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储、皇子龙飞后，潜邸出身官员可谓＂盼的云开见月明＂，部分潜邸出身官员因为与皇帝的亲密情感，被委以重任。南宋诸帝受个人资质、社会环境等因素的影响，故南宋诸朝对潜邸出身官员的任用情况也各不相同。 高宗朝潜邸出身官员与其初期政局 赵构与大元帅府各派臣僚以＂光复祖宗基业＂的共同口号，掩盖着各异的社会倾向，一度模糊了同一旗帜下截然不同的社会目标，随着时势的发展，这种差异很快即趋于明朗。赵构对此心知肚明，故即位当天就下令＂大元帅府限十日结束＂。时有大臣奏请＂依徽宗之例，乞恩随龙旧人＂然高宗以＂崇宁以来，随龙恩例太厚＂委婉拒绝，其即位后，多数大帅府官员未被委以重任。 故高宗即位后，有张慤位列执政，李纲拜相，宗泽镇守开封等；也有汪彦伯、黄潜善及原康王府宦官蓝珪、康履、黎楶、杨公恕等才是赵构登基前后的社会核心。上述诸人恃旧弄权，造成了高宗朝初期政权的腐朽，并引发一系列的社会危机。 原大元帅府幕僚与高宗即位后的人事任用 先是，耿南仲本为宋钦宗最信任的潜邸官员，钦宗即位后，＂以南仲为东宫官员，礼重之，官至尚书左丞、门下侍郎。＂此后，耿南仲为高宗＂出谋划策＂，与汪、黄沆瀣一气，常伴高宗左右，首劝赵构登基。然即位后，高宗对其态度截然大变，马上＂翻脸＂，不仅＂薄其为人＂，更言＂恨不手斩之＂。此虽为＂狡兔死、走狗烹 ＂，但也足见赵构为人之阴险狡诈。 同时，耿延禧、高世则等为宫观官，不予重用。 黄潜善、汪伯彦＂以乳妪护赤子之术待陛下＂，故而＂甚得朕心＂。高宗即位当天，任命黄潜善为中书侍郎，汪伯彦为同知枢密院事。这虽非宰相之人，却居文武职官之首，掌有实权。于是黄、汪二人网罗编造众多借口阻止李纲入朝。 从内心深处而言，高宗也不愿意李纲任相，但为保全自己及皇位，高宗不得不为。李纲入朝后，＂慨然以修内攘外为己任＂，提出一系列正确的革新政策及措施。后高宗与黄、汪之徒为泄私欲，对李纲一贬再贬，将其流放至当时最为荒凉的海南岛。 而后＂汪、黄用事＂，然二人原都是地方小官，骤然进入政权中枢后，缺乏规划国家整体运营的经验。宗泽、赵士□、向子諲、张所等正直人士均遭排挤。宗泽虽外任，但联络抗金义军，在民众中威望颇高，在宋廷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其所率领的东京留守司军也是宋军的中坚。面对黄潜善、汪伯彦等小人当道，宗泽以拨乱兴邦为己任，斥责黄潜善为＂闲人＂，汪伯彦为＂微人＂，故黄潜善、汪伯彦二人对其恨之入骨。 后宗泽＂入对＂，高宗＂为之动容，欲留泽＂，黄潜善等＂沮之＂，遂外任。随着李纲被罢，张慤去世，宗泽也彻底失去朝廷上的援助。面对高宗的一味苟和，宗泽连上二十四道奏疏，黄潜善、汪伯彦＂皆笑以为狂＂，＂辄为潜善等所抑＂。最终，在黄潜善、汪伯彦的阻挠下，宗泽忧愤成疾，＂出师未捷身先死＂，使南宋朝一时再无一个足以支撑危局的人物。而高宗用黄潜善、汪伯彦，冷落宗泽、李纲，并杀陈东、欧阳澈，其气度识见也就可想而知。 其他潜邸出身官员如张慤为同知枢密院事，＂在朝谔谔有大臣节＂，＂谋国尽忠，遇事敢谏＂，但不幸早卒。他的去世使朝廷上缺少了与黄、汪之徒抗衡的重要人物。李植＂言无不尽，为汪伯彦、黄潜善所忌＂，高宗即位后，便被外任。随侍其多年的韩公裔，高宗继位之初迁武功大夫、贵州防御使，＂后以事忤黄潜善＂，＂遂降三官＂。 后高宗＂念其旧劳＂而召用。后又遭秦桧排挤而外祠。同时，在此之后的数年间，黄、汪二人成为权力中枢内极得高宗信赖的社会顾问，这对处于形成期的南宋社会有相当大的影响。 原大元帅府核心成员与南宋前期的两次社会危机 原元帅府的核心成员黄潜善、汪伯彦及宦官蓝珪、康履等人，自然而然也成为南宋建立初期的政权核心。建炎二年，黄潜善为左相，汪伯彦为右相，高宗将国事委于二人，自已一味纵欲享乐，过着醉生梦死的生活。 金朝统治者闻宗泽死，决计用兵，命宗翰率兵南下。随着金兵铁骑的步步紧逼，不少朝臣对于扬州的安全问题提出质疑，建议宜提早采取措施，但黄潜善、汪伯彦＂笑且不信＂，后金兵突袭扬州，高宗等仓皇出逃，而十万多无辜的老百姓惨遭屠戮。作为维扬之变的罪魁祸首，黄潜善、汪伯彦不得不上疏请罢。高宗＂深念潜藩之旧＂，下诏二人加观文殿大学士，外任富饶之地。黄潜善任知江宁府，汪伯彦任知洪州，此二州物产丰富，都是外任的肥缺。 维扬之变后，黄潜善、汪伯彦虽已去位，但原康邸宦官康履、蓝珪等势力依然较为强大。宦官虽受士大夫的鄙视，但在最高统治者看来，高宗即位名不正，故其多疑性格更胜。而原康邸宦官不但长期陪伴高宗，而且与其共同经历生死，可谓＂患难与共＂，故而深得高宗信任。而他们＂恃藩邸旧恩用事，颇忽诸将。 诸将多奉之，而台谏无敢言者。＂就连有拥立之功的刘光世，欲拜节度，都要求于其门。在维扬之变中，王渊本有不可推诿的责任。时＂康履颇用事＂，王渊与之＂深交＂，不但未受处分，反而因＂宦官荐＂而任枢密，最终，康履、蓝珪等宦官的种种作为，招致苗傅、刘正彦及所帅部众的不满，发动斗争，斩杀王渊及康履、蓝硅等人，强迫高宗禅位，史称＂苗刘之变＂。斗争平息后，高宗念及＂旧情＂，不但对劣迹昭昭的康履＂赠官，谥荣节＂，而且召回被贬在外的蓝珪等。 南宋潜邸出身官员与孝宗朝＂和议＂及＂近习＂孝宗时期朝臣争议最激烈的有二事，一曰对金和战问题，二曰弹劾孝宗近习。而潜邸官员都参与其中，而且成为主力。孝宗一生颇有中兴之志，对金作战收复失地时期社会理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而高宗一直犹豫是否起用张浚，孝宗即位后积极起用张浚，这与孝宗的近侧集团的黄中、王十朋、杨邦弼、陈俊卿、张阐等用力甚多密切相关。近习是孝宗社会上的一个重要污点，而与近习的斗争叶成为其潜邸出身官员的一个重要社会活动。 从隆兴北伐看孝宗潜邸出身官员的恢复意识 宋孝宗是＂南渡诸帝之称首＂，＂直是有志于天下＂，孝宗即位后，决意对金战争。史浩为稳健恢复者，因战争准备不足，不主张即刻对金作战，以史浩、陈俊卿、王刚中等为代表，另一部分潜邸官员则为积极＂恢复＂者，以张阐及张浚门人王十朋、黄中为代表。 史浩、陈俊卿、王刚中等与隆兴北伐 史浩 史浩是一位稳健＂恢复＂主义者，故而反对孝宗在未做充足准备而北伐。故为被积极＂恢复＂者王十朋视为阻碍孝宗北伐的一大障碍，并首先向其发难，列举＂八大罪＂予以弹劾，并通过其理学同调将所谓的＂史浩主和＂继续扩散，形成舆论压力，逼迫史浩去位。笔者认为史浩也主和战，应从绍兴三十一年冬高宗下诏亲征谈起。 今学者多从孝宗即位后，史浩的表现评判其和战主张，而之前则谈之较少，史浩的主战思想甚是明确。据心理学者研究表明，内向性格人群仅占总数的四分之一，这类人虽不善于表达，但是观察力极强。史浩性格内敛、老成持重，无疑属于内向之人。他深谙世事，观察入微微，善于揣度高宗还公道心理。 他明知高宗患有严重的＂恐金症＂，对于金人避之而无不及，此奏一上，极可能得罪高宗。但在其＂恢复＂情节的作用下，史浩毅然为之，以足见其并不是时人所奏的＂主和派＂。史浩为相后，不但奏请为岳飞，官其子孙，而且荐举人才，如王十朋、张焘、金安节、陆游等等，多为主战人士。这些也从不同侧面，衬托着史浩的＂恢复＂情节。加之，其子史弥远权倾宁、理二朝，为理学家不满，故亦＂掩其美＂。 王刚中 王刚中也是孝宗予以重任的一位官员。金兵南侵，两淮震扰，时王刚中帅蜀，＂驭军戢吏，恩威并行，会虏骑度散关，人情汹惧，公跨一马，日驰百里，抵仙人原。＂后＂身督战而功成不居＂。王刚中帅蜀三年，＂以功名著称于天下＂。孝宗即位后，王刚中被召回，后以疾辞而奉祠。 陈俊卿 陈俊卿也是孝宗的一位重要潜邸官员，他虽参与北伐，但就其思想而言，他也是一位稳健＂恢复＂者。陈俊卿又劝说高宗移跸建康，不但建议起用张浚，并以江淮都督府参赞军务，直接参与北伐行动。然对于此次北伐，陈俊卿与史浩基本相同，＂以为未可＂，主张＂不若养威观觉，俟万全而后动＂。但当张浚＂请于朝而出师＂，陈俊卿还是义无返顾的参与其中，并主张＂出其不意，直捣山东＂。战争的失败，张浚上奏待罪，陈俊卿奏＂请从作＂，贬两秩。 南宋潜邸出身官员与光宗朝政局 孝宗即位初期，与理学人士志同道合，但后来又与理学人士决裂。晚年基于共同的社会目标，再次使孝宗与理学人士联合起来。而孝宗与理学的变化过程，也导致了光宗、宁宗的潜邸官员也随之变化，光宗潜邸官员表现为：理学型官僚或其同调--官僚型士大夫--理学型官僚或其同调的变化过程，而宁宗的潜邸出身官员则多表现为理学型官僚及其同调。 故而潜邸出身官员内部也充斥着两大集团，其斗争在光宗朝与权力争夺缠绕在一起。后宰执留正与理学人士＂结盟＂，才使两大集团的斗争有所降低。前文已经提及潜邸出身官员及理学人士与近习势力的斗争，这种现象在光宗朝再次发生。 光宗朝前期潜邸出身官员间的斗争 ＂恢复＂始终是孝宗最大的心结，每隔几年便发作一次＂恢复＂冲动。＂虽贵为天子，而不得自由＂，即位之后仍受制于高宗。高宗崩后，扫清了孝宗及主战人士＂恢复＂大业的最大障碍。而＂朱熹有重名＂，成为理学集团代表，倡导＂君子有党＂以＂共图天下之事＂。 在孝宗亲自部署下，理学集团的许多成员进入了权力核心，然并不是因为他已经完全认同了理学的内圣系统，而是因为理学家的社会取向最能配合他在最后阶段的革新构想，另一方面，理学家也是基于同样的认识才接受任命的。他们并不是以理学家的身份在朝廷上来＂坐而论道＂，而是站在各自的职守之内执行这一革新的任务。因为这正好是他们梦寐以求的＂致君行道＂。 首先，淳熙十五年，王淮罢相，为理学人士扫除了最大的绊脚石，周必大任相，同年七月，周必大举荐陈傅良，刘清之，沈焕、黄艾等三十四人，清一色的理学人士。孝宗通过人事更换，欲给光宗建立一个以理学型士大夫为主的社会集团，以期实现他自己终身的社会理想。而理学家们也寄希望于新皇帝＂一新天下＂。而这些理性型士大夫在光、宁二帝交替时间发挥了关键作用。 淳熙十五年十月，光宗以皇太子身份参庶务已近一年，皇权分割为二之趋势已经明朗，随之官僚集团也表现呈二之势。光宗即位后下诏，不但召回潜邸官员，时刘光祖、赵汝愚、罗点、余端礼、陈骙等人，而且下诏书给王淮。程叔达等咨询初政。对于孝宗的人事部署，光宗很不买账，对孝宗选任的随侍六年的潜邸官员周必大任相严重不满。 因为光宗认为周必大虽为潜邸官员，但在权力更替时，明显偏向孝宗。而孝宗让其＂协赞新君＂，实为监督。光宗更倾心于忠于自己的官员留正。因为在光宗看来，留正是自己亲选，任职潜邸，更忠于自己。因为在光宗看来，留正是自己亲选，任职潜邸，更忠于自己。二人在光宗即位前，就已形成了一种特殊关系。 鉴于周必大与孝宗及理学的关系，光宗直接罢免周必大几乎不能，于是光宗想借助台谏，对其进行弹劾，迫使周必大辞职。光宗及留正经过慎重的考虑，决定选任自己的潜邸官员何澹担任谏议大夫，执行这项任务。何澹的姑父为王淮的得力干将陈贾，何澹也由王淮亲自推荐以任职光宗潜邸，又与姜特立同乡，这些关系无疑也为其仕途增加了些许的社会筹码。 再加之，光宗及留正的授意下，何澹论奏：＂左丞相周必大不公、不平、不正之罪有十伏，望亟赐罢斥。＂后何澹不顾同年之谊，又诋毁赵汝愚＂废坏寿皇良法美意＂，＂有无君之心＂。何澹基本上是锐于进言者，其鹰犬式的攻击态度，在某种程度上是时局促成的。而何澹也凭借旧学背景， 从光宗初年攻击周必大等人开始，何澹在政坛头角崭露。 周必大去位后，留正升左相，不设置右相，自乾道八年，孝宗设置左、右丞相，故相位多由两人担任，相互牵制。光宗却让留正独相，足见光宗对其之信任。然却开启了＂一相去台谏以党，一相拜台谏以党近＂的先例，成为后面韩侂胄、史弥远等擅权的关键性武器之一。 由于潜邸出身官员并非一个凝固的整体，除盼望共同的主子＂勤奋好学＂，并顺利即位外，几乎没有统一的社会倾向。故其分离，也属自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