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歌星李香兰，背叛祖国被判死刑，枪决前爆出一秘密被无罪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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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5年8月15日，日本裕仁天皇通过广播向全世界宣布日本无条件投降。一时间，在中华大地上为非作歹十余年时间的日军纷纷缴械投降，夹着尾巴离开。
　　曾经耀武扬威的统治者，要接受身为战败国群众的指挥，等待被遣返回国的的安排。而另一迫害中华儿女们的毒瘤，就是日本统治时期下傀儡政权中的＂汉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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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时，不少地方发出对惩治汉奸的公告：可以根据其罪恶的轻重，判处有期、无期或死刑。 众多狗仗人势的汉奸纷纷落网，但是，有一人却因为特殊，走进全国民众的视线中。
　　她就是风靡一时、身兼歌手与演员的明星人物——李香兰 。在即将被定罪处死时，她却口口声声地表示自己是日本人，应该被送回日本。
　　更让人想不到的是，李香兰在最后不仅得偿所愿，甚至此人在晚年时与＂文化入侵＂时期对待中国的罪恶态度不同，反而声称＂中国是我的母亲＂。
　　李香兰
　　李香兰是否真的是日本人？她在抗日战争时期做出怎样的汉奸行径？又为何在回到日本后展露出对我国的友好态度呢？
　　李香兰的坎坷经历要从＂九一八事变＂后说起！以文化入侵达到邪恶目的
　　1931年的9月18日，一阵尖锐的爆炸声，响彻东北的整片天空，日军污蔑铁路被中国军队炸毁，悍然向驻扎在北大营的东北军发动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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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时，谁也没想到，这竟然是中华民族屈辱历史的开始。
　　日本为达到恐怖的扩张目的，不止采取武装入侵的方式，而且利用思想与文化宣传，麻痹中国民众的内心。很快，他们借着＂伪满洲＂的由头，在长春城内创立＂株式会社满洲映画协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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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立之初，＂满映＂（简称）的理事长公然宣称：＂要把电影拍成中国人喜欢看的样子。＂
　　他们想利用这些影片宣传＂东亚共荣＂与日本的伪善面目，并以此达到宣传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反动＂政策与＂奴化＂中国人的目的。而这种理念，被称作＂文化入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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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有不少爱国人士挺身而出，抵制＂满映＂所宣传的日本电影等一系列包含日本思想与文化的演艺作品。但是，胳膊扭不过大腿，＂满映＂不仅顺利开张，而且确实产生极坏的影响。
　　而李香兰就是＂满映＂旗下的一名演员。因为师承白俄罗斯著名歌剧演唱家波多列索夫夫人 ，她的歌唱天赋得以被充分挖掘。
　　李香兰
　　一次，老师在＂伪满洲＂举行一场音乐会，李香兰作为能力出众的弟子，自然获得上台表演的机会。在一曲嘹亮的西洋声乐歌后，赢得场下众多观众的掌声，其中也包括日本奉天电台的工作人员。
　　李香兰
　　演出结束后，李香兰立即被日本人邀请，在父母的欢声笑语中，她的命运已经与日本侵略中国的行为紧紧联系在一起。
　　不过，当时的李香兰因为年纪尚小，要专注于学业，因此并未立即进入到＂满映＂，而是去往东北学校读书。在同学们抗日情绪的影响下，她还壮志酬酬地说：＂如果日本人侵略中国，我会站到长城上，在枪林弹雨中死去。＂
　　李香兰
　　由此可见，当时的李香兰并未被日本军国主义所裹挟，甚至称得上爱国志士。但是，在那个混乱时期，她根本无法左右自己的命运。
　　1937年，17岁的李香兰正式接受＂满映＂的邀请，成为专职演员并开始了为期7年的演艺生涯。因为身材娇小，长相秀美，独特的艺术潜质，再加上一口流利的汉语，一经亮相，立即受到人们的追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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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李香兰的一炮而红，离不开＂满映＂的大力栽培。为了能让她彻底被中国民众所接受，＂满映＂斥巨资拍摄出处女作《蜜月快车》 ，树立起她是＂懂日语的中国少女＂的形象。
　　看到李香兰的名字响彻大街小巷，＂满映＂理事长甘粕正彦 彻底抑制不住狡黠的想法，大手一挥：＂该让她发挥真正的作用了！＂
　　甘粕正彦
　　没过多久，由李香兰主演的《支那之夜》、《白兰之歌》与《热砂的誓言》 相继上映，被称为＂大陆三部曲＂ 。从这些影视的名字中不难看出，日本对中国的野心已经昭然若揭，尤其是那部《支那之夜》。
　　在影片中，李香兰饰演因为一名中国女孩，因为战争失去双亲，变得尤为痛恨日本人。但是，在他遭遇到醉汉欺凌时，一名叫长谷哲夫的日本船员搭手相救。
　　李香兰在剧中的扮相
　　虽然李香兰饰演的女孩对长谷哲夫恶语相向，但是，在对方的巧舌如簧下，竟然转变态度，还渐渐爱上对方，最后结婚生子，影片也到此终结。
　　另外两部作品，也都是以宣传＂先进国家征服落后国家＂的理念。一方面鼓舞日本军士的斗志，另一方面麻醉中国人民的意志，让这场实为＂侵略＂的扩张变得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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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电影外，李香兰还演唱了不少著名的歌曲，比如《满洲姑娘》、《夜来香》与《苏州夜曲》等等。随着名声越来越大，她与周璇、白光、张露、吴莺音 并称上海滩的＂五大歌后＂。
　　那时，日本前首相田中角荣 尤为喜欢听李香兰的《满洲姑娘》，有时忍不住还会哼唱几句，可见她所作所唱的歌曲的畅销程度。
　　李香兰
　　值得一提的是，对于这种极其损害爱国主义与有伤风化的外国靡靡之音，无论是中文版，还是日文版，很快被我国审查机关限制与查封。
　　不过，李香兰作为＂文化入侵＂ 的执行者，所犯下的罪行与影响已经无法挽回与抹去。抗战胜利后，她以＂文化汉奸＂ 的罪名，被押解至中国的军事法庭。
　　李香兰
　　＂你身为中国人，却参与日军的政治宣传，其行为中不乏有污蔑中国人民，完全是为日本的殖民主义而推波助澜。＂
　　当法官重述李香兰的罪行后，旁听席的民众顿时群起激昂，高声呐喊：＂枪毙狗汉奸，要她为牺牲的无数英魂们赎罪。＂
　　李香兰
　　然而，李香兰却镇定自若，缓缓地说：＂我是日本人，本名叫做山口淑子。你们无权杀我，应当送我回日本。＂
　　此言一出，在场的每个人都惊讶的睁大双眼。但她接下来做出一件更让人震惊的事情，竟然直接掏出自己的户籍本，上面赫然写明在日本的住址以及与同为日本人的父母。
　　众人这才惊觉，原来李香兰所谓的中国人身份，竟然别有预谋。自证身份被遣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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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0年，李香兰在辽宁灯塔市出生，祖籍是日本佐贺县。父亲山口文雄被派遣到中国担任＂满铁＂公司的重要职务，因为喜爱中国文化，结交了许多中国好友，其中就有被称作＂汉奸＂的李际春。
　　那时，李际春担任丰田银行的经理，因利与山口文雄，渐渐成了密友，算得上＂一根绳子上的蚂蚱＂ 。因此，山口文雄才会将女儿山口淑子拜李际春为＂义父＂，并给她起名＂李香兰＂。
　　李香兰
　　值得一提的是，在李香兰14岁时，父亲山口文雄要她认＂大汉奸＂潘毓桂为义父。从此以后，她作为中国人的身份就更加可靠稳固。
　　在＂满映＂公司任职期间，李香兰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听从于父亲的指示与碍于是日本人的身份。但是，在她的主观意义上，却对中国这片生她养她的土地有着无法言喻的热爱之情。
　　可是，作为日本侵略主义的一颗棋子，哪里会有力量反抗被他人赋予的使命。李香兰无法摆脱控制，只能按部就班地通过伪造的身份，完成日本殖民者交予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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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在1944年，她突然下定了决心，向＂满映＂提交辞呈，还说：＂对于假扮中国人这件事情，我感到非常痛苦，一刻都不想继续下去，请允许我离开。＂
　　虽然离开公司的过程艰难务必，但李香兰打定了主意，隐退后去到上海。然而，日本的无条件投降，还是让她曾经对中国人民犯下的罪行无处遁形，很快被逮捕。
　　在中国人看来，李香兰罪不可恕，甚至很多报纸都刊登她即将处以死刑的消息。这让深陷囚禁中的她充满恐惧，决定揭露真实身份，保全自己的性命。
　　李香兰
　　在日本友人的帮助下，李香兰很快拿到日本的户籍卷本。这是日本国民用来证明身份与国籍的唯一正式文件，也是她唯一活命的机会。
　　虽然法庭上一片哗然，但是，经过法官等工作人员的多番查证，李香兰是日本人的身份毋庸置疑。不过，＂死罪可免，活罪难逃＂，她的余生注定要在悔恨中度过。醒悟后致力于中日友好
　　李香兰
　　1946年3月末，李香兰乘坐撤退船＂云丸号＂，踏上回日本的旅途。当看着渐行渐远的中国土地，她不禁湿润了眼眶，喃喃道：＂虽然我对电影与歌曲的制作与发行无法负责，但作为日本人却声称自己是中国人，无疑是欺骗中国人的感情，对此我深感愧疚。＂
　　因为李香兰有这样的醒悟之心，才走上致力于中日友好的事业。
　　李香兰
　　回到日本后，她改回＂山口淑子＂的名字，并进入演艺事业继续发展。因为从前积累的人气，在拍戏与唱歌中，获得不错的成就。而在香格里拉的巡演期间，她也结识了一生挚爱大鹰弘。
　　大鹰弘 并非普通的日本人，而是日本驻联合国的外交大使。1958年，山口淑子与其结婚后，结束了演艺生涯，完全以＂外交夫人＂著称。
　　李香兰
　　因为这份助力，让山口淑子更加容易地走上日本政坛。1969年，她在富士电视台中担任主持人，期间结识许多名人，积攒了很多人脉。
　　不过，真正让山口淑子注意中日关系的发展，是因为中日自1972年起恢复邦交的喜讯，她得知后难以抑制激动的心情，而一个想法也油然而生：＂如果我能为中日友好做出贡献，也算是为曾经的过错赎罪。＂
　　李香兰
　　当时，时任日本首相的田中角荣看到山口淑子所宣传的＂中日友好理论 ＂，决定帮助曾经的偶像的一臂之力。很快，山口淑子以高票当选日本参议院的议员。
　　在她任职的16年期间，正是中日关系破冰的关键时期，而她无时无刻不在为中日关系的友好发展而努力，甚至重新踏上中国的土地，进行友好访问。
　　李香兰
　　2005年，新上任的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参拜日本甲级战犯，在中国引起轩然大波。山口淑子立即发表长文，痛斥其不当举措：＂作为日本首相，应该顾及中国的感情。＂
　　可以说，山口淑子确实对中日友好做出非常大的贡献，而且在中日两国的地位也是不容忽视的存在。她在晚年虽然远离政坛，但只要利于中日关系的活动，一定有她的身影。
　　李香兰
　　＂我这一生有两个母亲，一个是中国，另一个是日本。＂
　　山口淑子的这番言论，在某种意义上也诠释着她的一生，前半生被日本军方利用，作为一颗糖衣炮弹，砸向中国土地，后半生利用在日本的影响，修复对中国人民造成的伤害。
　　2014年9月7日，她在日本病逝，传奇又坎坷的一生画上句号。她毫无疑问是＂政治牺牲品＂，但对中日关系作出的成就也令人感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