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道光四年(1824年),有位叫苏履吉的南方人,来到河西走廊最西端的敦煌,开始了他七年的敦煌知县任期。在任期间,他亲民爱民、平息冤狱、创修县志、泉畔建厅、诗咏敦煌,堪称官德流芳。 苏履吉,字其旋,号九斋,生于清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福建德化人。 德化在泉州市北部,以"瓷都"名世。苏履吉是德化双翰村人,现在属春美乡。民国年间《德化县志》记载,千年科举,德化有进士70多人。宋代德化有正榜进士15名,特奏进士15名。宋嘉泰二年(1202年)德化有同榜进士黄龟朋和郑轮。明、清两代,德化有正榜进士16人,举人100多人,贡生400多人。德化虽然偏远,但文化并不落后。在11000多人口的春美乡,仅双翰村就有苏姓460多户,1700多人。苏氏在那里是个大姓。据苏氏宗谱载,公元994年,苏奉礼迁居德化石城,三年后,苏奉礼中正榜进士,官至礼部尚书。苏履吉就是生在这样一个地方,这样一个家族中。 近现代史上,福建人才辈出,影响极大。林则徐、沈葆桢、严复等都是从福建走出来的英才。"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林则徐是福建福州人,他小苏履吉6岁。苏履吉嘉庆十八年(1813年)年登拔萃科,十九年(1814年)在京参加廷试,以二等第一名入选,这时他35岁。苏在福州鳌峰书院读过书,他廷试时林则徐正在京城为官。 嘉庆二十年(1815)正月初四日,苏履吉到甘肃赴任。前后历任漳县、正宁、灵台县。道光三年(1823年)前后,苏履吉又曾委署洮州抚番同知,委署贵德抚番同知。洮州是今临潭县,贵德在今青海辖区。道光四年(1824年),他又到了甘肃河西走廊最西头的敦煌。 敦煌位于甘肃省最西端,曾是古丝绸之路的咽喉重镇。两晋及汉唐,敦煌是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汇点,有着十分辉煌的历史文化。但自从海上交通发展,中国经济发展重心逐步向东南部转移后,西北逐渐落后,敦煌也随之衰落。元代起豪门贵族陆续内迁,明代又放弃对敦煌的经营,敦煌便成为蒙古族和维吾尔族的驻牧地,当地汉唐文化从此断传绝踪。直到清代康熙五十四年(1715),朝廷再度经营河西,雍正三年(1725)设沙州卫,七年(1729)招募陕、甘、青无业贫民2405户充实垦种,敦煌才再度渐渐复兴。 垦种发展是缓慢的,文化的振兴发展更是缓慢。从雍正初年到道光初年的百年间,敦煌才逐渐发展到"吏民相亲,岁收丰稔,俗美风醇,已蒸蒸日上。"即所谓:"仓禀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 苏履吉任敦煌知县之前的百年,敦煌有20多位县令,他们之中也不乏重视发展教育文化的县官,如曾希孔、彭以懋、朱凤翔等。但也许是由于经济状况所限,成效都不太明显。苏履吉到任后,沿用他在陇东各县一贯重视教育、培养人才、发展文化的思想作风,使敦煌的教育文化有了长足的发展和振兴。苏履吉是对敦煌近代教育文化发展有巨大贡献的重要人物,他在敦煌任职时间长、所办实事多,为敦煌近代文化的发展做出了永载史册的贡献。 ▲苏履吉出任敦煌县令后,重建鸣沙书院,并亲撰碑文。 苏履吉在敦煌知县任上,先后七年。他在任时有一项重要业绩是:重修书院。 清乾隆二十五年(1760)敦煌改卫升县。设县后的第一任县令曾希孔(举人,顺天宛平县人)创建了鸣沙书院,地址在城关东北角乾州庙东侧(现中医院二部北面)。那里地处潮湿,房屋虽经过修葺,苏履吉到任时,又多倾圮,他便进行了重修,并亲自撰写了《重修鸣沙书院碑记》: "鸣沙书院,创建历有年矣。……甲申余署敦煌,延武威孝廉曾生元鲁主讲,顾修脯菲簿,将公项再发千余金,岁得息余,填为脩脯、膏火。犹虑书院倾圮未修,诸生无藏修游息之地,亦守土之责也。将以修葺,旋以卸事去。乙酉冬,复调斯土,下车即与广文孙公,少府吴公倡捐,并劝谕士民、商贾各勷是举,计得资不下千金。……兴工于丙戌春三月,甫一年,惟书院之工尚未告竣,余适权篆安西。董其事者阴生玉贵、白生光珠、以捐资不足,请命于余。余复出数百金,令修毕之。继而嘱主讲曾、少府吴督成其事。越戊子春始告竣焉。" 《敦煌文史资料》中记载:"重修鸣沙书院工程浩大,经费不足,苏履吉去职,调任辗转,终不忘此盛举,倡地方士民、商贾捐资,自己捐资,使重修工程告竣,可见苏履吉不失为一有识之士。" 苏履吉很注重培养本地人才。民国年间成书的《重修敦煌县志》记载,苏履吉"治宰五年,文风丕变。自咸、同至光绪,敦煌士子,明经拔萃,登贤书者,颇不乏人。时论方诸文翁治蜀、文公治潮,非过誉也"。 道光十九年中举的敦煌肃州坊(今雷家墩)人雷起瀛就是其中之一,雷起瀛后来考充爱新觉罗学官,在京城教授皇族之弟。五年期满后,依知县例归乡侯铨,主讲鸣沙书院20年,"举人张克宽、雷起鸿、祁士麟,王化通,拔贡王珽皆出其门下。" 鸣沙书院在清代及民国初年一直是敦煌的最高学府,为敦煌培养了许多人才,1937年后更名为县立东街完全小学至今。 另外,苏履吉还"并置义学多处"。苏履吉在任时在敦煌鸣沙山月牙泉中修建了"官厅"。官厅是在月牙泉南畔高台上建造的一座大三间轩厅。该厅面泉,前有栅栏,可供游人遮阳憩坐,品茶吟诗。两侧有画廊,画廊风墙上开有月窗,后面有一院落及数间房屋。 正厅西侧有一壁龛,内镶约两米高木牌,上书"汉渥洼池"四个大字。笔力雄浑遒劲,有行草味。 后人皆不知何人所书,笔者推测就是苏履吉所书。理由有三:其一,官厅是苏履吉所修,他是县令,又善书,可能极大。其二,苏履吉当时也认为月牙泉即出天马的汉渥洼池,有其诗作为证:"清泉一勺月为牙,四面堆沙映日斜。为问渥洼何处是,龙媒除此别无家。"其三,敦煌地处偏远,各处名胜庙宇匾联多为本地文人绅士所题,比如莫高窟九层楼门楣悬挂的红底黑字"大雄宝殿"四字,为本地名人朱拔贡所写;月牙泉官厅正面悬挂的白底黑字"另有天地"匾,是民国初年驻敦煌的巡防四营营长周炳南所书。 月牙泉水,是经过沙砾过滤的泉水,纯净清澈。环泉皆沙山,平时人迹少至,寂静空灵,在这里汲泉水冲茶,韵味绝妙。苏履吉来自盛产茶叶的福建,他熟悉茶文化,常来此会友品茶。我想这里不但能引起他的思乡之情,也会引出思古之情。 苏履吉修的官厅直到新中国成立后还是游人观景休憩的最佳处,文革中被毁。 苏履吉在任时曾劝募重修敦煌魁星阁。敦煌魁星阁由乾隆间知县曾希孔创建,后来知县彭以懋又移建东郊。道光八年夏六月,敦煌县城东郊渠水涨发,魁星阁地址坍塌。苏履吉号召全县绅士募捐钱物,重修一新。 魁星阁直到上个世纪六十年代还矗立在敦煌中学校园东南角。底座用大砖砌成,高约三米,上有六角形森构楼阁两层,阁顶类亭顶,高约七米。文革初,敦煌中学工作组领导军方人员王文佐命令师生拆毁。 苏履吉任敦煌知县时另一项特别要提的政绩是:创修《敦煌县志》。 ▲苏履吉编纂道光《敦煌县志》及木刻板 清代是我国方志成书的顶峰时期,当时东南各省、府、州、县、乡镇、盐井等无不有地方志。敦煌是汉代名郡,用现在的话说是"丝路明珠"。自汉以来这里上演过不少波澜壮阔的史剧,出现过不少彪炳史册的人物。但还无一本县志。苏履吉不是敦煌人,但他能以此为己任,并完成首本《敦煌县志》,意义非常大。道光《敦煌县志》,多汲取乾隆初《重修肃州新志》,现在看来,尽管道光《敦煌县志》的内容还很不够,但已属十分可贵了。因为他编道光志的时候,藏经洞还未发现,敦煌学还未兴起,敦煌还未被人们认识了解。由于元明以后敦煌的衰落和汉唐文化的断传,清代以后的敦煌已经大大失色了,但敦煌历史发展的亮点还在继续。藏经洞的发现,敦煌学的兴起、莫高窟的保护研究,都是发生在近现代,所以,苏履吉编纂道光《敦煌县志》、培养文化人才,为重建敦煌文化打下了基础。它是敦煌学兴起之前,在敦煌的土壤中露出的一棵文化绿芽。它让世人开始关注敦煌。 县志的创修官是苏履吉;纂辑是曾诚;参订和采访是本地文人杨若桐、张宋元等24人。此志共分七卷,用一年多时间成书,道光十一年刊印流传。 令人感佩的是,县志稿竣后,苏履吉捐出了自己的养廉银作为雕版费用,使此志刊行于世。更令人十分庆幸的是,当年的378块县志雕版至今犹存。190多年,沧桑巨变,睹物思人,思绪倍添! 苏履吉是个诗人,长期做敦煌知县,稔熟敦煌风物人情,他吟咏敦煌的诗,可谓前无古人。 首先,他的诗作勾画出了清代敦煌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其次,他的诗艺术水平高;再次,他写敦煌的诗作数量大,应有80首以上,他的诗作,是敦煌文化的一笔财富。下面列举几首。 离别敦煌父老士民 古来为官者,患在不自知。 新官初来日,旧官将去时。 谁兴来暮歌,谁泐去思碑。 古人如可作,此语非我欺。 …… 士民听我语,治人先自治。 耕读安本分,举动循规矩。 听戒在多事,好讼逞虚辞。 勿以身试法,私翼长官慈。 新官父母来,我去从此辞。 匪徒为尔言,呈亦凛在兹。 全诗诚恳平易,其中:"古来为官者,患在不自知"、"所愧亲民官,官与民相离"、"士民听我语,治人先自治"的思想和话语,至今读来,仍有意义。 纵观敦煌历史,象苏履吉这样读书入仕,为官为民,育才尚廉的人,并不多见。 常言说,县官是"七品芝麻官"。确实,在层层官场中,县官只是个小官。它没有左右大局、一言九鼎的威力和作用。但是,县官处在施政为民的前沿,从古到今,县官是最重要的官,也是最难干的官。县治则民安,民富则国强,县官的位置太重要了!敦煌县令苏履吉的行为让人感触良深。 苏履吉年届五十岁时曾对自己的人生作了一个小结:"维昔课读书,趋庭望大器。弱冠博一衿,壮年尚滞试。"虽为仕勤政惠民,办了很多的好事实事,但少获升迁,"宦况任升沉,清守惟自励。终属山林人,功名身外事"(《自题画像》),淡泊官场浮沉,洁身自好,跃然纸上。 190多年过后,在福建德化县春美乡,一个富有历史底蕴的苏履吉廉政文化公园已现雏形。公园占地面积4500平方米,通过诗词石雕、陶瓷贴片等形式,展示春美籍历史文化名人苏履吉的清廉史话和优美诗篇。 ▲苏履吉之墓立于青岗之上,每年都有苏氏族亲前往拜祭。 作者简介:姜德治,曾担任敦煌市政协副主席、文联主席。现任敦煌市书协名誉主席、甘肃省书协会员、敦煌慈善协会会长。曾两度担任《敦煌市志》主编,并有《敦煌大事记》《敦煌史话》《苏履吉敦煌诗抄选注》等书著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