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父亲这一生，来的干净，走得明白仅以此文追忆我的父亲

　　我们祖籍是内蒙古土左旗善岱乡安民村，按照老人们的记载，是清朝道光年间从山西走西口来的口外。1930年夏天六月的一天，我父亲出生。
　　这个地方，处于黄河北岸，以黄河为界，南岸是内蒙古托克托县北部，北面是内蒙古土左旗，在黄河水的淤积、渗透下，这里的土地形成大片的盐碱滩，就是人们日常所说的那种沼泽地。每到春天，和煦的春风一吹，土壤中的大量盐碱成分就被蒸发了出来，远远望去，白茫茫一片，犹如下了一场大雪。假如遇到春汇地，不了解这里的人无意中走进去，很可能陷进去出不来。土地非常贫瘠，可耕种的粮食作物屈指可数。
　　这世界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则，加之我们是一个农业大国，民以食为天，越是土地贫瘠的地方，由于民不聊生，就越是不太平。故此，解放前这里土匪横行无忌，时不时冒出来，也时不时闯进村里祸害村民。
　　上世纪三十年代，由于之前北洋军阀混战不休，后来的新军阀蒋介石政府尽管名义上统一了国家，但也没有能力管理好国家，导致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老百姓生活特别贫困，地里打不出多少粮食，又经常发生匪患，老百姓吃不饱，只能经常挖野菜度日。因此，我父亲、母亲的童年遍尝了人世艰酸。有一年，因为误吃了一种有毒的野菜中毒，尽管后来捡了一条命，我父亲一边脸上却留下了一片永久的疤痕。
　　好在有中国共产党出头，带领中国人民推翻了旧世界，建立了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
　　新中国成立第三年的1951年，由于新政府需要大量工作人员，政府便在民间广泛招聘有文化的人员，以补充政府各部门力量，上过四年私塾的父亲立刻报了名，成了内蒙古萨拉旗粮食局一名工作人员。
　　国家初建，许多单位没有自己的办公场地，粮食局工作地点选在当地一个城隍庙里办公。
　　工作地点离家很远，父亲只能住下来。单位给父亲选择的居住地是城隍庙原先的一个仓库，简单收拾了一下里面的杂物，用土坯搭了几块木板，就算是父亲的临时宿舍了。
　　因为生活条件不好，吃不好，睡不好，加上冷热不均，工作又忙，几个月以后，父亲就病倒了。找当地一个中医给诊治以后，医生悄悄告诉粮食局领导:＂这个人不行了，活不了几天了，他现在不能工作了，急需要休息。＂
　　粮食局领导经过商量以后，让父亲回家一边继续接受治疗，一边休息。
　　被医生判了死刑的父亲，回家以后经过一年多的治疗休养，身体神奇般地康复了。一年后，父亲再次来粮食局报到，要求工作，使粮食局领导大为惊讶，也非常惊喜。因为当时工作人员严重不够，加上父亲有工作经验，局领导让父亲担任了粮食局人事股股长，工资是47万，那时的钱票面金额大，其实就是后来的47元。不过，那时的人民币购买力是非常强大的。根据电视剧《特赦1959》记述，五十年代时一斤大米五毛钱，47元钱，可以买到将近一百斤大米。一个人的工资养活全家几口人绰绰有余了。
　　父亲生前每次讲到这段经历，都会深有感触地说，那时的政府是真清廉，我们每个人真的是非常努力，老百姓非常拥护政府。政府工作人员走到哪里，老百姓都是热烈欢迎，热情接待。
　　父亲再次工作不久，吸取了以前的教训，把母亲和两个姐姐也接到了单位一起住。
　　这时，粮食局领导接到当地群众举报，说粮食局里有一个工作人员经常下饭馆，抽的烟也是好几毛钱一盒的，和他个人每个月收入明显不匹配，怀疑这个人有贪污行为。局领导把这件事的调查工作交给了父亲。
　　这个人和父亲同样，当时也只有二十多岁。父亲本不想难为他，把他请到办公室，平心静气地让他自己好好说一下，他自己的生活为什么那么奢侈。
　　父亲曾经对我说:＂他比我稍微小点，我的意思本来是想让他自己交代出来，然后再让粮食局领导从轻发落，给他个警告也就行了。无奈他抗拒调查，就是死活不交代。结果可想而知，对党对政府不忠诚的人，政府是不想留的。＂
　　后来调查结果是，这个年轻人把农民交来的粮食，采取打白条的做法，粮食自己卖了，拿到钱以后，自己挥霍。一共贪污四百多块钱，被开除公职。
　　五十年代后期，内蒙古水利厅准备在呼和浩特市东郊某村修建一座水库，这个村在康熙皇帝西巡绥远省（今内蒙古）时，钦定为归化市（今呼和浩特市）的菜园子。周围有大片河水灌溉出来的黑油油的良田，村南是一条由东向西日夜流淌不息的黄河重要支流——大黑河，北面、南面是山，东面延伸出去，一直到大山深处，有二十多里地，地形特别适合修建水库。
　　由于那时缺乏干部，我父亲被内蒙古水利厅借调到这里，担任水库保卫部负责人。我们全家由市民户口全部落户到这个村里。水利厅调动十万民工修建水库，一年后，因为上面气象部门预测六十年代初期会有一次特大暴雨来临，如果水库被这次暴雨袭击，很难保证不决堤，西面四十里地的内蒙古自治区首府呼和浩特市将会有灭顶之灾。故此，水库修建一年后被迫下马，不修了。
　　水库下马以后，父亲被调到呼市郊区农机队（又称为拖拉机站）担任负责人。再后来，又调回当地公社担任副书记，主管下乡的知识青年工作。再后来，是去呼市郊区化肥厂、化工厂担任车间主任，直到退休。
　　退休以后，父亲回到村里，种了十几年自家的承包地，年龄大了，我们这时兄弟姐妹七个已经都出去到了城里工作了，各自成家立业。在我们的劝说下，父亲把承包地租种了出去，没事可干了，开始迷恋上了打麻将。不过，他并不痴迷，每天打八圈，然后掉头骑着电动车回家。
　　父亲退休以后这几十年，几乎没有怎么让我们太操过心，只是这几年他年龄大了，得过一次哮喘病，右手肿过一次，住过两次医院，都被轻松化解了。不过，2022年冬天这次疫情期间，他终于还是没有熬过去，永远离我们而去，走了。
　　几年前，父亲说起他当年最初参加工作的单位萨拉齐粮食局，我们兄弟两专程开车陪他去了一趟。可惜，时过境迁，物是人非，经过了四五十年，如今的萨拉齐，已经旧貌换新颜，再也不是过去的模样了。已经由过去的一个小镇，变成了一座漂亮的现代化小城了，原先粮食局驻地那个城隍庙已经不复存在了，代之而有的，是一个设施齐全的宾馆。为了满足父亲的愿望，我们在宾馆住了一夜，也算是故地重游了。
　　让我聊以自慰的是，父亲自始至终是清醒的，他干了几十年工作，职位不高，实权不小，但他从没有以权谋私，也没有贪赃枉法。他常说:＂我经历了新中国所有的运动，五十年代反右、三反五反，六十年代的四清运动、文革，每次开展整顿干部作风的活动，我都没有被上级查出任何问题。＂一直到他去世前，他还在告诫我们一定要遵守国家法律法规，清清白白做人，光明磊落做事。
　　遵照九十二岁高龄的父亲生前遗嘱，他去世后，他的后事，我们一切从简，没有收过亲友一分钱礼金，没有大张旗鼓请客吃饭，只是一家里没有感染病毒的兄弟姐妹和几个孙女、外孙，简简单单送走了父亲，让他回到他童年生长和记忆深刻的故乡，入土为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