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时期，执法人员怎么搜集证据，非法审讯犯人太不人道

　　与中国古代司法机关的共同特征相同的是，汉代的司法机关并不具有独立的职权，它是权力机关的统治工具。司法机关与行政机关的混同，行政机关既行使行政权力，又能够行使司法权力，同时承担侦查职能与审判职能。一、审讯中获取
　　（一） 反复诘问法
　　秦汉时期司法机关在审讯犯人时，会对犯人进行反复诘问，直到犯人清楚明白地交待所犯的罪行，保证口供的准确性。 假如犯人直到理屈词穷仍然拒不服罪的，就可以通过拷讯获得口证，并以爰书的形式记录下来。
　　实际上，不仅法律上有规定，汉代时期司法实践中运用反复反复诘问法获取证据的案例颇多，《奏谳书》案例三是其中之一。该案例是汉高祖时期由胡县县令状、县丞敬奏请的劾临淄狱史阑奏书，为了弄清案子的来龙去脉，多次诘问犯人今阑。
　　在今阑交待了女子南首次诘问弄清的身份及案情主要过程，并确认今阑与南的供词一致的情况下，诘问今阑案件的是否犯引诱和奸诈罪，在今阑作出否定答案后，又提出＂律所以禁從諸侯來誘者，令它國無得娶它國人也。闌雖不故來，而實誘漢民之齊國，即從諸侯來誘也，何解？＂在多番诘问之下，今阑最终认罪。
　　汉武帝时期汉代的中央集权制度大大加强，其司法制度也与汉初发生了一定变化。 虽然司法制度发生变化，但是反复诘问法在审讯中仍然频繁被运用。
　　（二） 类推和实证
　　在现代法律制度中， 类推被认为是不科学的方法，特别是在刑事司法中更是明令禁止的，然而在汉代，类推是司法人员获取证据判断证据的重要方法。
　　所谓类推，在古代实际就是指＂钩距＂。钩距最早出现在《墨子·备穴》中，最初指一种兵器。到了汉代则是指一种断案方法,以类推法进行断案最著名者莫过于赵广汉。《汉书.赵广汉传》记载：＂广汉为人强力，天性精于吏值。见吏民，或夜不寝至旦。尤善为钩距，以得其事。＂
　　根据汉书的记载，所谓钩距是指如欲知晓某件事情，在无法直接得知结果时，可以先弄清与其相关事情的结果，然后依次类推，最终得所探索之结果。 根据其解释，可以知晓，钩距就是现代法学中的类推原则。
　　赵广汉大量使用钩距之法，对于后继的司法人员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东汉黄霸在颍川时，吏民见者，语次，讯绎问他阴伏，以相参考。实际上就是运用钩距法进行断案。同样，魏文遥在咸阳任太守同样以精强之力，钩距之术，而得人皆为其耳目也。史料中不仅存有关于官员善于运用钩距法的表述，同时也存有大量官吏使用钩距法进行断案、收集证据、审查证据的案例。
　　（三） 现场勘验
　　无论任何案件，案发现场都会存有大量证据，在现场进行勘验能够获取一些证据。在两汉时期，对案件现场进行勘验的记载并不鲜见。汉承秦制，对于案件都会进行现场勘验，并将其制作成笔录，时称＂爰书＂。
　　早在西周时期，便有对勘验的记载。如在伤害案件中，司法人员都会查验伤口，以明确受害者受伤的程度。秦代沿袭了此项制度，并有所扩充。在汉代史料中所见的现场勘验鉴定记录，大多数是对刑事案件，特别是杀伤类案件中较为常见。
　　居延汉简记录了一则司法官吏接到报案后对尸体进行勘验的案例，其鉴定的笔录是：＂口口一所 广二寸袤六寸，左臂二所皆 广二寸长六寸 又手中创二所 广半寸长三寸......＂从鉴定记录可以看出，被害人是被利器所伤，而这些结论是通过现场观察以及勘验得到的，被害人身上的创口便是证据，虽然其中有推理过程，但这些推理过程也是基于被害人的伤口进行的。
　　二、刑讯
　　刑讯在中国古代是一种重要的审讯手段，同时也是收集证据的重要方法。刑讯制度进入法律中，最早可能于秦朝开始，《睡虎地秦墓竹简.封诊式》记载：＂治狱，能以书从迹其言，毋笞掠而得人情为上，笞掠为下，有恐为败＂ ，说明在秦朝时期刑讯便已经成为了合法的审讯手段，同时也是收集证据的重要手段。
　　（一） 合法刑讯
　　与现代法律中严禁刑讯相反，汉代时期的刑讯具有合法性。拷讯制度确立与西周时期，在整个中国古代时期都被法律认可。汉景帝时期虽然废除了肉刑，但是仍然保留了刑讯制度，其诏日：笞者，所以教之也，其定箠令。
　　不过值得肯定的是，汉景帝通过颁布诏令，将刑讯的工具的长尺寸、长度以及适用部位和方法都予以明确界定， 规范了后世的刑讯制度，使得刑讯滥用现象得到一定程度的遏制。 虽说汉代刑讯具有合法性，但这并不意味着刑讯可以随意进行，它仍然需要遵循一定的规则，需待条件满足时方可运用。通常而言，刑讯适用于有证据证明而被告又不供认的情况。
　　《奏谳书》案三中也规定了在嫌疑人拒不供认的情况下进行诘问，如还问不出来便可进行拷问，可见拷问并非任何时候都适用的。薛宣追听公案充分证明了此点，薛宣任太守时，有二人争嫌，薛宣通过秘密侦查获知二者对嫌各断一半的态度分别是＂君之恩＂和＂称冤不已＂后，才对自称君之恩者进行刑讯，并最终使得其认罪伏法。
　　两汉时期不同阶段，刑讯的规定都是有所区别，对刑讯的适用也大有不同。汉景帝时期，许多大臣竞相上书请求规范刑讯工具与手段，如提出＂当笞者笞臀。毋得更人，毕一罪更人＂，这种规定，能够减轻刑讯的痛苦，是一种慎刑的表现。
　　与此同时，汉景帝为了进一步降低刑讯以及刑罚对肉体的伤害，于景帝元年下诏规定将笞五百改为三百，笞三百改为笞二百；至中六年时，进一步降低了笞的数量，将笞三百改为二百，笞二百改为笞一百。可以说，西汉前期在轻刑思想的影响下，刑讯的强度与力度都得到了限制。汉武帝时期，西汉百姓贫耗，穷民犯法，酷吏极多，导致此一时期的刑讯有所抬头。 汉武帝时期有大量的酷吏，而这些酷吏大多爆酷骄恣，在侦查与庭审时运用讯问的情况并不鲜见，不过大多数人都是谨遵法律 。
　　合法刑讯在汉代存在是有成因的，综合而言主要有一下几点。其一，中国古代＂明法慎刑＂思想的影响。自西周以来，明德慎罚便成为各朝代的统治者所坚持的执政原则之一，汉代以及后继朝代规定法定刑讯主要目的还是获取更多的证据以及判定当事人的言辞是否真实，也正是基于此原则汉代对刑讯制度进行了必要的限制。其二，符合道德的要求。
　　在汉代，社会中存在着严格的等级制度，作为父母官的司法官吏在审讯时对被告进行审讯、对原告用刑都是当时社会所能够接受的，并不超出民众的预期范围，即所谓官打民不羞。 其三，受当时客观条件制约，侦查的手段与方法都比较单一，侦查技术落后，司法官吏往往难以提取到有效的证据，而唯有依据双方当事人的口供，但口供又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此时司法官吏就不得不适用刑讯这一强制手段来强迫当事人提供真实的口供。
　　（二） 非法刑讯
　　虽说汉代在侦查与庭审中允许适用刑讯获取证据，但这并不表明刑讯可以随意进行。 刑讯有合法与非法之分，超越权限或者以不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适用刑讯，则可能构成非法刑讯，有可能反被处以刑罚。 有时，封建帝王对于喜好滥用私刑、非法刑讯的官吏并不进行直接处罚，但当官吏的行迹积累到一定程度进行处理。可以说，汉代大多数酷吏的结局都不完美。
　　《史记.酷吏传》共记载酷吏十三人，大多数人为汉武帝时期重臣，显赫一时，但综观其结局，除了少数人得到善终外，大多数人结局惨淡。当然，绝大多数情况下，即使存有一定的非法刑讯、滥用死刑情况，只要能够获取实在的证据，都不会受到追究。甚至有时候非法刑讯、滥用私刑没有获取证据的时候，也得到了上级部门的纵容。
　　三、侦查
　　从案件侦查是否让被告或者犯罪嫌疑人知晓，可将其分为公开侦查与秘密侦查。
　　（一） 公开侦查
　　所谓公开侦查，是指侦查机关采取公开的方法、手段，必要时通知被侦查人员的情况下搜集案件线索、收集案件证据的司法活动。 公开侦查是一个十分广泛的概念，上述所论及的诘问、讯问、勘验等证据收集方法同时也都属于公开侦查。除了这些之外，公开侦查的方法还有搜查、没收财产等。
　　当然，除了搜查外，汉代还有许多其他的侦查方法。其一，汉代司法官吏经常利用罪犯来对付犯罪嫌疑人来达到侦破案件的目的。其二，许多司法官吏为了便于寻找犯罪嫌疑人，还对罪犯进行了登记，将他们的基本情况以及犯案手段都记录整理下来，称为＂证籍＂。
　　（二） 秘密侦查
　　秘密侦查，是指司法机关采取秘密方法， 在当事人不知情的条件下，发现与搜集案件证据，逮捕嫌疑人的活动。 秘密侦查起源于秦朝时期制定的＂告奸＂制度，随后获得推广。秘密侦查方法与公开侦查方法相比，有自己独特的优势，在汉代被官吏大量运用。
　　就总体而言，西汉时期司法官吏在办案过程中更多的是通过刑讯获取口供来了解案件事实，而进行侦查获取证据的比例并不是很多。 应该说，整个中国古代社会口供都是最重要的证据，而刑讯则是最重要的获取证据的形式。
　　但是，西汉时期一些侦查与获取证据的方法对于现代司法实践还是有一定借鉴作用的，不可一味否定。同样的，从西汉证据获取方法中还可以从反方向获取一些经验，譬如西汉时期合法刑讯的存在使得非法刑讯也时常发生，告诫我们对于刑讯一定予以禁止，切不可助长刑讯之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