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三藩之乱前后，朝鲜对郑氏政权的关注与对应

　　清初，满洲贵族对南方各省实行＂以汉制汉＂的政策，吴三桂、尚可喜、耿仲明等人分别被授予平西王、平南王和靖南王，镇守云贵、广州和福建，康熙十二年十一月，吴三桂借清政府＂削藩＂之议起兵反叛，一时＂天下骚动，伪檄一传，四方响应＂，历时八年（1673-1681）的＂三藩之乱＂爆发，甚至蒙古的察哈尔部、台湾的郑氏政权也趁机高举反清大旗，清朝面临入关以来的最大统治危机。一．朝鲜王朝对清＂三藩之乱＂的关注
　　朝鲜王朝尽可能全面地了解清朝与＂三藩之乱＂的具体状况，不仅是为了把握宗主国的动态，更是因为与朝鲜自身利益息息相关。一方面，作为藩属国的朝鲜，在清朝发生战乱时，有可能被要求出兵支援，助清平叛；另一方面，清朝的成败也关系到朝鲜与清宗藩关系是否能得到维系。清朝如果胜利，则朝鲜需要继续保持这种＂屈辱＂的从属关系，但清一旦失利，则可能退到朝鲜西北边境，给朝鲜的安全带来威胁。因此，朝鲜自＂三藩之乱＂发生，便投以关注的眼光。
　　关于朝鲜王朝对＂三藩之乱＂情报的搜集，学界已经有不少成果，尤其是龚捷的文章，不仅将所有相关情报进行了列表整理，还对这些情报进行了详细的统计与分析。据统计，朝鲜所获＂三藩之乱＂情报主要有三大类：一是以＂三藩＂为主体的情报，包括三藩的军事状况，如兵力、武器装备以及军事布局等，其他如吴三桂的个人形象，经济举措等，另外还有＂三藩之乱＂的战况。这一部分的情报数量最多，基本占到了情报总量的二分之一强。二是以清朝为主体的情报，主要包括清朝军事状况、皇帝及朝臣的形象以及清朝统治状况及运势走向。
　　最后是与朝鲜直接相关的情报，其中包含北京方面对朝鲜与郑经合谋的传闻、对朝鲜趁乱兴兵反清的传闻、清朝欲借兵朝鲜的传闻等等。从情报的类型和内容来看，朝鲜对＂三藩之乱＂的关注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其一，朝鲜对双方军事力量以及实时战况的掌握。需要注意的是，在战况相关的情报中，除了正常的对战争进程的描述，朝鲜使臣带回的基本都是清朝的败绩。
　　但事实上，尽管＂三藩之乱＂爆发之初各方响应，清廷来不及反应，使得战争进一步扩大，三藩势力有所扩张，但在1676年五月之后，形势就逐渐朝着有利于清军的方向发展，耿精忠与郑经两部之间产生隔阂，耿部仓促请降，尚之信也相继投降，1678年八月之后，清军已经基本控制战争局势的发展，1679年，燕行使李栶等汇报＂三藩之乱＂情报时也已得知＂吴三桂死＂，郑经＂跳梁海上＂，＂耿精忠败走＂等信息，但仍对清朝灭亡持乐观态度。其二，在＂三藩之乱＂战况外，朝鲜王朝尤其在意清廷的内部矛盾，如清帝和大臣的形象，民众的生活等等。
　　1675年十月，谢恩使昌城君李佖、李之翼、闵黯等回到朝鲜，在回答肃宗对中原形势时，李佖提到他前后两次燕行的观察，壬子年（1672）时＂车马连属于道路＂，如今却＂十室九空＂，李佖虽然认为康熙帝＂非大昏暗＂，但＂朝臣之贪风大振，国不可支＂。而此后的燕行使，则均对清帝颇有微词，1676年辨诬使返回，认为＂清皇不恤国事，淫嘻日甚＂，1678年，陈慰兼进香使李夏镇、郑樸等评价清帝＂荒淫无度＂，次年李栶等更是夸张地描述清帝＂盘游无度，渔色无厌，下以贪饕成风，贿赂公行，国之危亡，迫在旦夕。＂
　　即使进入＂三藩之乱＂的后半段，清朝已经掌握了明显的优势，1680年的冬至使李观徵等人在论及＂北京形势＂时，仍言＂皇帝淫荒无道，不听政事，天灾时变，层见叠出，贿赂公行，官方淆乱＂在打探到攻战双方＂互相胜负＂之后，朝鲜君臣认为＂三藩之乱＂＂势将积久而相持＂。
　　即使是在＂三藩之乱＂已经平定后的1684年，贺至正使赵师锡、副使尹攀等在归国后的汇报中也大肆宣扬他们所观察到的清廷内部矛盾，如清其他的藩属国与清朝人心渐离、怨声颇腾，突出清朝虚耗之甚，又有清帝沉迷酒色、重文轻武，政令多舛，太子刚愎自用，人人皆言＂必亡其国＂。
　　这种清朝＂必亡国＂的论调在次年告讣使李濡等人对清帝的评价中再次出现：＂皇帝盘游无度，必亡国，性且贪货，有功不赏。＂尽管身为帝王的康熙难免在政治作为之外有享乐或专断的时候，但其勤政爱民、励精图治的一面却被朝鲜王朝刻意隐藏起来，成为朝鲜君臣口中的昏君，清朝统治似乎也命数将尽。为了印证所谓的＂天命＂，使臣的归国报告中甚至记录有清朝所发生的自然灾害。
　　1684年，赵师锡在燕行途中向吴三桂旧部打探情报，大书清朝所发生的异象，＂康熙出喜峰口避暑，次日朝中大殿中柱，声若霹雳，崩坏五尺许，在京大臣奏闻，即令修补。又近日宫中，夜闻鬼哭怪号，作祟非常，此亦妖孽之事。又于行猎之时，忽然狂风大作，从晨至午，风息之后，沙石约有尺许，将康熙所着衣服吹去，渺无踪影，其余官员人等丈房衣帽，吹去甚多。＂
　　次年，＂北京地震，黑气，漫天，有声若炮，掀撼天地＂，此时＂三藩之乱＂早已结束，台湾郑氏政权也已投降，清朝的统治进一步稳固，但在朝鲜看来，这些不详之＂异象＂都暗示着清朝的危机，在正统观与家国仇恨的支配下，朝鲜使臣归国汇报中也充满了主观色彩，因此也被其他学者称之为＂偏见性报告＂。
　　最后，从前述情报三大类型来看，朝鲜王朝对＂三藩之乱＂的关注并不限于各藩与清朝的直接军事对抗，还密切关注着与朝鲜相关的各类传闻，这些传闻大多与台湾郑氏政权有关，如前述朝鲜与日本对马岛的情报交流中，朝鲜就得知＂三藩＂与台湾郑氏政权共击清国，甚至＂风舶万里，侵于贵国地方＂，对郑氏政权渡海侵朝的恐惧一时间笼罩在朝鲜王朝内部，也引发了朝鲜君臣对于对郑态度与具体举措的一系列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