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618年，唐朝建立，621年统一全国，755年，＂安史之乱＂爆发。两年后，安禄山被儿子安庆绪所杀，安庆绪又被史思明干掉，史思明又死于儿子史朝义之手。总之，经过了一系列比吕布还像冒顿的操作后，763年，史朝义自尽，安史之乱结束。890年，李克用 ＂朱全忠＂势同水火，皇帝沦为军阀争夺的宝具。907年，唐朝末代皇帝被＂带忠臣＂朱全忠，也就是朱温所杀，唐朝灭亡。上面这个是唐代历史的大致时间记录。如果按很多人的说法，安史之乱是大唐由盛转衰的转折点，那只要我们看一下这个时间线，就能发现这个结论比较简单，既不够宏观，也不够微观，没有讲明白问题的关键。 从唐朝建立到安史之乱爆发，大约隔了130多年，安史之乱持续了七年零两个月，之后再到唐朝灭亡，也是隔了一百三四十年，如果不看历史的细节，简单的断言＂安史之乱＂，让唐朝由盛转衰，一定会面临一个问题：假如张三50岁时生了场大病，别人说你这个身体以后估计就要不行了，结果张三居然苟到将近一百岁。聪明的朋友肯定发现了，这个由盛转衰不能光看他国祚有多长，还得看他综合国力的变化。那么问题来了，安史之乱真的摧毁了唐朝的综合国力了？它给唐朝带来的真正伤害到底是什么呢？今天这篇文章，我们就从短时段、中时段、长时段三个层次，从微观到宏观全面解读一下安史之乱的影响。 咱们先说短时段，这场战乱对唐朝最直观的打击就是重创了以前相对安定有序的生活，比如曾经的帝国都城长安，那是＂川原缭绕浮云外，宫阙参差落照间＂。堪称当时最繁华的城市，到了战后＂宫室焚烧，十不存一，百曹荒废，曾无尺椽＂。除了京畿地区，其他的地方像都畿道、河南道、河东道、河北道也饱经战乱影响，很多地方一度甚至几度被安史叛军占领，或者成为双方鏖战的焦点。比如睢阳，再比如一代名臣颜杲卿死守的河北常山郡。但随着唐军陆续收复这些失地，向长安、洛阳也回归朝廷的控制。光看地图的话，唐朝基本恢复了在中原的统治，皇帝李亨回到了长安，也把老爹李隆基安置在兴庆宫，尊为太上皇。诗人王维在《和贾舍人早朝大明宫之作》中这样描写光复后的朝堂景象＂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仿佛一切回到从前的样子，唐朝又开始蒸蒸。但是，繁华的朝堂外，乱成一锅粥的华北，才是安史之乱影响最明显的地方。据史书记载，在754年，也就是安史之乱爆发前一年，由唐朝控制的纳税户，就是我们通常说的＂编户齐民＂，大约有8914790户，共52199390人。安史之乱肆虐五年后，这个数字锐减到了2933174户，16990386人，损失了67.4%户，超过2/3。即便后一次统计很可能有疏漏，逃户、匠户、僧尼、官奴婢等人群没被统计进去，也足够说明国家元气大伤。由此可见，从短时段来看，这场战争带来的影响主要还是体现在人口上，但如果只是这样，朝廷上下励精图治，百姓休养生息是不是能恢复？比如609年，也就是隋炀帝大业五年，全国纳税户8907546户，经过隋末战争，到了唐初就只剩下大约219万户。但经过80多年的恢复，到＂六味地黄丸＂唐中宗李显时期，人口就涨到了6156141户，翻了2.8倍。按理说，安史之乱后，唐朝应该逐渐趋于稳定，293万多户也比初唐来的多，给他80多年的时间，是不是也能恢复呢？确实能，但不多。同样是过了80多年，到了唐武宗会昌五年，朝廷统计纳税户共计4955151户，只增长了1.69倍。同样是83年左右的时间，为什么在安史之乱后，唐朝的恢复能力就变弱了？这就不是光从短时段能看出的问题了，咱们得把时间拉长，看一看在几十年的中时段区间里，安史之乱有哪些影响？ 我给大家总结了一下，大概有以下三个要素：第一，兵制变革。唐朝延续了北朝以来的＂府兵制＂，兵农合一，官府通过＂均田制＂，把战后无主土地赏赐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一方面恢复生产，另一方面征发部分农民，农民闲时训练，必要时为国参战。简单说就是＂屯田2.0＂。这种做法在唐初比较有效，毕竟＂寓兵于农＂，既能减少军费开支，还能保障农业生产。据杜邮《通典》载，全国有574个＂折冲府＂，后世学者考证，这个数量可能多达627个，主要分布在关内道、河南道、河东道、河北道、陇右道，其中兵力最多的关内道有280多个折冲府，兵力可达20多万，其余剑南、岭南、江南、山南、中道折冲府的数量加起来可能还没一个关内道多。唐太宗李世民时期，府兵征发原则往往是先富后贫，先强后弱，先多丁后少丁，这样不仅能保障孤贫的家庭别缺了香火，还有一定的抑制兼并作用。但从高宗李治在位后期开始，宫廷朝堂争斗吸吮了政治资源，导致对地方基层执行制度的监督越发松懈，结果均田制开始废弛，原来的征发原则也成了纸上空谈。历代王朝的老毛病土地兼并还是发生了，并且越来越严重。失去了田产的府兵不得不离散逃亡，即便在关内道，也有越来越多的府兵被达官显贵借调去当家奴仆役。到了武则天时期，各地折冲府已经出现明显的缺额，不得不允许各州自行组织团结兵，相当于后世的团练来解决地方防务问题。到了李隆基时期，情况非但没好转，反而更恶劣，越来越多的府兵逃亡，导致京师防务人员都出现了缺额。那么这位缔造盛世的明君是怎么处理的呢？是打击勋贵?是抑制兼并?都不是。他选择最简单好用的方法——投币！通过花钱招募大批职业军人到指定地点执行卫戍任务。有了这批花钱买来的军队，李隆基觉得天晴了，雨停了，我大唐军队又行了。749年，就是安史之乱发生前六年，唐廷终止了向各地折冲府下发用于征发府兵的关键道具＂鱼书＂表明，府兵制废止。表面上朝廷好像花点钱解决了问题，实际上隐患巨大。一方面，军人从保家卫国的荣誉变成了维钱是举的饭碗，这个身份本该获得的点赞和关注都没得了，另一方面，一旦国家发生不测，又失去了与国家高度绑定的府兵，难免要允许地方将帅自行募兵，那么收藏军队的权力就从天子手上流失了出去。敢问陛下，您能忍吗？李隆基倒是觉得无所谓，他愿意也相信自己挑选的地方大员，比如安禄山、史思明。 这也就引出了第二个要素，藩镇割据。唐代前中期，随着国家开疆拓土，为便于统一指挥作战，朝廷在前代经验的基础上加以改良，设置了一批本该是用完就撤的指挥官，他们一般被称为节度使或者经略使。有些杂号将军随着时间流逝，从临时工变成了编制工，节度使这玩意儿也慢慢成了常规配置。到了李隆基时期，全国已设有平卢、范阳、河东、朔方、陇右、河西、安西、北平、建南、岭南等九个节度使和一个经略使。这个九加一模式被人们称为＂天宝十节度＂，他们享有额外的权限＂得以军事专杀，行则建节＂，说是土皇帝也不为过。按理说，封疆大吏权限到了这个地步，总归要有点监督管理，但李隆基对他们报以极大的信任，他说：朕今老矣，朝事付之宰相，边事付之诸将，夫复何忧啊。等到安史之乱爆发，李隆基仿佛突然体会到了董卓被带孝子哄开心的感觉，产生了某种PTSD一样的症状，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他对其他节度使们都产生极大的怀疑，高仙芝、哥舒翰、封常清等名将都被他直接或间接的坑死。如果说PTSD的毛病在老年李隆基身上叫昏聩，那他之后数代皇帝都对地方将帅猜忌怀疑。比如唐肃宗李亨对扶持他上位的朔方系节度使经常搞PUA，动不动就打压一波，又是为什么呢？这就得说回兵制变革和藩镇割据。为了平定安史叛军，朝廷既要大规模用兵，又靠不上府兵，只好允许地方将帅自行募兵。这下子，在当兵的眼里，神圣的天子就没有给钱的节度使来的亲近。换言之，老大的老大未必是俺的老大，小弟的小弟也未必是朕的小弟。用著名历史家陈寅恪先生的话说，地方节度使在与中央的互动中，不再是以一种传统的上下级间隶属的姿态。所以，虽然当时八成以上的节度使对朝廷还比较忠诚，但怀疑的种子已经不可避免地埋下生根发芽。皇帝、朝廷与地方藩镇之间产生了既要合作又要博弈的复杂关系。如果朝廷的实力能变强，比如着手打击豪强，重新均田制，或搞到稳定的财税来源，扩充自身实力，就能加强对地方藩镇的威慑作用，可问题是，唐王朝能做到吗？哎，很难的啦！因为，对安史之乱的爆发，唐朝越来越多的精力放在内部消耗上，外部势力纷纷发现可乘之机，突厥、吐蕃卷土重来。吐蕃趁火打劫，夺取陇右，是大唐失去了当时最重要的牧马场地。此后，唐朝的骑兵只得仰赖回纥人的马匹和他们的骑兵支援。陇右沦陷也让长安城直面边防压力，能应对西北面的压力已经很好了，哪还有精力去收拢其他的藩镇？最直接的例子就是晚唐时期，朝廷在面对东北崛起的奚和契丹，不得不纵容默许范阳等地节度使坐大。朝廷不想管了?当然是想的。晚唐宰相牛僧儒就指出＂范阳得失，不系国家休戚，俾扞奚、契丹、不令入寇，朝廷所赖也。假以节旌，必自陈力，不足以逆顺治之＂。当初唐宪宗＂元和中兴＂时期，朝中甚至有人提过征讨河北，收回范阳。但当朝宰相李绛无奈喟叹＂兵连祸节，财尽力竭，西戎、北狄乘间窥窬，其为忧患可胜道哉！＂言下之意，咱们没有这个能力，晓得吧。还是先把防御西北的理念搞搞懂，不然皇帝要是再被赶出京城，真的是脸都不要了。 既然凭实力管不了，那能不能取取巧呢？这也就引出了中时段的第三个要素，宦官监军。皇帝这么搞的理由很好理解，宦官啊，是一个自己支楞不起来，得靠皇权撑着才能硬气的品种。派宦官去当监军，制约掣肘地方将帅，那肯定好使，结果呢，不仅好使，甚至好使过头了，以至于产生了两个问题，第一是宦官明白自己的主要任务是染指军权，至于怎么任免将领，怎么布置阵法，怎么打扫战场，怎么城池攻防，他们当然不懂，他们只知道若咱家不表现出与藩镇势不两立的样子，陛下怎会信任老奴呢？所以为了获得皇帝信任，他们会为了反对而反对，导致朝廷与地方将帅关系恶化：郭子仪被罢兵权，来瑱被赐死，李怀让惊恐自杀，仆固怀恩被逼造反。从李辅国、鱼朝恩、程元振开始，一个个换，宦官你方唱罢我登场，在中晚唐的历史上拼了命的刷存在感。第二是宦官们发现，若想染指军权，那与其抓地方军权，不如抓皇家军权，若要皇帝信任，那与其卖力央求，不如物理胁迫。悟到这一层，没有枪的宦官开始狠着枪杆子染指禁军指挥权。相比明朝的宦官，最多只能把＂战神＂皇帝带沟里去，中晚唐的宦官干脆给皇帝挖了一条沟，皇帝如果敢反对呢？835年27岁的唐文宗李昂想借着＂观露＂这种很祥瑞的由头，除掉宦官头目仇士良，不料事情败露，他私下招募的勇士也打不过本该拱位皇帝，现在却保护宦官的神策军，上至宰相，下至群臣，数百人被诛杀甚至灭门。此后，七位皇帝的废立之权都被掌握在宦官手里，他们真正做到了＂迫胁天子，下视宰相，陵暴朝士如草芥＂。兵制变革、藩镇割据、宦官监军，这三大影响在安史之乱结束后数十年里逐步削弱唐朝统治的根基。皇帝想要斩断这条越发坑爹的链条，就只能用驱虎吞狼之计，拉一派打一派，但转缓生存的空间越来越小，到最后引进来的不再是可以驱用的虎，而是一场朱温。这一系列由安史专乱组成的中时段变化，不仅让唐朝走向灭亡，更在此后数百年的长时段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第一，随着上述链条的肆虐，但凡有点脑子统治者都会试图斩断这个循环。宦官问题好解决，宰了不再用就行，梁、唐、晋、汉、周的统治者基本都能做到，但是藩镇募兵的互补链很难打破。归根结底是在这场乱世中，历代统治者自己都依靠军队起家，对兵源对军队下刀子就是在刨自己的根儿啊，除非能做到全国基本统一，政权基本稳定才能动手。这种新式＂政治正确＂将把历史的奔流从一个极端推到另一个极端，重塑一种在此后千年里既扎根地方又与皇权携手，既盘亘朝堂又互相掣肘，既满腹经纶又阴阳筹谋的新阶层。第二，随着唐朝生存空间的逐步缩小，西北、东北都逐渐被异族掠夺，曾经四方扩张的天下帝国退场远去，统治者对世界的想象回归到了中原王朝的模板里。在此后1000多年的时间里，很少再有出身中原的统治者像李世民、李治父子那样对更遥远、更广袤的异域发起冲击。统治集团会飞快的失去对征服远方的兴趣，转而把绝大多数的注意力集中在加强对以中原为基础的政权统治上。这种看起来遥远漫长的趋势，早在安史之乱后的诗歌里就已出现端倪。曾经豪言＂安得倚天剑，跨海斩长鲸＂的李白，写下了＂大鹏飞兮振拔翼，中天摧席力不济＂的悲怆，曾立志＂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杜甫，留下了＂戎马关山北，平轩涕泗流＂的哀愁。当诗仙坠入月色，当诗圣老病茅屋，曾经的昂扬、开放与激情几乎不可逆的成为过往，迷惘、孤寂与愁思构成了新的意象。中晚唐的诗人恐怕不会想到，他们在安史之乱后短时段里写下的吉光片羽，将伴随着中时段的矛盾链条，跨越长时段的历史变迁，成为华夏文明＂曾九入豪长，七分酿成了月光，余下的三分笑成剑气，绣口一吐就是半个盛唐＂的最后念想。 现在，屏幕前的你是否能理解为什么由盛转衰的论断太过简单，没讲明白问题的关键，只因那何止是一个王朝的转折，那更是华夏文明转身的瞬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