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起读通鉴之司马光的为官之道

　　读史：
　　春秋末期势力图威烈王 二十三年（戊寅，403年）
　　初命晋大夫魏斯、赵籍、韩虔为诸侯。臣光曰：臣闻天子之职莫大于礼，礼莫大于分﹐分莫大于名。何谓礼？纪纲是也。何谓分？君、臣是也。何谓名？公、侯、卿、大夫是也。
　　夫以四海之广，兆民之众，受制于一人，虽有绝伦之力，高世之智﹐莫不奔走而服役者﹐岂非以礼为之纪纲哉！是故天子统三公，三公率诸侯，诸侯制卿大夫，卿大夫治士庶人。贵以临贱，贱以承贵。上之使下犹心腹之运手足﹐根本之制支叶，下之事上犹手足之卫心腹，支叶之庇本根﹐然后能上下相保而国家治安。故曰天子之职莫大于礼也。
　　夫礼﹐辨贵贱﹐序亲疏，裁群物﹐制庶事﹐非名不著，非器不形；名以命之﹐器以别之﹐然后上下粲然有伦，此礼之大经也。名器既亡，则礼安得独在哉！昔仲叔于奚有功于卫，辞邑而请繁缨﹐孔子以为不如多与之邑。惟名与器，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政亡则国家从之。卫君待孔子而为政﹐孔子欲先正名﹐以为名不正则民无所措手足。夫繁缨，小物也，而孔子惜之；正名，细务也﹐而孔子先之：诚以名器既乱则上下无以相保故也。夫事未有不生于微而成于著，圣人之虑远﹐故能谨其微而治之，众人之识近，故必待其著而后救之；治其微则用力寡而功多﹐救其著则竭力而不能及也。《易》曰＂履霜坚冰至＂，《书》曰＂一日二日万几＂，谓此类也。故日分莫大于名也。
　　呜呼！君臣之礼既坏矣﹐则天下以智力相雄长，遂使圣贤之后为诸侯者，社稷无不泯绝，生民之类糜灭几尽﹐岂不哀哉！
　　译文：
　　威烈王二十三年（戊寅﹐公元前403年）
　　周威烈王姬午首次分封晋国大夫魏斯、赵籍、韩虔为诸侯国君。
　　臣司马光说：我知道天子的职责中最重要的是维护礼教，礼教中最重要的是区分地位，区分地位中最重要的又是匡正名分。什么是礼教？就是礼纪朝纲。什么是区分地位？就是君臣有别。什么是名分？就是公、侯、卿、大夫等官爵序列。
　　晋国六卿势力范围图
　　四海之广﹐亿万之众﹐都在天子一人的管辖之下。尽管是才能超群、智慧绝伦的人﹐也不能不在天子足下为他奔走服务，这就是以礼教作为礼纪朝纲的作用啊！所以天子统率三公，三公督率诸侯国君，诸侯国君节制卿、大夫官员﹐卿、大夫官员又统治士人百姓。权贵支配贱民﹐贱民服从权贵。上层指挥下层就好像人的心腹控制四肢行动，树木的根和干支配枝和叶；下层服侍上层就好像人的四肢卫护心腹﹐树木的枝和叶遮护根和干，这样才能上下层互相保护﹐从而使国家得到长治久安。所以说，天子的职责没有比维护礼教更重要的了。
　　礼教的真义，在于分辨贵贱﹐区别亲疏﹐裁决万物，处理日常事物。没有一定的名位，就不能相应地显扬﹔不享有标志名位、爵号的器物﹐就不该树立相应的形象。只有用名位来分别称呼﹐用器物来分别标志﹐然后上上下下才能井井有条，分明不乱。这就是礼教的精华所在。如果名位、器物都没有了，那礼教又怎么能单独存在呢！
　　周贞定王十六年，三家灭智。
　　当年仲叔于奚为卫国建立了大功，他谢绝了赏赐的封地，却请求允许他享用贵族才应有的马饰，卫国国君同意了。孔子听说这件事，认为不如多赏赐他一些封地。惟独名位和器物﹐这是国君的职权象征，绝不能假于他人。处理政事不坚持原则﹐国家也就会随着走向危亡。卫国国君期待孔子为他处理政事，孔子却先提出要确立名位，认为名位不正则百姓无所适从。马饰，是一种小器物﹐而孔子却珍惜它的价值；正名位﹐似乎是一件小事情﹐而孔子却要先从它做起﹐就是因为名位﹑器物一紊乱﹐国家上下就无法相安互保。
　　没有一件事情不是从微小之处产生而逐渐发展显著的，圣贤考虑久远，所以能够谨慎对待微小的变故及时予以处理；常人见识短浅﹐只能等弊端闹大了才来设法挽救。矫正初起的小错﹐用力小而收效大﹔挽救已明显的大害，往往是竭尽全力也不能成功。《易经》说：＂行于霜上而知严寒冰冻将至。＂《尚书》说：＂先王每天都要兢兢业业地处理成千上万件事情。＂就是指这类防微杜渐的例子。所以说﹐区别地位高下最重要的是匡正各个等级的名分。
　　呜呼！维系君臣大义的礼纪既然崩坏瓦解﹐于是天下便开始以智慧、武力争雄称霸﹐使当年受周先王分封而成为诸侯国君的圣贤后裔，江山相继沦亡，周朝先民的子孙灭亡殆尽，岂不令人哀痛！悟道：
　　很多人拿到《资治通鉴》一书，未免心生疑惑，那就是为什么要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开始记述？司马温公写下一句＂初命晋大夫魏斯、赵籍、韩虔为诸侯。＂之后便开始洋洋洒洒地以臣光曰为开头做了一段千余字的论述。很多初读者读到这里就把书盖上了，只觉得这个儒家老头十分迂腐，都已经在一千多年后的北宋了，还在这里论述孔子妄图恢复的周礼，实乃一届腐儒。
　　如果你要这么想，就误会司马光了。作为浸淫官场四十余年，历仕仁宗、 英宗、神宗、哲宗四朝而不倒，最后被追封太师，谥＂文正＂ 的宿臣显重，怎会是拘泥于复古周礼的腐儒呢？下面，玄之一一为大家分析。
　　首先，我们大家需要明白一点。《资治通鉴》并不是一本以记录历史为目的的书，即《资治通鉴》不是一本史学家的书，而是政治家的书。从其书名便可得知，＂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 ＂，故名《资治通鉴》。区别于树名立传的纪传体体裁的廿四史，《通鉴》一书则是采取了编年体。通过编年纪事，更能够让阅读者理清历史上大事件的发展脉络，明白政治统治的前因后果，而不是以人物的成败得失为中心主题。因此相较于＂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而言，其浪漫主义风味弱，现实主义意义浓烈。
　　因此，各位读者也就明白了，司马光为什么一开始要花费长篇大论来论述＂礼、分、名＂之间的关系。
　　周威烈王二十三年，三家分晋。
　　其次，为什么是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呢？按照多数人的想法，至少也得是某某周王元年开始记事吧。所以为什么不同于史记那样，开始于三皇五帝时期，又或者为什么不能以信史，周武王元年作为周纪的开端呢？就算是熟悉历史的朋友们，看到这个年份恐怕也是一脸懵。
　　毫无疑问，公元前403年，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发生了一件大事情，那就是三家分晋。但值得注意的是，早在周贞定王十六年（公元前453年），智襄子身死，韩、赵、魏三家就已经完成了三家分晋。但此时的周天子并未承认三位卿大夫的诸侯身份，依旧是妄图取代晋国公室的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
　　然而五十年后，周威烈王承认韩、赵、魏三家的诸侯身份，以天子的九五之尊册封他们为诸侯，彻底向世人宣告了卿大夫可以以武力瓜分君主的领土与封地，并得到天子的承认取而代之。各位试想之，这离周王朝的覆灭还远吗？既然晋侯之位可以取代，那天子之位呢？由此，礼崩乐坏的战国时代拉开了序幕。
　　五代时，成德节度使安重荣的一句：＂天子，兵强马壮者当为之，宁有种耶！ ＂彻底揭下了封建皇权妄图依托天命建立神圣性的外衣。但如果人人都想依托军队，染指皇权，天下还岂有安生之时？所谓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通鉴》的一半体量都在讲述唐代历史。自然作为北宋杰出的政治家、史学家，司马光不可能不鉴于五代的武夫拥兵自重藐视皇权而造成的混乱发表一些自己的独特见解。
　　温公所言，无非是三个对象：礼、分、名。
　　什么是礼？通俗地讲就是规矩，如果要文绉绉一点，就是一切保证社会或团体能正常运行的一切制度、规则甚至潜规则的总和。最为大家熟知的破窗效应就是很好的说明。
　　以一幢有少许破窗的建筑为例，如果那些窗不被修理好，可能将会有破坏者破坏更多的窗户。最终他们甚至会闯入建筑内，如果发现无人居住，也许就在那里定居或者纵火。一面墙，如果出现一些 涂鸦没有被清洗掉，很快的，墙上就布满了 乱七八糟、 不堪入目的东西；一条人行道有些许纸屑，不久后就会有更多垃圾，最终人们会视若理所当然地将垃圾顺手丢弃在地上。
　　礼是居于核心地位的。
　　那何为分？分很好理解，就是分别、区别的意思。司马光说：君、臣是也。同时又说＂贵以临贱，贱以承贵＂，因此很好理解，分的是地位的尊卑。时刻要让自己的下属明白自身的位置，同时也要明白一个团队里谁是领导者。如果尊卑不分，贵贱失序，那这个团队也就离解体不远了。分是礼的外在体现，通过秩序分出尊卑贵贱，确定一个体系内的话语权大小，因而使政令或者决策畅通无阻，才能使小到一个企业，大到国际秩序平稳运行。
　　那何为名？名即编制。天子给了手底下的办事员公、侯、伯、子、男、卿、大夫的职务，他们也就掌握了相应的权利和义务。义务表明了自己需要完成领导（即周天子）所交代的各项事务，权利则是自己所享受到的好处。有了名作为润滑剂，一套体系总算可以开始运转了。
　　通过对礼、分、名的解读，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孔子、司马光执著于惟名与器，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 了！名分一旦轻易授予人（其实是被臣子的势力所胁迫了），礼也就随之崩溃了。
　　所以周威烈王册封晋大夫魏斯、赵籍、韩虔为诸侯后，也就给周王朝的覆灭敲响了丧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