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宝安县要迁县城

　　相信不少人都知道，1953年，宝安县政府从南头迁到了往东二十余公里外的深圳镇，南头就此结束了自1573年以来新安县（宝安县）政府驻地的历史。其实，在民国时期，便有相关人士建议，搬迁县城。其中，尤以1929年那次闹得最大。
　　民国时期宝安县辖区图
　　1929年7月，广东省派遣视察员黄炳蔚及一个姓丘的顾问到宝安县进行查核，看是否有迁县城的必要。
　　20年代的宝安县
　　宝安县，地处珠江口东岸，历史上曾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军事要地。不过，当时的宝安县对于上级而言，并不是一个好管之地。清朝雍正年间开始实行的全国州县＂冲繁疲难＂四字评判标准，新安县得到的是＂疲＂和＂难＂。疲，民贫赋重、丁少差多、军多民少及吏风疲弱者；难，风俗不纯、犯罪事件多者。
　　100多年前的浪口村
　　当时的宝安县总共分为七个区，第一区大致为现在的南头半岛一带，第二区大致为现在的新安、西乡一带，三区大致为以深圳镇为中心的福田、罗湖、布吉、盐田等地，四区大致为现在的沙井、福永一带，五区大致为现在的松岗、公明一带，六区大致为现在的石岩、龙华、平湖一带，七区大致为现在的大鹏新区。
　　从黄炳蔚调查的情况来看，当时宝安县的七个区，发展极不平衡，而且各区之间的交通似乎不太友好。20年代开始，宝安县就计划要修建多条公路，但由于经费问题，许多公路的修建十分缓慢。
　　上世纪20年代宝安县七个区大致辖区图 底图为1941年宝安县地图
　　一区是多平原，人口密度则适中。由于县城在这里，所以治安比较好。但一区的经济情况很不理想，县城南头城，居民不过2000余人，而且一半人口是赤贫阶层，城内的大小商铺只有三十多间。公立学校就两所，一所初中，一所小学，就读学生寥寥。
　　当时，南头城内已经有不少空屋和残垣，而城外的学宫、善堂，住满了乞丐。按道理说，县城所在应该有很多政府机关，实际上，南头当时就只有县公署（就是县政府）、县党部、法院、沙田分局、商民协会、一区区事委员会，连邮局和招待所都没有。自民国元年起，宝安（新安）断断续续有迁县城的声音出现。
　　深圳博物馆里的新安县城沙盘
　　二区的情形和一区差不多，但经济稍好，特产是海鲜。四区人民以蚝谷为业，五区则专产米粮。四区和五区是当时全县人口最密集，经济最发达，纳税最多的地区。虽然这两区有钱，但也是让县政府头疼的地方。四五区由于凤凰山和佛子坳的存在，加之两区民风彪悍，土匪众多，县政府对四五两区的控制感到吃力。
　　佛子坳和大茅山是四区、五区与一区、二区的屏障
　　六区和七区两地属于地理环境比较恶劣的那种。六区多山，人口也稀少，艰苦的环境让不少人出海谋生。七区地处全县之最东，多山岭，背靠大山，南面则是大鹏半岛，是全县环境最为闭塞的地方。当时其他区的人要去大鹏，最便捷的方法是坐广九线到新界大埔，再乘船到咸头岭登岸，步行二十多里到王母墟和大鹏城。七区是个天然险要之地，晚清之后，此处基本成为＂三不管＂地带，此处也多海盗土匪。此处是全县人口最少，却是学校最多的地方。
　　山海的包围使得大鹏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
　　相对而言，三区是全县环境最为平均的一个区，处于全县＂横坐标＂的中点，连接东西，贯通南北。人口密度和一区差不多，出洋谋生的人也有不少。三区的政治、经济中心是位于广九铁路旁的深圳墟，广九铁路在此设有深圳墟站。深圳墟约有三千多居民，两百三十多间商铺，四所小学，还有几所私塾，繁华程度远超南头城。
　　1927年英国人拍摄的深圳河及深圳墟一带
　　此外，当时深圳墟亦是全县的＂交通中心＂，周边建设或规划有大深公路、宝深公路、布龙公路、平龙公路、深罗公路等，可以直达全县各区及香港、九龙等地。当时的深圳河可走大船，故深圳墟亦可通过河运直通大海。
　　1938年日军劫掠深圳墟
　　深圳墟的行政机关甚至多于南头，设有区党部、军警、邮电、关税、防务、烟酒、禁烟等机关，区事委员会、商会等团体。可以说，深圳墟是全县交通商业最繁华的地方。不过，三区一带，就深圳墟繁华，出了深圳墟还是可以看到不少荒凉的景象。
　　三次会议
　　1929年3月9日，谭达仑就任宝安县长。不久之后，谭县长便向省政府打申请，建议将县城从南头迁到深圳墟。收到谭县长的请示后，省里面秉承着＂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精神，派遣黄炳蔚及丘顾问到宝安县进行调查。
　　七月份，＂省代表团＂取道香港，前往南头和深圳墟进行地情调查，并与宝安各届代表与驻港宝安商会就迁城事宜举办三场讨论会。
　　1930年南头一带地图
　　七月四日，第一场讨论会在南头的县事委员会召开，与会者有县事委员会委员梁鼎铭（一区）、文镐（四区）、麦饶荪（五区）、赵振华（六区）、萧砚农（七区），第一区区事委员会郑芷囗（原文该字模糊）、郑鸿谋、戚森庭，第一区十约乡事委员会委员叶维立、叶维常，第一区南园乡乡事委员会委员吴钦桂，县城九街乡乡事委员会委员叶兰若，陈孔修，南头商民协会分会萧元甫，南头三坊商会郑泽甫，县立中学校长黄镛，以及当地乡绅等二十余人。
　　会议上，除一区外的县事委员，都支持迁城深圳的建议，不过对于迁城的细节，则各有不同。
　　民国深圳墟一带地图
　　文镐认为，深圳墟以西的地方，官司多，贼也多，而深圳与一二四五区的交通并不是很方便，迁县城是很有必要，但得先完成宝深（宝安-深圳）、宝太（宝安-太平墟）两条公路的修路工作。麦饶荪认为，迁县城前必须要筹集好建设经费。赵振华认为，宝安县修建公路与迁县城同时进行。萧砚农则认为先制定好迁城的方案，那么筹款迁城就容易很多。
　　梁鼎培则打太极，他认为一区的人民意见不一，他不敢代表一区进行决议，不过他个人是认同迁移的。不过，其他在场的一区代表，都反对搬迁。
　　民国时期宝安县全图
　　七月五日，第二场讨论会在深圳墟召开，与会代表有宝安县第三区党部执委欧康、监委张勉卿，县事委员会第三区委员张位三，第三区区事委员长张鸿仁，委员张弼垣、蔡苑文、张声势，深圳商会主席吴绍棠、秘书谢月桥，深圳商民协会常委张寿南等十人。
　　与会人员一致主张迁城深圳。欧康认为迁城的费用应该由县政府掏钱，吴绍棠则建议迁城的费用由各区均摊，在没开始征收费用前，深圳商民协会可以先垫款三千元（此建议估计其他区的代表听了想骂人）。张勉卿则认为迁县城兹事体大，应该先问问老百姓的意见。
　　1938年日寇所绘制地图上的宝安县一带
　　七月六日，第三场讨论会在驻港宝安商会召开，会议由商会主席周寿臣主持。与会代表有郑晓岚（一区），黄荣杰、冯橚章（二区），曾传治、曾宝琦（四区），林云龙（六区），王少南、李业（七区）等。
　　周寿臣，港英时期第一位华人华人议政局成员，商界大佬
　　本次会议也没有达成统一意见。四区的二曾及二区的冯橚章认为，本来南头管四区五区就有困难，如果县城再往东四十里，县政府就更难控制这两区，因此他们不赞成迁城。六区林云龙、二区黄荣杰、一区郑晓岚责认为这件事应该召集各区开会再来决定。七区的王少南、李业认为，迁县城应该由政府在做详细分析再做决定，不能单靠所谓的距离远近来决定，如果迁县城有利于全县的发展，即使百姓反对，也应该进行。
　　两派意见
　　开会的结果，自然是一派主张迁，一派主张不迁。黄炳蔚在写给省里的报告也将两派的意见列了出来。
　　主张迁城的一派认为，南头地处南海岸，与除二区外的其他五区交通不便，而且整体经济日渐衰落，不适合作为建设时期的县城。选择以深圳为县城的优势则三点：
　　一、深圳位于全县中心，交通便利，便于控制全县；
　　二、深圳靠近新界，便于对外交流；
　　三、此处商业发达，来此定居的人也越来越多，整体而言是利于发展的；
　　四、政府部门设置在深圳，各区与县也方便联系。
　　民国时宝安县的＂大动脉＂——广九铁路
　　反对迁城的一派的的理由主要有八点：
　　一、南头作为县城有着三百多年的历史，历来就是广州的第一重门户；
　　二、深圳虽然位居全县中点，但宝安全县是西富东穷，西密东疏，相比较，南头更符合全县中心的位置；
　　三、如果宝深公路建好，交通的问题自然迎刃而解；
　　四、四五两区相较之下民风彪悍，盗贼也多，以前就经常抗交钱粮，现在县城接近他们还好办，搬到深圳的话，那就更难以控制这两个区了；
　　五、一二两区全靠县政府在，治安才好很多；
　　六、本来县里就没钱，迁县城所需费用没法筹集，如果靠摊派，那修公路的筹款肯定也会受影响；
　　七、深圳没有可以作为县公署的建筑；
　　八、深圳无险可守，如果有战乱，深圳易攻难守，而南头则是易守难攻。
　　实际上，日寇大亚湾登陆后很快就攻下南头城 图为游击队在南头城内与日寇交战
　　就在省代表准备写报告上呈时，周寿臣和旅港的数十位商民表示，宝安县城设在南头是十分合适的，没有必要迁移，希望政府赶紧下令别再折腾。
　　省代表的意见
　　总结完宝安县各方意见后，黄炳蔚也写了自己的意见。从他的分析来看，他似乎也是支持迁县城的。不过，黄炳蔚也肯定了南头作为县城的一些优势。
　　一开始，黄炳蔚先对南头进行了一通分析：
　　南头城依山临海，扼守广州至香港的航路。这里曾经是繁华之地，地理也十分险要。尤其是华南地区数经战乱，但南头城从来没被贡献过。南头城的衰败或与香港的繁华相关，一盛一衰，香港繁华了，自然而然南头就衰落了。
　　1940年《鸟瞰珠江口》图上的南头城
　　要发展南头，最关键的还是先建好公路，这样南头很多难题就迎刃而解。南头要发挥平原面积相对叫大的优势，不要强求各行业都发达，应该大力发展农业，这样可以让很多无业的百姓有事可做。
　　反对迁县城的人认为南头做县城，方便控制四区五区，也可以保证一二区的治安。然而七区大鹏，亦多海盗，也离县城太过遥远，政府难以控制，所以迁城一派，也将便于控制大鹏作为理由。
　　黄炳蔚认为，能否肃清海盗土匪，必须将交通环境视作重要条件，由此来看，南头作为县城似乎不是问题。
　　对深圳发展带来巨大影响的深圳站
　　接着，黄炳蔚分析了迁城深圳的优势。他认为，迁城深圳，于省于国都有巨大好处。深圳的地理位置决定了这是个＂兵家必争之地＂，是省防国防之要地。清末以降，内地战乱频繁，导致许多人迁居港英治下的新界，给新界带去了大发展的机会。如果县城设在深圳，可充分发挥深圳的交通优势，发展经济，那么避乱新界的百姓自然而然便会回来，政府还可以通过税收政策，将一些迁到新界的实业迎回宝安。这样做，既有利于本地经济的恢复，亦对省内的国际贸易产生重大影响。
　　上世纪20年代开始，深圳的赌业进入大发展，深圳墟及附近建造了不少新建筑；图为1939年的深圳大饭店
　　黄炳蔚还写道，深圳墟十分接近英界，加之深圳墟站和深圳站的存在，如果宝安县政府诸多部门设在深圳墟，极大方便了宝安县涉外事件的处理以及与省里的公事外来、全县各行政机关的联系。另外，等到各区公路修建完成以及新界收回，深圳的交通位置更为显著，无论是县内外的贸易往来，还是前往香港，到深圳乘坐广九铁路都是最好的选择。因此，迁城深圳对宝安而言意义是非常重大的。
　　深圳墟站，人称深圳小站 @汤洪泰
　　不过，黄炳蔚最终还是打了一回太极拳。他表示，至于要不要迁县城，如何筹集费用，如何处理迁城与修路的关系，都必须要统筹兼顾。
　　尾声
　　估计是反对的声音太多，大佬周寿臣也发话，而且宝安当时修路的钱都缺，更没钱来搬县城，最终，宝安县城留在了南头。1929年7月31日，到任不到5个月的谭达仑卸任，胡钰接任县长之职。
　　在当年11月的《宝安县县政计划书》里，胡县长说，谭前县长的迁城计划，并不是干蠢事，南头城现在的问题是有的，不过，等到公路修成，所有问题都会迎刃而解，现在全县的重心应该在修公路，发展经济。在这之后，迁县城的声音便逐渐减弱。
　　上世纪70年代的深圳墟卫星图
　　1949年10月16日，宝安县城南头解放；19日，深圳墟解放。1953年，宝安县将县城从南头迁至深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