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日本人在潮汕刺探了什么情报？

　　清末至民国日人所编潮汕情报述略
　　清咸丰十一年（1861）汕头开埠，日本人扮演着重要角色。自日本1895年据台之后，汕头成为台湾主要商品输出地。从清末到二战期间，日人在情报工作上做了大量工作：一战期间，趁欧美忙于战事，日货甚至取代英货成为汕头市场垄断地位；至二战期间（1939年汕头失陷），为谋划侵华战事，日本在潮汕的数十年情报搜集工作更是事无巨细，无孔不入，近百年间编制了一系列有关商业、文化、人口、水文、矿产等的志书、商业名录、数据统计、作战纪录等等系列报告。这些报告成为研究在潮海关成立、汕头开埠之后汕头如何从澄海治下一片滩涂快速发展为国际性港口的重要文献，也是在潮海关文献之外的重要历史资料。
　　近代学者研究潮州汕头近代商业史多引饶公主撰的《民国潮州志｜实业志》，《实业志》按林、渔、矿、商、金融等科目录有一些基础数据，时间跨度从同治三年至民国二十七年。除此之外，潮海关系列文献也提供了详尽的数据，对当代区域经济学者、史学家也有资益。与之相较，日本人的情报资料也是非常重要却易被突略的佐证。因政治、语言等因素影响，目前仅有大正十一年（1922）刊行的《南支汕头商埠》一书在国内以《华南汕头商埠》为名列入潮汕文库被引进翻译出版。《南支汕头商埠》作者安重龟三郎为民国时期汕头东瀛学校校长。
　　事实上日本人在潮州汕头的情报工作在清末日本明治期间便已开始。早在安重龟三郎编著《南支汕头商埠》近二十年之前，明治期间（1903）日本外务省通商局便已编制了《清国广东省汕頭並潮州情況》报告，对汕头国际进出口贸易、沿岸贸易、进出口产品、港口通、对台贸易、对南洋贸易等情况，以及有关潮州府兵营部署、外国人、货币金融、城内商店、产品价格、潮汕间水陆交通等均有详尽纪录。《清国广东省汕頭並潮州情況》报告撰稿人为厦门日本领事馆书记生——山吉盛义，山吉盛义是知名汉学家, 中日双方签定《马关条约》时，条件附件条约粘附的＂臺灣諸島全圖＂便是山吉盛义所绘，因该地图未将钓鱼岛列入割让与日本＂台湾全岛及所有附属各岛屿＂，后代论及钓鱼岛主权归属时，多依山吉盛义所绘台湾全岛地图进行抗辩。《清国广东省汕頭並潮州情況》报告一书中还收录山吉盛义所绘的＂汕头市街之图＂、＂韩江全图＂、＂潮汕间韩江明细图＂等地图。
　　在《清国广东省汕頭並潮州情況》报告出版二十多年后， 1926年（昭和二年），也即民国15年，正是国民革命军北伐后国民政府建都于南京之时，汕头发展达到了其历史极盛期。先后担任过汕头代理领事、日本驻厦门总领等职的日本人内田五郎编著出版了《新汕头》一书。《新汕头》内容包括沿革、地势、人口及各国势力、市容、日本商社学校医院状况、政治、劳工、通商贸易、商业、产业、文化、交通通信、金融、南洋移民、潮汕在南洋移民、旅客饭店、潮州府各邑等内容。书中还收录有汕头市街图、交通图等，图文并茂，用数据和地图地展示了抗日战争前汕头的盛况和潮州腹地的资源条件，由此可见日本在发动战争前已对潮汕完成了深入的情况收集工作。此君在中日近代史也颇活跃，称得上是一个资深的中国通、潮汕通。
　　在《新汕头》成书二年后，九一八事变爆发，在历史关键节点——皇姑屯炸车案案发时，内田五郎正是日本驻奉总领事馆领事。
　　中日战争爆发前，除了此类由日本政府情报官员出面编制的志书体例的报告外，从昭和十二年至昭和十七年期间，日本还以日本商业通信社名义每年出版有《中国工商名录》、《中南支工商名录》，对中国各重要区域、城市的商业、贸易、通货、金融、工商名录等信息进行缉录，如昭和十五年所编《中南支工商名录》正文便厚达957页，汕头工商信息不论巨细均被纪录在案。
　　昭和十四年（1939年），＂台湾拓殖株式会社调查课＂等特务组织还编制有《支那事变与华侨》对全世界的华侨所从事的金融、运输、制造、贸易等行业情况以及侨团商社组织架构、侨领抗日捐款、对日态度等内容编制成册，全球各地潮汕华侨正是日本间谍监视重点。
　　中日战争爆发后，日本在潮汕的作战纪录保留也非常完整，在日本国会图书馆中，藏有昭和二十一年（1945年）日本政府复员局编制的《支那方面作战纪录》、昭和二十七年（1952）年日本政府复员局所出版的《南支作战纪录》等两份档案，分别详细地介绍了所谓＂汕头、潮州功略战＂的作战纪录，具体包括了＂战争的发起、作战准备＂等内容。
　　至于公开文化层面，常盘大定等学者所编制的《支那佛教史蹟踏查记》《支那文化史蹟》《支拿佛教史蹟纪念集》等广为人知，在此且不细表。
　　近百年过去，清末至民国期间日人编制的各种情报，已失去了当年政治军事意义，却为后代研究潮汕清末民国期间经济社会发展情况留下可以参考的重要资料，值得学界人士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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