适度实施赤字货币化，建立财政货币政策新组合，缓解当前财政困难

　　国债的货币效应
　　国债的货币效应指通过货币市场传导机制，国债影响宏观经济运行，在社会有效需求不足时能够支持政府的公共支出形成有效需求，在经济过热时能够抑制通货膨胀的产生，国债的货币效应包括对国债对货币供应量和通货膨胀的影响，以及国债的利率效应。
　　财政赤字货币化又称政府债务货币化，是指以增发国债为核心的积极财政政策导致社会货币供量的增加。财政赤字货币化可以通过直接方式与间接方式实现。
　　财政部门通过直接向中央银行发行国债或向中央银行借款和透支为财政赤字融资的方式被称之为直接货币融资。中央银行通过公开市场对财政部门发行的国债进行回购，称之为间接的货币融资。
　　无论哪种方式，其本质都是通过发行货币实现政府债务的货币化。如果货币融资数量过大，由于银行信贷资金基础货币乘数作用，最终会引起通货膨胀。
　　一九九五年之前我国部分财政赤字是通过财政部向中央银行直接借款和透支弥补的。一九九五年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中明文禁止我国财政部直接向中央银行透支，因此现阶段发行国债是我国中央政府弥补财政赤字的唯一手段。
　　中国银行间市场发展至今，已经日臻成熟，能够有效地通过公开市场业务支持央行货币政策的实施。但是公开市场业务的实施的前提是中央银行具有足量的国债作为操作对象。
　　中央银行不管是因为开展公开市场业务而购买国债，还是通过购买国债增加社会货币供应量，本质上都是为财政赤字进行间接的货币融资。
　　通过货币融资方式弥补财政赤字有利于促进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调配合，改善宏观调控。当流动性过剩时，中央银行可以通过卖出国债回笼货币；当流动性不足时，中央银行则可买入国债释放货币，这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相互结合提供了切入点。
　　当前我国部分学者认为，在对宏观经济进行逆周期调节时应当借鉴现代货币理论，充分发挥财政政策作用。
　　同时，有学者认为应当通过发行特别国债的方式，适度实施赤字货币化，建立财政货币政策新组合，缓解当前财政困难。
　　从历史角度看，财政货币政策协调配合具有受约束于特定经济发展阶段性的鲜明特征，而现代银行信用货币体系的根本便是禁止中央政府向中央银行进行财政透支。
　　以合财政部门和货币当局为一体将财政货币政策配合推向极致的极端性，现代货币理论突出财政货币政策的紧密联系和充分协调的重要性，这曾是我国计划经济时代的重要特征。
　　以历史视野考察，发展中国家利用中央银行所代表的货币发行主权为经济赶超提供条件，进而建立适应国情的独立中央银行制度，是契合一国经济发展的重要阶段性特征。
　　事实上，各国中央银行独立性需要在完成经济高速增长后才能逐步实现。基于英国崛起过程的分析，Vernengo指出，十七世纪末英国政府为了满足当时的军事扩张和经济发展需求，成立了英格兰银行从而彻底掌握货币发行权并给政府提供融资。
　　及至英国经济实现高速发展，在十九世纪中期成为全球制造业中心后，英国开始转向平衡财政预算和金本位制度。
　　现代银行信用制度确立的基本原则便是切断中央政府与中央银行的直接融资关系，防止出现财政赤字货币化现象。中央银行之所以不直接购买一级市场国债，就是希望对政府财政有一个市场约束。
　　欧洲货币联盟(EMU)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分开并非缺陷相反是精致设计特色，其目的在于确保没有成员国可以操纵欧洲央行并无偿获得财政资助，避免这些国家预算赤字失控。
　　若政府在市场借入过多资金，则会推动利率水平升高，继而会迫使政府削减支出、提高税收。如果政府通过中央银行不断增发货币来偿还政府债务，必将使得通货膨胀失控，最终导致政府信用体系的崩溃。
　　历史上德国魏玛政府因货币超发导致的恶性通货膨胀对德国经济的破坏力远超第一次世界大战。
　　然而直到一九九四年，德国政府才通过《德意志联邦银行法修正案》，废除德国联邦银行对政府机构的短期保证贷款条款，彻底切断了德国政府与德国中央银行的直接融资联系。
　　同样，为根治财政透支带来的通货膨胀，中国政府于一九九五年出台《中国人民银行法》通过立法禁止政府对中央银行进行财政透支。
　　供给学派和公共选择学派代表性观点
　　布坎南的代表性观点
　　以詹姆斯·M·布坎南为代表的公共选择学派，按照公共选择观点，对凯恩斯主义赤字财政理论展开猛烈抨击。
　　布坎南采用交易经济学研究范式，从个体角度对国债进行研究并提出了＂公债负担论＂，认为凯恩斯主义所倡导的财政赤字理论是导致经济出现＂滞胀＂的元凶。因此，布坎南反对财政赤字有益的观点，不赞成发行国债。
　　布坎南在与瓦格纳合著的《赤字中的民主》--书中指出：凯恩斯主义的财政赤字有益观点破坏了维多利亚时代财政平街的道德界限，助长了政府套大财政开支的意原，与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众多国家财政赤字增长，致使国债负担率急剧上升。
　　基于新古典迭代模型，布坎南以居民终生消费变化量证明国债会造成代际位担转移。政府将国债资金用干当代人支出，而国债偿还义务转移到后代人自上，这将侵占未来人收入使得资产价值下降，最终会带来整个社会经济效率损失并阻碍经济发展。
　　弗兰科·莫迪利安等人改进了布坎南的国债负担以及代际转移理论，成为国债分析的新研究思路。主张发挥国债积极作用的学派及核心观点
　　自由资本主义时期，政府支出主要是用于消费而非投资，且市场失灵问题并不明显，因此政府赤字刺激消费并不存在客观环境。
　　尤其是，因为不存在发达的国债流通场所，国债认购者主要是地主阶级，且国债利息是从累退性流转税中获取，发行国债只会对富人有利。
　　因此，当时国债确实不利于生产性资本积累。自由资本主义发展成为垄断资本主义之后，社会经济逐渐发达起来，进而社会闲置资本大幅增加。
　　随着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不断爆发，资本主义国家开始通过以发行国债为核心的财政政策调控宏观经济并取得显著成效。
　　卡尔·迪策尔的代表性观点
　　德国经济学家卡尔·迪策尔是首创将国债放在国民经济总体当中，从宏观经济角持分析研究国债经济效应的经济学家。
　　这不仅验房了古典经济学家把国债从一般国民经济活动总分离出来分析的错误做法，而且为后世提供了研究国债的全新分析框型。
　　迪策尔反驳古典经济学派的国债非生产性观点，提出国债是否具有生产性要看其具体用途。如果将国债资金用于基础公共设施建设等生产性投资，或者是对国民经济具有保障作用的一般性消费支出，则国债就具有生产性。
　　从公共信用、公共物质资料与私人物质资料间关系角度看，国债是具有生产性的。因为，国债是国家信用的适当运用，具体而言，将社会闲散资金转移到公共经济当中，国债有利于信用经济发展。
　　信用经济繁荣会加快私人储蓄转化为投资的效率，通过提供公共物质资料形成固定资本，有利于生产性资本积累，从而推动经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