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陈基与元末文坛的纠葛

　　纵观有元一代文学的发展，在前期和中期，文坛的主流无疑是北方的戏剧和散曲，但到了元末，正如左东岭先生在《元代文化和元代文学》中指出的一样：＂在这段并不算长的时间内，曾有诸多堪可注目的文学现象发生，以致重新修正着元代文学的容貌。元末文学重心来了个南北大位移，当时最不安定的吴越地区竟成为文人荟萃的创作中心。诗文、南戏及小说出尽了风头。那群在元代最受压制的南方文人，在举国民族情感高涨的历史潮流中，却激发出旺盛的生命活力。＂
　　元末特殊的时代以及文学自身的发展，造成了文人的群体大裂变。于是这一时期名家并起，文人集团林立：有浙东文人的经世致用，致力于道德事功；有玉山草堂文人的隐逸享乐、诗酒风流；有北郭诗社文人的致力于诗酒自适；更有杨维祯铁崖体的嘎嘎独立、声震东南；此外还有方外人和少数民族诗人的吟唱。他们各自以其鲜明的特色闪耀于元末文坛，共同造就了＂有元之文，其季弥盛＂的局面。同一集团内的文人在人格心态、思想形态、价值观念以及文学思想上往往有着大体的一致性。陈基的人生行藏、思想心态以及诗文风格、文学思想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1.陈基双重角色的典型性
　　陈基集干谒得官者、玉山草堂常客、铁崖派诗人、吴中授馆者、入张氏幕府者、入明修史者等诸多身份于一身。可以说他的每一种身份都代表了当时文人的一种生活形态和价值选择，而他却集诸种身份于一身，每一种身份及每一段生活经历都在其身上打下了烙印，既受其思想影响，亦染其风习好尚。从其一个人身上便可以大略得窥每一派别文人的人格精神和诗文风貌。那些原本是矛盾甚至是对立的思想形态及精神风貌都在其身上明确地存在并体现在其文学思想中，虽然没有创新性，却具有代表性；没有深刻性，却具有普遍性。
　　陈基的一生是在隐逸和仕进的交替中度过的，其隐逸享乐之思和事功进取之志也都是一直存在着的，体现出其隐逸和进取的双重选择。隐逸享乐和事功进取在元末是文人两种典型的思想形态，而这两种思想形态在文人身上大都不同程度地共存着，只是其偏重有所不同，表现也各自相异。这反映到文学创作上便使其诗文风格也呈现出差异和不一致性，其文学思想呈现出一种复杂而矛盾的特征。
　　这种二重性在不同人身上有着不同的体现，王彝和杨维祯便体现出两种不同的模式。在学术传承上，他们均属浙东一派，杨维祯更是举春秋经出身的进士。但他们由于种种原因，长期寄寓在吴中，与吴中文人交往唱和，吴地的新思潮和逸乐氛围深深地感染了他们，其精神也随之发生了变异，染上吴中文人重自我、重抒情的特征，不再汲汲于事功进取，也不再致力于经世致用，而是安然享受吴中隐逸享乐的氛围，以诗文为业，抒写个体情怀，表达优裕闲适生活中的种种悠然、怡然之趣。
　　一如王彝一类，他们虽然深染吴中隐逸享乐之思，但其思想构成中毕竟有着深厚的儒学根基。他们虽以诗歌自适抒写怀抱，却很少发以险怪不诞之语，也很少做离经叛道之事；他们虽然责任感较为淡薄，但并没有走向自我放纵，也没有异端和叛逆色彩，并且对一些狂傲不经之言行多表现出不以为然，甚至会直接或间接地加以指责喝斥，但是他们自己的诗歌创作中也多有格调不高、香软秾艳之作。
　　王彝作为吴中的知名文人，身列北郭十子之一，却对被吴人视为＂精神领袖＂、＂诗坛盟主＂的杨维祯大加攻讦，细究王彝的生平，便会发现他从小读书于天台山中，从师于王贞文，得金华理学大儒金履祥之传，了解了其师承以及所受的理学思想，也就无怪乎他的正统思想为何会如此严正了；而长年生活在吴中，和吴中诗人诗文唱和，再加上当时铁崖体横行东南的大环境，他便自觉不自觉地染上了吴中文人之风，其创作尤其是诗歌创作便呈现吴中文学的特质，其文学思想也就呈现出矛盾的特征。
　　一如杨维祯一类，他原本是习春秋经、以进士出身的儒者，能够在元代科举中高中，这是多少文人毕生为之努力的梦想，而能实现的人则凤毛麟角，连宋濂那样的博学大儒也未能科举得中，可见杨维祯于春秋经是何等的精通。早年他的事功思想无疑是十分强烈的。他写过《正统辩》一类的文章，着力于事功进取，渴望能够实现自己的用世之思，在任职时期也恪尽职守、竭尽全力，为百姓谋，为国家思。但仕途的蹇淹、政局的黑暗让他逐渐失去了事功的热情，开始走向纵情享乐，耽于耳目声色之中，以诗歌寄托自己狂放的情感，诗风也走向奇崛险怪。
　　然而他终究是已经接受了深厚的儒家正统思想，已经构成了其思想根基，故而他的任情观在用以载道的文中未能得以贯彻，其很多文章也大都在阐发义理，执着于道德事功，注重明义理、切世用，文风也大多质朴平易，和＂奇奇怪怪，溢为牛鬼蛇神＂的乐府诗有很大不同。因此，陈基的这种双重角色在元末文人群体中既有其独特性，又具有一定的典型性。
　　就陈基的多重身份而言，他是独特的，但其多重身份中的每一种在元末都具有普遍性。干谒得官者、玉山草堂常客、铁崖派诗人、吴中授馆者、入张氏幕府者，这其中的任何一种身份在元末都不乏其人，代表着不同的群体类型，且每一种身份的选择与体认也都代表了对一种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的选择与体认。陈基是独特的，而其所选择的这种双重角色则是普遍而典型的。
　　在元末，不乏和他一样在不同身份角色之间变换或兼担的人。造就陈基双重角色的种种因素往往也为他们所共有，像杨维祯和王彝，也是先后受到不同的思想熏陶，加上其自身原有的学术传承和思想构成，在多元思潮并存的大环境下，其人格心态、思想构成以及文学思想便呈现出矛盾的特征。故此，通过对陈基个案的研究，便可以对元末明初的文人群体了解的更加全面和深入。
　　2.陈基文学思想在元末文坛的代表性
　　在元末动荡的时局和多元的价值选择下，文人的思想构成和文学观念也处于多元的状态。首先，大多数文人的思想构成都较为复杂，不够纯粹。宋濂曾做《诸子辩》，对元末这种多元思想并起、各自为营的现象表示不满，而这恰恰正说明了当时多种思想并存的局面。从当时文人的字号中也可以发现其思想的多元性，宋濂写有《龙门子凝道记》，以龙门子之道来隐喻自己之志。
　　宋濂本人思想就甚为驳杂，在浓厚的儒学思想中多夹有佛老之思，后世也多讥其＂妄佛＂，正可见当时文人思想构成之复杂。这种思想构成的复杂自然也会反映到其文学思想上来，使其诗文创作也先后体现出不同的风格特征。对于当时的一些大家而言，他们的思想构成尽管比较复杂，但总有一种思想占据着主导地位。如宋濂，他身为一代大儒，其思想中虽多夹杂有佛老之思，但儒家的济世情怀和事功思想始终占据主导地位，所持的是事功主义的文学观。再如高启，他年轻时颇有功名心，然经过一番游历之后，开始转向隐逸一途，重视个性的独立、自我情感的抒发，他既是一个质直方正的儒者，写一些平直古简的诗歌和清雅温和的文章；又是一个敏感细腻的诗人，在诗中抒写自己的见闻和感慨。
　　生平经历和交游使其思想构成趋于多元，使其文学观念不断地丰富，诗歌创作也较为多样。他所作的诗歌，既有清新质朴也有浓艳纤丽，既有平稳工整也有奇幻纵横。这些或质朴或秾丽、或工稳或奇幻的风格，则都意味着他对这种诗风的认可。从文学思想的鲜明性和纯粹性来看，陈基也许是不够突出的，这也就是他常常被忽略的原因，但在多样性和丰富性上，他则是无可替代的。
　　但风格的丰富多样并不等于深刻，反而容易流于表面，陷入诗歌浮浅纤弱等弊端，而这种情况在元末诗坛则具有普遍性。同时，陈基的文章多是应求而作的诗序、字说以及描写景物、处所的记文，行文大都推原本义、追溯源流，注重义理的阐发，致力于道德事功，用来明义理、切世用；行文则明白晓畅，雍容有度，但缺乏个性和情思，且多是出于应酬之作，这和元代的文风大体相似，颇具代表性。
　　如同陈基文学思想的复杂多样却又不够深刻稳定一样，元末不同的文学流派之间虽然有其各自的文学主张，但这种鲜明的文学主张往往只是为其领军人物所持有。流派的其他从属人员则多流于模仿蹈袭，再加上流派之间多有交流和融合，不少文人先后或者同时置身于多个文学团体之中，接受不同思想形态的影响和熏陶，其思想构成较为复杂多样；而其自身原有的文学主张又不够深刻稳定，于是便导致了其文学思想的复杂多元却又不够深刻稳定，其诗文创作也容易流于平易空疏。
　　总而言之，元末这个特殊的时代给了文人多元的选择和文化选择，生活在其中的文人所持的是一种旁观者心态，他们的人格心态和思想构成是十分丰富和复杂的。在这种旁观者的心态作用下，其文学思想也呈现出一种多元化和复杂性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