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元关中的文化层面，可以从宗教和儒学两方面进行研究

　　蒙元时期，民族之间交往的层次变得更加宽泛，同时也促进了文化的多向发展，儒家的孔孟文化、宗教的积极入世在关中地区并行发展，促进了当时的文化程度，也是当代社会发展的必然之路。
　　道教
　　陕西是道教创教和发展的重要基地。春秋战国到秦朝时期，黄老学说就传布秦既地区，形成早期的神仙信仰。相传老子于公元前488年入秦，此算来，道教在陕西已经有二千多年的历史。随着道家学说的分化，在长安地区产生了诸多教派，有五斗米道、楼观道、全真道以及真大道。到了金元时期，特别是蒙元统治中国时期，元廷奉行＂各依本俗＂的文化政策，对道教各个流派均加以承认，并设立了集贤院管理全国的道教事务，在地方各路设立道教提点、道录等，管理地方教务，而且陕西关中地区的三大宗教分别是：
　　大道教
　　大道教又称真大道，该教派稍微比全真道出现略早，也是西北道教发展形成的一个革新流派。在《天宝宫碑》中记载，张清志是李德和掌教时在进入太白山的，后又进入祭南山，相继创建了凤翔天宝宫和京兆的明道观。其中道教主要以《道德经》为经典，信奉太上老君为大圣祖，以＂无为清净为宗，真常慈简为宝。其戒则不色、不欲、不杀、不饮酒、不茹華＂为其教义，教义内容质朴、简约，符合当时战乱的社会格局，对底层老百姓有着相当的吸引作用，教众发展迅速，因而受到金朝统治者的重视。并且在受到金廷的庇护之后，大道教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势力广达西北地区、关陕地区等等。
　　到了蒙元代统治中后期，真大道进一步得到了发展并受到了元廷的规范管理，＂至元五年，世祖命其徒孙德福统辖诸路真大道，锡铜章。二十年，改赐银印二。＂？从这段史料可以看出，到了世祖忽必烈时期，真大道在中原诸路州县已经广泛传播，元廷开始加强对其管理，任命真大道传人孙德福作为主管事，统辖各路教务。到了真大道九祖张清志执掌大道教后，真大道在陕西再次迎来了一个发展的小高潮。
　　楼观道
　　楼观道也是早期道教派别之一，发源于秦岭之北的陕西周至楼观台，以楼观台为道教圣地，对外传教，其教众多分布在长安、华山一带。＂楼观为天下道林张本之地，自文始上仙之后，登真之士无世无之，阅诸仙史，不一而足。＂终至元末，楼观道也未走出秦晚的地域范围之内，是道教众多派别之中唯一一个没有超出陕西的道派。
　　到了金元时期，由于北方战乱，特别是金末蒙古人攻占关中，楼观遭受兵烫，楼观道宫宇在战火中遭受揉蘭，大批宫观废弃，毁坏殆尽，一厥不振；教众四处分散，楼观道处于风雨飘摇之中，仅存的楼观建筑为三门、二亭和一座钟楼。因此在战争的影响下，本就弱小的楼观教派势力也下降到了最低谷，甚至面临着被吞灭的命运。
　　随着蒙古统治者在中原的扎根，特别是关中被蒙古人完全占领后，楼观道却奇迹般的得到了再次发展的机会，而这又得益于元廷宽容的宗教政策。楼观道在蒙元的发展也离不开全真道的鼎力相助，依靠全真道对破败的楼观道宇的修复，使得楼观道再次有了传播布道的宗教场所，教众也渐渐回归。在和全真道的长期合作中，彼此互相促进，共同发展。
　　但到了元代末年，农民矛盾不断，社会再次发生动荡，再加上自然灾害的影响，至顺二年，楼观遭受山洪的袭击，宗圣宫殿被毁，只留存说经台，自此之后，楼观道又一次走向了大衰落时期。后来，楼观道能够再次重新复兴，离不开全真道的鼎力相助，楼观的修复都是在全真道人的帮助之下完成，宗圣宫和各处下院大多都是全真道李志柔口人所建，主持也大多都是全真道古。在此情形下，全真道掌控着楼观道的大多数教务，并慢慢把楼观道派据为己有，成为一大道教丛林。
　　全真教
　　全真教是蒙元时期道教的又一个新的流派，它与楼观道、真大道及正一派等构成了金元时期北方新道教。而在众多的新道教流派中，全真道成为了蒙元时代北方中国最为流行的道教流派，它的兴衰存亡伴随着整个蒙元统治的发展历程。全真道和蒙元统治者紧密相连，全真道历任掌教都得到元廷的封赐，成为执掌天下道口的宗主，元廷对全真道给予了独尊的道家地位，全真教徒遍及中国北方各个地区。全真道因岳处机的雪山西行确立了在道教中的独尊地位，在蒙元统治时期大获发展。全真道观在全国各地如雨后春舆般涌现出来。
　　但全真道派在达到了鼎盛发展之后，其清静简朴，刻苦节欲的传道之风发生胁变。全真宫观过度豪华宏大，一些上层道士往来官府之中，勾结于官场，贪恋现世繁华并且居功自傲，蔑视佛教，加剧了与佛教的矛盾，导致元廷采取抑制全真道发展的策略，致使其地位下降，道教活动逐渐消沉。
　　佛教
　　自成吉思汗南下占领中原地区开始，佛教就得到了蒙古帝国统治者的支持，当时的临济僧人中观及其弟子海云就受到成吉思汗的接见，并受到蒙元统治者的推祟。并且在之后的几代君王时期，都保持了优待僧人的政策。
　　从现存的《萨迦班智达致藩人书》中可以看出藏传佛教僧众逐渐接受了蒙古人统治西藏的诉求，直到世祖立足中原建立大元朝，册封八思己为国师和帝师，掌管天下释教之后，西藏众佛教派别正式皈依元朝的统治，西藏的僧俗官员都接受元廷的任命和册封。西藏成为元朝领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之后，为了加强对西藏的管理，在中央设立了宣政院机构，直接管辖藏区和藏传佛教。虽然元代中后期随着王府的没落，关中地位日趋下降，但是关中的佛学发展依旧兴盛。
　　儒学复兴及发展
　　蒙古人占领中原，巩固统治之后，在社会制度上效法宋、金以来的汉制，同时结合蒙古旧制形成了恃有的二元统治形式：在文化政策上，为了获得中原汉地世家大族以及天下百姓的拥护，提出了尊孔祟儒的口号，对全国的孔庙进行了修复和重建，同时在各地州县兴办学校、建立书院，弘扬中原儒家文化，持别是科举的再次开科，使广大的文人墨客看到了仕途的希望，该些都一定程度上稳定了蒙古统治的社会基础。中原士大夫文化内涵丰富，活动亦甚繁多。蒙古、色目士人多以孔、孟么徒自居，极力宣扬与维护。有廉孟子之称的畏兀儿人廉希宪便是如此。
　　尊孔祭孔的实行不仅缓解了蒙汉意识形态上的分歧，而且使中原没地的百姓对蒙元王朝产生了精神寄托，在心理上逐渐接受被异族统治的事实，降低了蒙汉对時的局面。尊孔尊儒的思潮在元代的兴起要追溯到太宗窝阔台时期。在此时期有一个重要的儒学大师一耶律楚材，是他推动了蒙古统治者对汉文化的重新认识，继而对孔孟之道再次推崇。耶律楚材虽为契丹人，但从小深受儒家文化的熏陶，对化孟经典甚为推崇。蒙元初期，正是在他的诱导下，孔子在元代能够继续袭封衍圣公，享有尊贵的地位，最终儒家文化提高到了国民教育的高度。
　　儒学对关中社会影响
　　虽然蒙古人依靠军事力量强占了陕西地区，但是在当时关中起主导作用的依然是汉民族及其代表的儒家文化，正是儒文化的包容性，接纳了粗狂的草原文化并逐渐认可、渐进交融，加强了关中地区的民族频繁互动和交流，促进了稳定的社会局面。台湾元史大家萧启庆就曾明确提到这问题，在他的著作中谈到来自漠北草原的南下的蒙古人或中亚、欧洲东来的色目人，虽然社会上有着巨大优势，但文化朴实，远远敌不过有着悠久历史的孔孟儒家文化，因此这些民族必然受到中原文化强势的覆盖，民族融合不可避免。
　　关中地区承载着秦皇汉武的文明盛世，几千年的文化氛围一直笼罩在关晚大地之上，虽然有元一代实行严格的阶级对立但是这并没有阻碍关陕平原上的民族间交往，儒家文化的传承，相反生活在陕西关中的众多民族互通有无、彼此融合，对儒家文化达成了共识，促进了蒙元关中儒学大发展大繁荣的新局面。
　　总之，关中平原作为人类历史上文明的发源地之一，印有人类生生不息的繁衍轨迹以及源源不断的文化传承，是历史长河中不可或缺的一枚瑰沒星珠。时代的车轮银转到了蒙元帝国之时，在这个古老的大地上依然释放着明媚的星光。而薪火相传的灿烂华夏文化依然闪耀在关中的沃王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