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士坦丁时期，仅仅是财政危机促使罗马帝国信奉基督教吗？

　　文/胡叔说料
　　编辑/胡叔说料 引言
　　数百年来，学者们一直在争论君士坦丁著名的基督教神祇显现的真实性，信徒们质疑如果没有奇迹发生，君士坦丁为什么要接受一支只占罗马帝国总人口10%的宗教信徒呢? 仅仅是财政危机促使罗马帝国信仰基督教吗?
　　作为一个现实主义者，我认为我们需要研究一下当时的社会经济背景来确定君士坦丁的行为，到底是出于真正的奉献还是出于政治上的绝望？
　　我将探讨在君士坦丁＂皈依＂之前，罗马的贵金属供应状况，频发的暴力和瘟疫造成的人力和生产力损失，以及贸易中断和对威胁性势力支付的大笔款项，这些是否导致了收入急剧下降，我还将讨论基督教吸引权贵并使其成为政治剥削对象的特性。
　　讨论的时期大部分将涵盖从公元2世纪中叶到公元4世纪初，在这段时期，随着书面经文的产生和宗法主教辖区的发展，基督教开始得到了推动。在此之前，基督教的精神体验只是在私人家中强调平等主义的祷告分享。 背景
　　罗马帝国时期 早期基督教规模
　　早期基督教很小很分散，没有确切的数字保存下来。但最准确的估计是，公元100年的基督徒数量远远少于1万，大约只有20万基督徒，分散在几百个城镇中。
　　二世纪后期的数字仅相当于罗马帝国总人口(约6000万)的0.3%，基督教的规模非常小，这有助于解释为什么罗马政府对有效镇压基督教的关注如此之少。 罗马帝国的采矿业量越来越少
　　罗马帝国建立在军事征服的基础上，通过掠夺、奴役和获取包括贵金属等稀有材料来源来推动罗马经济的发展。
　　在元首统治下，伊比利亚半岛(今天的西班牙和葡萄牙)是罗马帝国最多产的矿区，各种各样的矿物可供开采像金、银、铜、铅、锡、铁、汞、朱砂、硫和锌等等。在奥古斯都最终征服该地区后不久，它的开采就开始了。
　　普林尼说，光是从阿斯图里亚、加拉西亚和卢西塔尼亚的冲积阶地，每年就有2万磅黄金流入罗马。除此之外，还必须加上从硬岩矿床和砂矿开采中获得的黄金。
　　根据最近的估计，仅一个山谷(Duerna)每年就生产3000公斤黄金，持续了130年。据估计，在弗拉维王朝统治下，西北地区贡献了大约7%的国家收入。
　　古代海沟提供的早期采矿图
　　总的来说，产量最大的时期是从公元一世纪中叶到三世纪初，公元160-70年之后开始衰落。尽管从哈德良统治时期开始，在塞尔维亚的罗马达尔马提亚(Dalmatia)发生了大规模的河流黄金开采，但在三世纪中叶的政治动荡和哥特入侵期间，采矿似乎已经停止。
　　那么，所有这些矿藏都枯竭了吗?在某些情况下确实如此。埃德蒙森指出，小亚细亚提摩拉斯山的金矿，在奥古斯都统治时期已完全枯竭。
　　罗马矿山的一些工人是被定罪的罪犯，但不是全部。铭文证据显示，自由人和自由人都在矿场工作。
　　大规模采矿作业需要一支军事特遣队来保障安全，以便维持公共领域的秩序。而这些供应问题因战争和侵略性的盗匪活动而进一步恶化，这两种活动在三世纪急剧增加。
　　采矿也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可用工人的减少是困扰罗马帝国后期大规模采矿作业的另一个问题。
　　里奥·廷托河
　　除了前面提到的战争和抢劫造成的人员损失外，在二世纪末和三世纪，极端致命的瘟疫也反复蔓延，席卷了整个帝国。其中最具破坏性的事件之一被称为安东尼瘟疫，因为它首次发生在马可·奥勒留和共同皇帝卢修斯·维鲁斯统治时期。 瘟疫的摧残
　　在《盖伦和安东尼瘟疫》中，R.和M. Littman根据盖伦所描述的症状，从理论上推测，所涉及的瘟疫可能是出血性天花。报告说，在公元189年的一次爆发中，仅罗马城每天就有多达2000人死亡。
　　要估计鼠疫对偏远矿区的影响就更加困难了。不过，我确实认为矿区尤其容易受到瘟疫爆发的影响，因为他们的劳动力是流动的，通常包括进口的罪犯劳工。
　　他们的生活条件很拥挤，可能也不卫生。我们也对可能提供的医疗护理水平知之甚少，尽管利特曼夫妇估计整个帝国的平均死亡率约为13% - 15%，但他们指出，如果更致命的形式占主导地位，天花的单独爆发可能有近80%的死亡率。
　　确切的死亡率可能永远无法确定，但安东尼瘟疫导致了罗马军队的灾难性动荡，大范围的饥荒，贸易路线和贸易活动的中断，以及税收的巨大损失。
　　在奥古斯都南，在被特特里库斯摧毁之前，有人居住的地区有两百公顷。当君士坦提乌斯重建时，它只有10座。波尔多的土地面积从大约70公顷减少到23公顷，其他地区的土地面积减少了一半以上。这种变化只能是人口大量减少的结果，即使适当考虑到防御区内可能出现的拥挤情况。
　　安东尼大瘟疫之后，三世纪中期又发生了塞浦路斯人大瘟疫，之所以被称为＂死亡论＂，是因为这是迦太基主教塞浦路斯人的作品，现在被认为是出血热的爆发，甚至是像埃博拉这样的丝状病毒的爆发。
　　根据Zosimus在内的古代资料表示，在高峰期，罗马城每天有5000人死亡，并夺去了两位罗马皇帝的生命，分别在公元251年的Hostilian和公元270年的Claudius II Gothicus。
　　两位皇帝之间的这段时间见证了政治不稳定，竞争对手都在争夺王位。罗马军团缺乏领导和士兵的损耗削弱了罗马抵御外部攻击的能力，从而导致了帝国状况的恶化。 财政危机的诸多因素
　　各种赋税负担加重
　　由于多种因素的影响，到三世纪，贵金属的供应似乎变得凤毛麟角  ，此外，由于有贵金属产量下降的原因，也极大造成了包括食品和相关税收在内的所有商品产量的急剧下降，而食品和税收是罗马政府的主要收入来源，现在这些也在逐年锐减。
　　据估计，在罗马帝国，多达四分之三的人口在农业部门工作，因此拥有农业土地是最重要的财富来源，这使得财政负担主要落在土地上。
　　对农业土地征税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罗马政府的需求 ，这些钱主要被罗马政府用于购买军事装备，供应军队，为罗马军队和人民提供捐赠，为首都修建公共建筑，和在危机时期定期向社区提供物质援助。
　　通货膨胀愈演愈烈
　　以此同时持续的内战(在高卢和巴尔米拉出现分离主义国家)，以及帝国北部和东部边境不断入侵的德国人、哥特人和波斯人的威胁，造成了更加严重的通货膨胀和货币崩溃的经济危机。
　　罗马皇帝戴克里先
　　到戴克里先在公元284年登上王位时，已经有大约35位皇帝在他们统治的大部分时间里与同样多或更多的篡位者作战。
　　戴克里先试图通过行政、军事和财政改革从混乱中创造秩序。 他建立的庞大军队(40万至60万)有效地保卫了边疆，镇压了内部动乱。他扩大的官僚机构更迅速有力地执行司法，监督执行急需的公共工程，并以无情的效率收集必要的收入。
　　国家财政一直处于危机状态
　　在元首制时期，财政负担是根据财政能力来分配的，一个社区中最富有的成员承担了支付很大一部分税收负担的责任。通过这种方式，富人也可以充当捐助者，例如代表整个社区支付一定的税。然而，由于三世纪的经济危机和货币崩溃，这种财富的展示变得越来越困难。
　　相反，戴克里先让他的官僚，包括禁卫军长官，计算军队和国家的需求，并将这些需求相对平均地分配给所有省份。虽然新的财政制度，在某种程度上考虑到了土地质量的差异，但由于年龄或身体虚弱而被宣布免征税款的公民失去了豁免权。
　　但这种头重脚轻的官僚主义无法持续下去，通货膨胀愈加严重，戴克里先试图用他的价格诏书来控制价格，但由于货币贬值，许多价格上限被忽视了。
　　人们开始囤积黄金，用几乎一文不值的贬值的第纳利来交税，因此皇帝们开始要求用金条纳税。而且，当金币被接受作为支付时，这些金币被熔化成金条，以便在运输到帝国国库之前检查重量和纯度。
　　君士坦丁不仅像他的前任一样，每隔五年征收一次金冠税，还像马克西米安一样继续对土地征收金银税，他还以黄金征收帝国地产的租金，并对商人征收以黄金和白银支付的新税，但他的主要打击是在他统治后期没收了寺庙的宝藏。
　　公元四世纪，君士坦丁对异教寺庙的捐赠进行没收，这在当时是正当的，因为君士坦丁显然信仰了基督教。但是，在罗马帝国崇拜的所有神中，为什么基督教被西方世界最强大的统治者所选择?  基督教与君主的联盟
　　基督教是一神论宗教，其信徒强烈地不容忍其他信仰。这种排他性将确保在对所有其他宗教组织进行掠夺之后，不会出现对亵渎神明的指控。它还为统治者和臣民提供了分享共同哲学的机会，并激发了作为一个民族的统一感。
　　神学在后来的罗马帝国为统治者和臣民之间提供了一种松散的意识形态凝聚力，这在一个开始时是一个征服者和被征服者之间分裂的征服帝国中所缺乏的。
　　神学创造了一种复杂而抽象的话语，在这种话语中，人们有可能找到各种各样的有争议的立场。
　　宗教政治是流动联盟的政治，而不是固定的政党。从国家的角度来看，以相对较低的宗教顺从和少数被逐出教会的神职人员，为代价来接受基督教，这也实现了帝国范围内的象征性和谐。
　　还应该注意的是，罗马的主要对手之一萨珊波斯，在这段时间也采用了单一的统一宗教，以及琐罗亚斯德教的Zurvanite形式，萨珊人随后在占领的领土上，建造了火神庙来推广宗教。
　　后来甚至在公元451年的阿瓦拉尔战役中，与自己的臣民在亚美尼亚作战，使他们正式与罗马教会决裂。一些学者认为萨珊宗教战略的成功，也可能影响了君士坦丁的决定。
　　随着基督教会的发展，还有其他的发展。尽管基督教一开始只是信徒们在家中进行非正式会面的交流思想，但到了三世纪，基督教已经采用了由权威主教组成的使徒等级制度，以此来控制和指导各自基督教社区的活动。
　　相比民众不情愿接受的民事法官强制执行的政治法，君主提出了更有效的强制遵守手段，他们还提供了以宗教为基础的禁令手段，通过指控异端来对抗自己的对手，并进一步充实帝国的金库。
　　挂毯的细节显示君士坦丁烧毁纪念碑给基督教会税收优惠君主与基都教会的默契
　　基督教被国家接受后，主教们借用了国家的压迫权力来欺凌、排斥甚至处决教义上的对手。此外，他们开始利用定义同信徒的罪名，来巩固自身权利。
　　既然罪恶不能被根除，那么它也可以被利用，随着时间的推移，教会逐渐制定了一份有效的罪价清单。
　　简单地说，教会推销罪恶，扩大为罪恶。罪不仅仅是行为的问题，它可能发生在思想的欲望和无意识的幻想中，基督教神职人员决心让信徒为他们的欲望付出代价，仿佛他们可以通过对穷人和教会的慷慨来抚慰自己的良心。
　　基督徒在自我牺牲的英雄化和他们对不幸的人的开导中逐渐被信服，甚至异教徒也深受感动，最终也试图模仿基督教的慈善。
　　从四世纪开始，教堂建筑(如异教寺庙)越来越多地用金银装饰，主教的社会地位上升，收入也相应增加，而这一切的功劳都归功于世俗的罪责、罪恶、松懈、忏悔、苦修和堕落，这些被接纳感化，才有了基督教会物质上的推动。
　　彼得·保罗·鲁本斯的挂毯描绘了君士坦丁崇拜真正的十字架
　　因此，基督教不仅为君士坦丁提供了攫取异教教会巨额财富的借口，而且提供了一个可以用来从自己的信徒身上榨取未来财富的框架。
　　君士坦丁不仅一举缓解了罗马的财政危机，还留下了足够的财富来建造一个名为君士坦丁堡的新首都，并在他的余生中过着奢侈的生活。
　　基督徒与罗马国家进行了激烈的斗争，同时也与之妥协，同时创造了他们自己的边疆英雄和恶棍:烈士、苦行的圣徒、主教和异教徒。
　　尽管有许多4世纪的赞颂者认同了皇帝的虔诚，但我怀疑君士坦丁只是这些被美化的传说之一。出于承诺或政治私利，或两者兼而有之，君士坦丁和他的继任者用捐款和神职人员的特权来支持基督教会。 结语
　　君主和教主通过支持主教会议来制定教义，还利用教会定义帝国意识形态，以此平衡和控制社会制度。基督教对西方文化未来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但换一种考虑，可能是罗马国家成就了基督教，而基督教也巩固了罗马国家的统治。两者共赢且互利共生，这就是西方宗教与君主之间的默契。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