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怪是人们思想和文化观念的产物,是一种超自然现象的存在,它一般依附在人的身上,大致分为动物类精怪、植物类精怪和非生物类精怪。学界对于精怪形象的研究大多从单一的精怪本体出发,阐述其演变过程。亦或是从文本角度对其进行梳理、辑佚。 唐前志怪小说中的精怪形象特征主要体现在"人形化"上,是神秘与禁忌的代表,亦善亦恶,恶善兼有。精怪形象主要分为三类,动物类、植物类和非生物类。 唐前志怪小说各类精怪形象的演变过程,从先秦时期开始,带有精怪遗形的动物神灵和充斥神秘力量的植物形象就已经产生,为后世精怪形象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两汉是精怪形象的发展时期,这一时期的精怪形象最显著的特征表现为精怪的人形化,先秦两汉的精怪描写大多缺少完整的故事情节,形象也较为模糊,且带有相当浓厚的神话色彩。 魏晋以来,精怪形象的塑造到达第一个高峰,主要表现为人造器物类精怪形象的出现。同时,精怪形象在思维意识和外貌形态上基本和人无异,是精怪形象人性化的发端。 志怪小说发展到魏晋南北朝时期,这一时期的精怪形象颇为丰富,动物类精怪、植物类精怪以及非生物类精怪等各种类型的精怪形象层出不穷。对后世的唐宋传奇小说、宋元话本小说和明清章回小说里的精怪书写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一、先秦时期的神性精怪 最初的精怪总是具有神的特性,和神纠缠在一起,作为神的附属物出现。先秦时期的精怪形象虽然还处于萌芽阶段,但已经有了精怪雏形。这一时期的各类生物往往具有神性,非常人所能理解。 关于动物类精怪形象最初的体貌特征,主要在《山海经》中出现。《山海经·海外南经》曰:"毕方鸟在其东,青水西,其为鸟人面一脚。"在远方异国中,毕方鸟的脸像人一样。 《山海经·海内西经》:"开明兽身大类虎而九首,皆人面,东向立昆仑上。"昆仑山是神的住所,在昆仑山东面有一个开明兽,身子像老虎,脑袋却像人的神兽。从以上分析不难看出,有着半人半兽形态的动物类精怪时常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这些动物精怪往往还带有神性光环,出现在神的左右。 唐前志怪小说中的动物类精怪形象的出现发端于先秦,这一时期的动物类精怪形象往往只是在形体上和人有相似之处。且基本很难看出这些动物精怪是否有性别上的差异或具有人的某种行为特征,只是具有了人的形态。 原始人除了拥有我们所承认的那些属性外,还拥有神秘的力量。这种神秘的力量表现为某些植物类形象的神秘性特征,神秘巫术笼罩下的各种植物类形象在《山海经》中得到了认识和利用。 在奇禽异兽遍布的《山海经》中,奇花异草、奇树异木也同样存在。《山海经》中关于植物种类的记载大致可以分为三类:草、木、禾。巫师、术士所进行的巫术活动体现出植物对人类的特殊作用,是他们某种个人情感和理想诉求的一种体现。 古代巫师、术士不仅能治人心还能治人身,巫文化下的巫师和术士们将巫与医有机的结合到了一起。所以最早的巫师也承担着医生的职能。《南山经》卷一:"有木焉,其状如谷而黑理,其华四照,其名曰迷谷,佩之不迷。"华即火焰。佩戴迷谷能使人不迷失方向,这一功效的巫术性依据是"其华四照"。 巫文化在植物中的体现主要表现为巫医对各种植物的直接利用,将具有药用价值的植物作用夸大化,来满足自身对某种植物的依赖和诉求。这种能治百病的植物在巫术、方士手中,对普通民众的控制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同时也为后来的各类植物具有超自然能力埋下了伏笔。二、两汉时期的人形精怪 发展到两汉时期,志怪小说中的各类精怪形象开始像人一样,它们能幻化成人,模仿人的行为动作,和人一样行走、说话、甚至有血有肉。两汉是精怪"人形化"发展的初始阶段,动物类精怪形态在外貌上开始具有人的行为特征,同时又延续了先秦半人半兽的形态外貌。植物类精怪的神秘属性也被不断挖掘,演化成了民众崇拜的植物神。 发展到两汉时期,动物类精怪开始逐渐具有了类似人的行为动作,是"人性化"发展的最初阶段。两汉之际,初成人形的各类动物精怪开始为非作歹,祸乱人间。《说文》曰:"天大,地大,人亦大。"两汉时期,人的地位开始得到提升,人也有了和天地一样的地位。 这时,大多数动物精怪开始具有了人的各种形态。两汉时期的人形动物类精怪体现出的一大特点就是站在人的对立面,经常和人类作对,是人类的宿敌。 人形的动物类精怪是先秦半人半兽形动物精怪的延续,两汉时期的人形化动物精怪的出现,是人的思维意识的觉醒,也是一次以人为主导的、在思想认识上的进步。 《北荒经》中名为横公鱼的动物精怪,全身赤红,形状如鲤鱼。到了夜晚就会幻化成人,煮不死,刺不烂,吃下之后可祛病。《西荒经》中有一名为獏的动物精怪,从外形上看,长得像人一样。习惯埋伏在单人左右,有吃人脑袋的癖好。还有一些虽不似人的动物精怪,但一样会对人类造成伤害。虎兽食人、狮兽食人等故事情节经常出现在两汉时期的志怪小说中。 受《山海经》的影响,两汉之际出现了很多地理博物体志怪小说,如《神异经》、《十洲记》、《异物志》等。西周春秋时,地理学和博物学就已经产生。受先民思维认识限制和神秘宗教观念影响形成的地理学和博物学知识,包含着许多在后人看来虚幻且荒谬的东西。 到了战国时期,巫师和术士利用地理博物知识来宣传其迷信思想,使得地理博物学向巫术化、志怪化靠近。其中一些关于山川异物、远方异民、奇怪的动植物等就同神话传说、宗教迷信一起被后世的志怪小说吸收和接纳。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人性精怪 魏晋南北朝是唐前志怪小说中精怪形象发展的巅峰期。这一时期,精怪类型增多,对精怪的形象塑造也更为精湛。在描绘动物类精怪时,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志怪小说引入了爱情题材和宗教观念,精怪开始有了性别属性,和人一样有了追求爱情的权利。 同时,将宗教观念与精怪故事相结合,演绎出精怪形象的人性化思维。器物类精怪的加入,丰富了精怪故事题材,使精怪形象更加多元立体。 另有《幽明录》"淳于矜与女狸"故事。具体内容为淳于矜与女子的偶遇中,淳于矜碰到了自己的另一半。 初次见面,两人便心生好感,结为连理。女子的痴情天地可鉴,得此乘龙快婿,死又何妨呢?双方还通过明媒正娶,为了尽快成婚,女子送嫁妆、婚后生子。不久后这些美好被瞬间打破。妻儿变成了狐狸,金银变成了骸骨。说明这是一场美丽的梦,尽管最后成了空,但女子的出现满足了淳于矜的一切幻想,似乎狸怪的出现,就是为了圆淳于矜家庭美满、事业有成的梦而来。 其二,动物类精怪的恩报故事。志怪小说中关于动物类精怪的故事除了多与两性关系结合外,还表现为动物精怪的报恩故事。《搜神记》卷十四"撅儿"条:变身婴儿的蛇,为了感谢老媪的养育之恩,帮助刘渊筑平阳城。卷二十"鹤衔珠"条:玄鹤为了感谢养母的救命之恩,口玄明珠至养母门外,以作报答;"随侯珠"条主题也与其类似;"病龙雨"条农夫为病龙治病后,龙降大雨报恩。 不管是动物类精怪与人的两性关系的转变,还是因果报应下动物类精怪报恩故事的兴起,都是唐前志怪小说中动物类精怪形象发展史上的一次重大转折。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动物类精怪形象由原始的神性形象转变成人的模样,并且愈来愈具有人性化的特征。这种人性化的特征主要表现为动物类精怪像人一样有了情感,能够娶妻生子,相夫教子,并且有了人类报恩和报仇的思想意识。总结 唐前志怪小说中的精怪形象经过唐代以前各朝社会的发展,有着极强的时代特色。唐前志怪小说中的精怪形象总体表现为三个特征,其一,精怪形象逐渐人性化,不仅具有了人的形体特征,还变成了有情感的个体;其二,作为神秘与禁忌的代表,精怪形象带有神秘属性和禁忌特色;其三,精怪形象时善时恶,既喜欢作祟,被人喊打,有时还能帮助人类,获得馈赠。 唐前志怪小说精怪形象产生原因主要有三点,其一,时代背景影响。战事频发,社会动荡给人造成心理阴影,急需精神安慰。阴阳五行学说的兴盛增加了精怪形象的神秘感,谈玄说怪之风的兴起,促使文人大量收集精怪故事,增加了精怪形象素材。 其二,民间信仰影响。原始的动植物崇拜、自然物崇拜、图腾崇拜、巫术仪式等为精怪形象的形成提供了信仰载体。其三,宗教介入。道教变形法术使得精怪形象有了变形化生的法力。佛教文化的传入,精怪形象开始追求众生平等,信奉因果报应。 唐前志怪小说精怪形象对后世产生了重要影响。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为后世文学中的精怪形象种类上的增加打下了坚实基础,也为精怪形象的立体化呈现提供了充足养分,同时也促进了民间艺术的发展。 二是精怪形象既受到了民间信仰影响,又反哺着民间信仰体系。对民间信仰的传承和信仰功能的发挥都起到了重要作用。 三是精怪形象对民俗文化的影响。不论是生产生活民俗如农业生产、饮食文化、民族服饰、民居建筑,还是岁时节日中的各种习俗,都有精怪形象的身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