕树作为方光焘的学生,受其学术思想的影响非常大,他认为不能直接把西洋语法关于形态的观念直接嫁接到汉语语法上,从而把汉语的形态限制在狭义形态的范围内。胡裕树非常重视汉语广义形态的地位,认为广义形态是区分汉语词类的主要标准,同时强调广义形态和狭义形态不是对立的,狭义形态包括在广义形态之内。 20世纪50年代,汉语语法进入高速发展期,当时一些著名的语言学者主张借鉴苏联的语言特点,认为区分汉语词类时应该采用词义与功能并列的双重标准。这时,一篇署名胡附、文炼的《论词的分类》的研究论文在《中国语文》发表,一时在整个汉语圈引起了轰动,不久甚至被苏联语言学核心刊物《语言学问题》全文转载。该文认为词分类的标准只能是功能,苏联提出的"词汇·语法范畴"本意是在于说明词类的性质而不是划分词类的标准。 胡附、文炼是胡裕树和张斌的笔名,二人相识于1952年"华东区抽调部队机关干部升入高等学校补习班",因兴趣爱好相近,遂开始了学术上的合作,长达半个世纪。胡裕树对于广义形态理论的创新研究不是摒弃前人的研究成果,单独走一条创新之路,而是在继承和发展中不断革新。他曾说:"任何一门科学的发展,都不能割断历史。在继承和创新中前进,是学术发展的一般规律。没有继承,创新难免成为无根之木,甚至流于哗众取宠的故作尖新;没有创新,继承往往成为墨守成规,使学术之树枯萎而导致学科的衰亡。" "三个平面"理论是胡裕树最早提出的,也是他研究领域中最为杰出的成果。1981年,胡裕树就提出汉语语序有三种,分别是语义的、语用的、语法的。次年,他和张斌合写了《句子分析漫谈》,进一步提出从语序到虚词到句子成分都需从句法、语义、语用这三者去加以研究。1985年,胡裕树和范晓合著的《试论语法研究的三个平面》,正式提出"三个平面"理论,并作了详细的阐述。1994年,胡裕树在《汉语语法研究的回顾与展望》中,对"三个平面"理论作了更加详细的论述,使这一理论走向成熟。 胡裕树曾说:"‘三个平面’理论的提出,给人们带来了一种语法观念甚至语言观念上的变化。这种观念上的改变,将促使人们运用新的思路和方法对汉语语法规律和现象作全方位、多角度的观察、描写和解释。"胡裕树的研究拓宽了汉语语法的范围,推动了汉语语义研究更加系统化、科学化,为解决汉语语法领域的难题提供了重要参考。他说:"如果说‘三个平面’的学术思想有可取之处,那是大家的努力,绝不是什么个人突然想出来的。"但我们知道,他提出的新理论为我国汉语语法的发展作出了很大的贡献,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胡裕树主编的《现代汉语》教材享誉中外,关于教材的编写,他认为,"语法教材必须利用语法科学研究的成果"。晚年的胡裕树深感《现代汉语》教材必须实时更新、补充完善,决不能墨守成规,希望后来者能够"立足于汉语的语法实施,运用句法、语义、语用‘三个平面’的理论,来完善汉语的教学语法体系"。 服务对外汉语培训 胡裕树长期担任复旦大学中文系负责人,并兼任语言文学研究所所长,始终活跃在汉语语法研究和教学的第一线。同时,胡裕树还是中国对外汉语教学学会的顾问,是最早从事对外汉语培训的学者之一。 1965年,外交部首次派大批越南留学生来复旦大学、北京大学等高校学习,复旦大学接纳了200多名学生。当时,胡裕树担任复旦大学留学生办公室主任,负责留学生的教学工作,为了能够让留学生一年内能达到国内本科生的水平,胡裕树大胆起用青年教师,如许宝华、汤珍珠、徐志民、陈晨等,同时还邀请外地名师来校授课,通过集体备课、观摩教学、编写教材、制作教具等方式充分调动青年教师的积极性,使他们的才能得以充分发挥。在胡裕树指导下,这次复旦大学对外汉语教学为后来的国际汉语教育提供了充足的经验,尤其是一批青年教师通过对外汉语教学实践,逐步成长为汉语教学领域的佼佼者。 1980年,胡裕树受命主编一套专门针对第二、三代华裔的汉语教材,他认为编写这类教材,除了要有汉语语法类的人才外,还必须补充文学专业的人员,这样编出来的教材才具有可读性。于是,1982年刚从复旦大学中文系毕业的胡中行就被选入了《今日汉语》编纂团队。 日后,胡中行回忆,正是当年胡裕树的拍板,他才能进入这支编纂队伍。当时,胡中行负责编纂的是第四册一个故事集,讲一对华裔父女来中国的种种经历。胡裕树特定叮嘱胡中行,强调"所编的故事,既是文学创作,更是教材写作,要在注意故事可读性的同时,必须十分注意语法和词汇的复现率"。有一次,胡中行用了一则北宋大文豪苏东坡与和尚的对联趣事,其中有一副对联的表述是这样的"上联是:坐,请坐,请上坐!下联是:茶,敬茶,敬香茶!"胡裕树在审核到这篇文章时,将其中的感叹号换成了分号,改成:"坐,请坐,请上座;茶,敬茶,敬香茶。"胡裕树说:"标点源自古代的句读,根本意义在于断句,所以逗号句号基本足矣。有些文章又是问号又是感叹号,再加破折号、省略号,弄得花里胡哨,实在是有失庄重。" 《今日汉语》在胡裕树的主持下顺利编纂出版,成功将教学和趣味紧密结合,在当时来说是非常超前的。当年即被国家对外汉语教学领导小组办公室列为第一批向世界推荐的汉语教材。后来因为工作调整,胡裕树不再负责对外汉语教学,但是他依然在关心着对外汉语学科建设和发展,还相继发表了《对外汉语教学中的两个问题》《对外汉语教学语法体系的构建》等文章,为对外汉语教育提供了许多重要的参考建议。 胡裕树在自传说自己充满着书呆子气息,笔名"胡附"取自胡椒、附子两味中药,说自己习性偏于寒凉,宜补以温热,而他的学术合作者张斌则是属于温热型,所以两个人才可以携手勇攀学术高峰几十年。胡裕树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典型,温文尔雅,待人接物和蔼可亲。他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中国语言文学事业,为我国汉语事业的发展作出了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