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户时代后期日本受外国文学影响，洋学塾在这一时期开始兴盛

　　一、洋学的兴盛（一）田沼时代兰学的发展为洋学的兴盛奠定了基础
　　1774年，杉田玄白、前野良泽等人翻译的《解体新书》的出版和刊行促进了兰学的兴起，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继而，杉田玄白的门人大槻玄泽于1788年写就《兰学阶梯》一书，成为兰学的入门书籍。稻村三伯于1798年编纂了日本最早的荷兰语词典《波留麻和解》（又称《兰日对译辞书》）。地理学方面，本木良永在这一时期给日本带来了地动说。此前，山胁东洋、吉益东洞等人倡导汉方医学，注重实验和实证，而这一时期近代医学方法的引进使得日本的医学基础进一步被夯实。
　　日本数学＂和算＂是以中国数学为基础发展起来的。天才数学家、和算的集大成者的关孝和将其应用到了检地和测量上。田沼时代，幕府对矿山和产业的开发加大了对物产学的需求。这一领域的代表人物是平贺源内等受兰学影响的学者。平贺源内在多个领域发挥了卓越的才能，他举办物产会，试造摩擦发电器，开采秩父金矿，栽培甘蔗和人参，用荷兰制陶法烧制赞岐地区名为＂源内烧＂的陶器。
　　与此同时，外国人也开始潜心研究日本，代表作有＂出岛三学者＂之一的荷兰商馆植物学家桑波格（CarlPeterThunberg）于1784年在故乡瑞典公开出版刊行的《日本植物志》、1786年荷兰商馆馆长提廷(IsaacTitsingh)出版的《将军列传》等。如上所述，田沼时代涌现诸多新思想家，他们多是站在儒学的基础上引进兰学的。尽管，朱子学＂格物致知＂的精神实质与欧洲近代自然科学有本质上的区别，但不可否认的是，朱子学精神与自然研究的结合促成了日本兰学的发展并奠定了日本洋学兴盛的基础。 （二）江户时代后期国内外形势的变化促进了洋学的兴盛
　　江户时代后期，日本不断受到外国势力的武力威胁，特别是在看到中国在鸦片战争中的失败后，日本国内的有志之士特别是武士阶级积极学习欧洲先进之技术，以求富国强兵，摆脱日本沦为半殖民地的威胁。因此，囊括英、俄、德、法等国学问的洋学逐渐登场。洋学的内容超出了兰学，知识面扩大到更广泛的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领域，更为丰富多样，所以说洋学是在兰学的内容不断丰富扩充后发展而来的。另外，在政治世界里，荷兰在欧洲列强中的政治地位逐渐衰落，荷兰也不再是日本引进欧洲最先进最前端学术的唯一对象国。
　　面对幕末紧张的对外局势，日本国内的有识之士认识到西洋科学的实用性，为克服国家眼前的危机，提倡广泛摄取欧洲诸国的先进技术，以加强自身抵御外敌的力量。幕末学者、革命志士佐久间象山（1811-1864）就提出＂东洋道德、西洋技术＂的主张，也就是既不放弃形而上学的东洋传统，也承认形而下学的西洋学艺技术的优秀性和实用性。以此希望拯救国家于危难。随着江户时代后期对外局势的日益紧张，幕府对待兰学的态度也发生了巨大转变。
　　1809年10月幕府当局下令要求所有翻译人员学习英语和俄语。然而，这一时期对于荷兰语以外的外国语的学习只是针对拥有公务身份的专门翻译人员，并不允许一般人员学习。如，曾经帮助西博尔德开设兰学塾的长崎翻译吉雄权之助，除了通晓荷兰语以外还熟练掌握法语和英语，但其开设的私塾是纯粹的兰学塾，自始至终只进行有关荷兰语和医学的教育。还有22岁便供职于幕府天文台的翻译马场佐十郎，虽通晓法语、英语和俄语，但除了做本职工作内的翻译以外并不使用其他卓越外语技能，即便在他开设的私塾三新堂内也不曾有教授其他外语的内容。
　　所以可以看出，在幕末锁国时期，在没有政府当局的同意下外语特别是荷兰语以外的外语是不能随意教授和学习的。但是随着1853年《日美和亲条约》的签署，日本对外开埠，与各国外交关系加强，使对掌握各种外语技能人才的需求量逐渐增加，所以政府对各种语言的学习和使用不再加以限制，出现了英、法、德、俄等国语言和学问被广泛学习和传播的局面。洋学的兴盛，表明了日本社会和日本国民对西方教育的热情高涨，为洋学塾教育的繁荣发展奠定了夯实的基础。 二、天真楼塾和芝兰堂等既有兰学塾的发展与变化
　　兰学教育在日本江户时代的教育体系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主要通过兰学者开办的兰学塾进行传播。兰学塾发展之初是以江户为中心，并不断向日本其他地区扩展。到了江户时代后期，兰学塾已经遍布江户、大阪、长崎、京都等大都市。据相关资料显示，至江户时代后期日本开国时有据可查的兰学塾达到30家，培育了约9000余人。兰学塾对兰学的传播和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江户时代中期兰学刚刚发展起来时，是以荷兰语为媒介传播西方科学的，而且主要以荷兰医学为教育内容。所以，兰学塾主要是兰医学塾。随着江户时代后期幕府殖产兴业政策的推行，以及西方势力的频频扣关，迫使日本政府和有志有识的人们积极地向兰医学以外的地理、化学、兵学等更广泛的西方自然科学领域探索。在江户时代中期兰学发展的基础上，江户时代后期兰学塾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与变化。杉田玄白于1773年开办的天真楼塾，随着兰学的进一步传播，前来求学的学生越来越多。
　　杉田玄白除日常经营医馆，开展外科诊疗和指导学生以外，开始着手著述《兰学事始》。天真楼塾主要教学材料依然以杉田玄白的《解体新书》为主，教授杉田玄白精通的外科医学。到江户时代后期，天真楼的学生遍布日本全国，教育影响深远。据相关资料显示，杉田玄白的天真楼学生分别来自日本38个地区，其中：东海道诸国26人，东山道诸国25人，北陆道诸国18人，山阴道诸国6人，山阳道诸国6人，南海道诸国10人，西海道诸国12人，畿内山城1人。
　　随着1817年杉田玄白的逝去，兰医学塾天真楼塾随之消亡，但杉田玄白和天真楼塾的教育影响和对兰学特别是兰医学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地推动作用，为江户时代后期培养了许多优秀的具有近代化思想的教育家和兰医学家，充分展现了教育的延续性和深远的影响力。
　　1786年大槻玄泽在江户开办医馆，1789年在医馆的基础上创建了芝兰堂。大槻玄泽一方面经营兰学教育，另一方面行医治病，在他的精心经营下，进入十八世纪早期后，芝兰堂的兰学教育突破江户地区，在日本全国产生了重要影响。芝兰堂内除了江户、京都、大阪等大都市的学生以外，还出现了来自本州岛地区最西部的城市长门、九州岛地区的中津、四国地区伊予等地区的塾生，其塾生来自不同阶层，没有身份等级限制，除医家出身的塾生之外，也有个别对医学抱有强烈求知欲的町人塾生，这也证明了教育可以打破社会阶层限制，通过知识实现社会阶层移动的可能性。
　　江户时代后期，兰学塾主要还是以翻译过来的兰学书籍为教材进行教学，同时由于兰学作为在江户时代新兴的西方科学，受教育基础和教育范围的制约，日本各地兰学塾的创建者即教师之间大都存在着师生或同窗的关系，他们之间经常交流学问、互通有无，兰学塾之间的学术交流日益频繁。这一时期的兰学塾经过早期的发展，在教授荷兰语和医学理论之外，还极为重视科研及实践教学，在教学中增加了临床实践课程。
　　例如，大槻玄泽的学生、兰医学家和教育家桥本宗吉指导学生在大阪葭岛刑场进行尸体解剖实践；荷兰医生西博尔德在治病诊疗时开展临床讲授，重视培养学生的临床实践能力。除此之外，江户时代后期的兰学塾在积极教授兰医学以外，还广泛吸收西方其他科学内容，教育内容更加多样化，并逐渐发展成为囊括各种西方学科的洋学塾。
　　从1801年至1867年间，兰学塾和洋学塾的开办速度和数量有了显著增加，并成为江户时代后期近代化人才培养的主阵地。例如，1838年绪方洪庵开办的适塾就是江户时代后期洋学塾的典型代表，适塾跟汉学塾咸宜园一样在办学中采用能力主义和自学主义的教育理念，培养出了一批以福泽谕吉、大村益次郎为代表的活跃在幕末和明治时期的杰出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