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农民为什么总是起义？

　　中国从秦始皇建立大一统的国家开始到清朝覆亡，在这2100多年的漫长历史中，大大小小的农民起义到底发生过多少次，谁都无法统计出一个准确的数字来。其中，仅以统治中国268年的清朝为例，就发生了农民起义300多次。那么，中国历史上，农民为什么总是起义？ 因为他们受到的压迫太重！
　　陈胜吴广起义
　　盛行农民起义，大约是中国独一无二的历史现象。西方国家发生农民起义的次数极少，西欧第一次农民起义是在公元8世纪出现的，从公元8世纪到公元16世纪的800年里，数十个国家爆发的农民起义也只不过七八次而已。
　　很耐人寻味的是，西方也没有一个当政王朝是被农民起义推翻的，即便是曾经存在了1000多年的东罗马帝国，在它内部矛盾十分尖锐的时候，也没有发生过一次导致王朝更迭的全民族革命。
　　西方的农民起义更大程度上只是社会运动的一种， 比如，公元997年，诺曼底地区农民爆发了一次大起义，他们的目标是要按自己的法规来使用森林附属地和水源；公元1024年，发过布列塔尼起义，他们的目标是要恢复古老的村社制度；公元1524年，德国爆发农民战争，他们的目标是为了满足宗教诉求。
　　与西方农民起义截然不同的是，中国的农民起义目的和使命都是为了要改朝换代， 从秦末的陈胜吴广起义到清末的洪秀全起义，无一不是为了推翻旧的政权、建立新的政权。我们通常把这种剧烈的农民起义运动称之为＂革命＂。
　　所以，在中国这块土地上，2000多年的历史中，无数次上演这种以改朝换代为目的和使命的农民起义，这种农民起义往往沉重打击了统治者的统治，迫使后继王朝吸取教训调整统治政策，从而推动历史前进，于是，由此得出结论：农民起义是历史前进的动力。
　　从这些能够带来改朝换代的农民起义来看，中国农民似乎是世界上最革命、最暴力、最关心政治的群体了。实际上，中国农民却是世界上最逆来顺受的老百姓，是世界上最能忍耐、最能吃苦、最能承受压迫与剥削的老百姓。
　　那么，这就产生了一个悖论：中国农民既然是世界上最逆来顺受的老百姓，是世界上最能忍耐、最能吃苦、最能承受压迫与剥削的老百姓。他们为什么又会频繁爆发起义，宁愿冒着掉脑袋的危险来与统治者对抗？其实，答案只有一个，就是因为他们受到的迫害太重，已经走投无路，活不下去了。
　　天启皇帝
　　从名称上来看，中国农民通常被统治者称为＂民＂，或者＂百姓＂。而西方国家的农民通常被称为＂农奴＂。如果单从字面理解，＂奴＂与＂民＂的地位绝对不在一个层次，＂奴＂的地位绝对比＂民＂要低得多，要贱得多。但实际上，恰恰相反，中国农民的地位远远不如西方农民的地位。
　　根据有关专家学者测算，在社会相对安定的条件下，中国农民去掉赋税之后，通常人均占有粮食不足640斤（如果遇到自然灾害和社会动乱，就更低得多了，所以会饿死人）；而中世纪欧洲的农奴，通常人均粮食消费量多达1070斤。民以食为天，仅从这个角度看，中国农民的地位就已经远远不如西方农民了。
　　从很遥远的秦孝公、商鞅时代，统治者们就已经把死死控制住农民作为维护统治的头等大事，他们的统治手段就是要让农民＂无余粟、无余力、无余智＂去横生枝节、惹是生非，使农民世世代代被困死在乡土之中，这样就能保证天下太平了。
　　于是，＂户口制度＂和＂保甲制度＂等等对农民的冷酷的控制制度就应运而生， 统治者管辖范围之内每一个村庄、每一个家庭、每一个人，都必须要绝无遗漏地被囊括进统治者的统治范围之内。
　　在这种统治之下，人们生下来就被登记在案，终生不许随便迁移，不许随便改变所从事的职业，并且规定，邻里之间必须相互监视，实行连坐。只要有一家犯事了，邻居就跟着要遭殃。
　　除了这些，统治者们还规定，任何人都不得发起和成立民间组织，对民间的宗教组织和集会结社行为，政府要进行严厉打击，统治者要始终确保在其治下的农民永远都保持着一种一盘散沙的状态。比如清政府就规定，百姓之间结拜兄弟的行为是犯罪行为。
　　之所以要如此严密甚至严苛地控制农民，统治者的目的就是为了保证自己的统治能千秋万代，能最大限度地剥削农民的财富来供养自己。统治者们对农民的盘剥程度远远超过了官方所谓的＂十五税一＂＂三十税一＂的规定。
　　明末农民起义
　　从秦始皇到清朝覆亡的2100多年中，中国农民几时又得到过真正＂国泰民安＂的日子呢？即便是在每一个朝代刚刚建立起来时最体恤民情的前30年中，最多也只能在勉强维持温饱水平之后，再略有节余。就这样的生活，中国农民还要叩谢皇恩浩荡。
　　而绝大多数的日子里，农民都在为争取温饱而苦苦挣扎，若是再加上天灾和人祸（社会动乱）的摧残，饿殍遍地的现象就比比皆是了。统治者自建立国家政权后，日益贪腐，尤其到了王朝的中后期，趴在农民身上吸血的食利阶层越来越庞大，农民只能沦落到卖儿鬻女的凄惨境地。
　　明朝末年便是如此，天启皇帝（明朝倒数第二任皇帝）统治的最后一年，也就是1627年，一位叫吴应箕的官员就谈到了他路过河南真阳的所见：他当天走了40里路，这40里全都是抛荒之田，两边村庄都成为废墟。
　　当地人告诉吴应箕，税负太重，受不了，只能逃亡。而且，一家逃亡，他家的税负就转嫁到本家或亲戚名下，逼得越来越多人逃亡，直到最后，整个村子都逃光了。如果到了灾荒之年，农民的处境就更加悲惨了，易子而食的现象也屡见不鲜。
　　中国农民利益受到侵害的时候，诉求无门，压根没有给他们诉求的渠道。所以，在中国老百姓心里最梦想出现圣明君主和青天老爷。但实际上，出现圣明君主和青天老爷的概率比彩票中大奖的概率高不了多少。
　　就算是有圣明君主和青天老爷，作为一个底层的平民百姓拦轿喊冤、进京上访的难度之大以及成功的概率之低不难想象。在被逼急了的时候，中国农民也会自发以聚众示威甚至小规模的暴乱等手段来与统治者进行抗争，但他们这样做的下场往往很惨，一定会遭到统治者的从严从重打击。
　　中国农民只有当被逼得走投无路的时候，也就是他们连活下去都成问题的时候，才会意识到与其饿死，不如起来造反，横竖都是死，造反或许还有活下去的一线希望。于是，他们从抢一袋米开始了造反的不归路，只要有人起头，立刻就有很多人群起而响应，于是，农民起义就这样开始了。
　　参考文献：
　　《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张宏杰著 广东人民出版社 2016年1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