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夜风吹冷，病毒掠过小山村

　　壹
　　坐在门口的板凳上，火盆里的木柴烧得噼里啪啦，火焰照得前胸和脸膛发烫，一丝冷风吹过，后背就像装进了冰箱，怎么捂紧棉衣都瑟瑟发冷，这是川北冬天的深夜，雾气升腾，寒风吹彻，每一个冬天都很煎熬，也是老年人的大考，特别是今年。
　　＂以前可没有这么好的柴火烧，都是烧稻草。＂我们围着火塘烤火，跟堂兄一起守灵给他父亲，堂兄没有跟我们多讲他父亲怎么死的，人过八十，寿终正寝算是喜丧，堂兄没有悲伤。他谈起农村的柴火已经富足得可以整日烧着，觉得十分幸福，的确我离开家的时候，山上地里的每一片枯枝败叶都被捡得干干净净，用它烧饭用它烤火，现在年轻人都出门了，人少了，做饭又用上了天然气，后山的树林已经茂密得无法下脚。
　　说起父亲的死，堂兄只是简单的说头几天晚上咳嗽得厉害，没太在意，早上起来看已经没了气息。他父亲抽了一辈子的旱烟，肺早已黑了，前两年到医院检查过，住了几天院，实在不想待里面，主要是没人伺候，他老婆要在村上小学教书，自己要跑车拉货，两个子女也在成都上班，家里根本就没有人手在医院照顾，虽然他有三个兄弟，但情况都差不多，有两个还跟着子女去了外省，一年半载也难得回家一次。
　　我说，你没有检测一下是不是得了新冠病毒，他说，这时候上哪里检测，前几天村里打吊瓶都排着长队，再说农村也没有那东西，他指的是抗原检测。他又叹了口气，是有怎么样，现在市里的医院根本住不进去，这半个月感染的人哪里还有地方住院，市里就这么一个三甲医院，看起来有一千多个床位，但我们全市有三百万人，正常年份走廊过道都摆着病床，人都没法走动。这情况我是知道的，我母亲八年前住院也是好不容易才等到一个床位。
　　堂兄又说，他父亲也不想死在医院，还指望着上山呢。
　　我们这里把死后埋在自己的坟地叫上山，大部分坟地都在山坡或者山脚下，一般家族按照姓氏有自己的坟墓聚集地，前几年我拔开我们家的祖坟墓碑时，上面还写着同治皇帝的年份，本姓老人去世都围绕这一圈坟地埋葬。
　　老人们还是有一个念想，死后一定要土葬，一定要埋在自家的坟地上，那里有他们的父亲祖父还有兄弟，在那里他们不会孤单，在那里他们还可以看着子孙后代的繁衍生息。
　　而死在医院，必须得火化，这让很多老人十分恐惧。貮
　　我是三天前回到我们村的，川北一个偏远的小山村，我在这里生活了二十年，父母还在的时候，每年都会回来几趟，陪他们待几天，看到他们年纪越来越大，我知道他们不可能永远坐在门口等我，总是尽量多陪陪他们，还专门给他们拍了一部纪录片，把生活点点滴滴都记下来。现在他们都走了，有时候翻看纪录片，好像他们还在跟我说话。
　　这次回来，一是父亲走了三周年，要回来上坟，按照农村的说法，三年后他已经不再跟我们在一起了，完全到另一个世界去了，算是一种告别。本来是三个月前的周年忌日，但那时成都疫情很严重，波及川内各个村寨，我们村也风声鹤唳，对从外面回来的人员另眼相看，关在家里哪里也去不了，只好作罢。
　　终于等到12月初管控放开了，现在一路驾车回家，没有了核酸没有行程码没有随时冲上来的盘查，短短三个月，恍如隔世。
　　二是本家大伯前几天去世，也应该回来看看，堂哥虽说是咳嗽，堂嫂说其实也发烧了，喊了一夜的浑身疼，早晨5点离世。
　　本家大伯和我父亲是本族硕果仅存的两个长辈，三年前回家陪父亲的时候，看到他俩常常结伴在乡间小路上遛弯，忙碌了一辈子，终于在晚年得了片刻空闲，夕阳之下，身影异常安宁，偶尔树丛里飞过一只山雀。
　　他们走在路上，总是会追忆以前的生活，说走了几天的路到哪里修水库，说六零年闹饥荒的时候村里谁谁走到水田边，一跟头栽进田里，就再也没有起来。那些故事似乎已经遥远，又似乎就在昨天。
　　到这个年纪已经不避讳死亡，并且看得非常淡然，毕竟活到八十岁已算高寿了，村里谚语：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叫自己去。大多数跨不过这个坎，我奶奶在八十四的时候已经气若游丝，整日昏沉的靠在床上打盹，于是家里长辈请了神仙做法事，希望能再延续几年，果然又延了两年寿命，安静的蜷缩在自己的老式木板床上驾鹤而去。
　　这几年老人已经不像以前自然终老于床上，朱大叔的儿子是医生，收入颇丰，每年都弄到重庆的医院检查，年纪大了总是有毛病，于是最终病死在医院的手术室里；邻家杨二妈的子女在城里发了家，老伴死后本来也接了她过去去，但和儿媳怄气，坚决回到自己的老房子，在前年冬天烤火的时候，打了盹一头栽进火坑，等邻居发现，已经烧得只剩下骨架；隔壁王大爷始终不愿意跟子女住一起，七十多了还自己洗衣做饭，在赶集买菜的时候，被疾驰的轿车撞到桥下。
　　父亲是幸福的，他预感到自己的日子到了，呼吸困难的时候坚决阻止哥哥把他送到医院抢救，车走到医院门口又掉头回来，刚刚回家就走了。
　　父亲也是幸运的，在疫情到来前几个月走的，没有戴过口罩，没有做过核酸，也没有看到我的生活在这三年里变得狼狈不堪，疲于奔命，他爱我们，看到了肯定难过，我也很难像以前那样随时回去看望他，三年来那些层层叠叠的绳索让人望而生畏，举步维艰。
　　说起病毒，堂兄说三年前大家都很恐慌，出门小心翼翼的，天天盯着电视看，反反复复弄了三年，现在已经无所谓，就是得了觉得也是老天爷的意思，轻的当个感冒，重了就当老天该收人了。
　　并且每年冬天很多老人都捱不过，大家都看得开。
　　这和我看到的完全不一样，在同学圈朋友圈里看到的都是哀鸿遍野，大家分享各种防御妙法，传递各种新鲜讯息，描述各种症状，形容各种痛感。
　　在川北这个闭塞的小山村，很少有人知道什么叫奥密克戎，这个名字太拗口，也没有谈论新冠病毒，那已经是遥远的话题，但大多数都感冒过了，我哥哥咳嗽了一宿，都没吃药，第二天照样出门干活去了。原来村里不让大家聚集，现在放开了，人们有聚在村口的老槐树下，谈着今年的收成。
　　叁
　　第二天，我到村里的卫生室看看究竟。
　　早上天还灰蒙蒙，卫生室还没开门，但已经站了七八个同村的老人，咳嗽声此起彼伏，有人开始抱怨医生迟到，准备打电话，村医就是邻居，大家都很熟，有人表示再等等吧，要理解村医的辛苦＂昨天看到晚上十二点，可能太累了，铁打的也熬不住，连续搞了十多天了。＂
　　不一会儿，村医骑着摩托车从山脚下的羊肠小道冲上来，大约五十多岁，我不认识，看长相应该是老村医的儿子，后来一问，果然是老董医生的四儿子。
　　老董医生从解放后就是我们村唯一的医生，在六十年代，受过短暂的赤脚医生培训，从我父亲生病到我生病都是他看，方法很简单，看看舌苔，摸摸脉象，打开背了几十年磨得油光锃亮的医药箱，从几个药瓶子倒出几粒小白片，用孩子们写完的作业本裁成小纸片，包成单独的小包，嘱咐饭前还是饭后服用，往往药到病除，而药钱只要几毛。
　　我一直对老董医生的药箱子充满好奇，想看看里面藏着多少宝贝，总是能医治各种毛病。十年前，老董医生在一个黄昏的下午，跌入村里的小河沟淹死了，那天他刚给一个小孩子看好了病，家里人邀请他吃饭，多喝了几杯，回家路上摇摇晃晃，栽到河里，可能酒劲过大，没有爬出来。
　　老董医生死后，村里没有了医生，也没有外面学医的年轻人愿意过来行医，毕竟这里的条件肉眼可见，于是村里干部动员老董医生十个儿子中的老四接过衣钵，本来老四正在外面工地烧电焊，他那点医学知识还是趴在父亲的药箱子上学的，但现在没人继承他父亲的事业，最后勉为其难的背起了药箱子，继续奔走在山间给老人小孩看病。
　　小董医生管着村里两千多人的小毛病，也就是看个头疼脑热，大毛病还是要到市里的大医院。
　　肆
　　小董医生看了一眼门口等待的老人们，说句＂莫着急哈，没啥事撒＂，打开了卫生室的门，让大家排着队，保持距离，不要像以前团团围住，我站在门口没进去，有的老人还认识我，打个招呼。
　　排队的老人们相互之间摆谈着自己的症状，有的咳嗽太厉害了，整宿都没法睡觉，有的嗓子疼得厉害，说喝水都难以下咽，有的浑身疼痛，想下刀子割一样，毛病各不相同，通过抱怨几声，或许能缓解暂时的痛苦。
　　但说到最后，都会说一句，＂六零年死了那么多人，我还怕啥子嘛，死就死吧。＂
　　小董医生还是看舌苔，摸脉象，量体温，听心跳，测血压，跟老董医生的路数一摸一样，只不过设备多了一点，穿上了白大褂。
　　症状比较轻的，开点口服感冒药，有发烧的开几片扑热息痛，跟四十年前他父亲给我开的药差不多，已经没有布洛芬片了，也没有什么莲花清瘟，他说也不给开这种药，老人们不太认这个药。梁上老何家的老大爷胸闷加上咳嗽，小董医生让他躺在唯一的病床上，挂上了吊瓶，几分钟过后，已经鼾声如雷。
　　到十点半钟的时候，来看病的已经少了，有过路的老乡进来问问，说下症状，开几片药就回去了，跟在市场上顺带买根萝卜一样简单。
　　抽了一个空档，我进去跟小董医生聊了几句，生活在一个村子，一说就都知道了，他也大不了我几岁，跟我哥哥是小时候的玩伴。
　　说起这次变化，他们已经有所预料，12月初的时候，乡里的卫生所让他们再坚持几天，那时管控还非常严格，他一个人负责整个村子的核酸，三年下来已经精疲力尽了。
　　很快，12月8日乡里卫生所在群里发出通告，第二天不再做核酸了，回来的人也不用隔离了，然后让大家准备点感冒药，准备收治发烧感冒的病人。
　　因为以前村医不允许接受发热病人，上面还隔三差五过来检查，看看有没有收发热的，有没有感冒药，小董医生也就懒得操这份心，很久都没有进感冒发烧药了，进了也赔钱，本来村医收入就微薄，药价也很便宜，还要冒风险，谁会去做这种冤大头的事。
　　第一波发热的人是在放开一个礼拜之后，排队到了小学校门口。本来冬天感冒发烧的就多，这里冬季湿冷，白天温度只有几度，晚上更是寒冷透骨，有时候起来上个厕所就冻感冒了，所以我宁愿呆在北方零下二十度的寒冬，那里毕竟室内有暖气，可以穿着短裤待在屋里，而在川北，半夜起床是一场噩梦。
　　很快小董医生压箱底的五瓶布洛芬就见底了，赶紧进了几百片扑热息痛，好在山里人并不娇气，不需要昂贵的药，几毛钱的药也能对付。
　　伍
　　他说他的方法很简单，头疼医头，脚痛医脚，反正这个病也没有特效药，有咱们也吃不起那几千块钱一盒的辉瑞药，就算了，操不起那份心。
　　我又问现在我们村感染了多少，他笑了笑，除了你们外面回来的，基本上都阳过了，看我惊讶的表情，接着说，大多数都不知道，只有我知道。用不着告诉他们，就说是感冒，农村人没那么多概念，说多了，反而吓住了，就说是感冒，大家都懂，即使他们晓得是病毒感染的，也相信是个感冒，心里放轻松，心情才会好，身体才能好。
　　我问了他最后一个问题，如果因为感染死了怎么办？
　　他稍稍迟疑片刻，回答了我的问题，即使感染了，我们也尽量不去大医院，现在那里已经人满为患了，去了不一定能治好病，但肯定增加了焦虑，如果死了，我们就当作正常的生老病死，在农村这是正常的事情，迟早都有这么一天，年纪大的人更不害怕，因为他死在了自己的屋里，感觉不孤单，还有子女邻居料理后事，不会死无葬身之地，大家都看得开。也没人埋怨，我们都知道这是自己的命。
　　其实也没死那么多，不像谣传的那么吓人，他并没有透露放开究竟多少人死于感染。
　　我不由得感慨，小董医生不仅是村医，还是乡村心理抚慰师，他深知父老的心理，做了最好的安排。
　　不由得又想起他父亲，以前村里有人去世，老董医生还充当司仪，并不收取费用，只是帮忙而已，整夜念着悠长的我听不明白的古老悼词，家属们打着盹他也不生气，里面躺着的都是他的熟人和病人，也许那一刻他在和他们做最后的告别。
　　从村卫生院出来，山顶上露出一丝惨白的太阳，这是连续一个礼拜来头一见到阳光，给弥漫着寒气的村庄洒下些许温暖，人们开始从屋里走出来，享受着难得一见的太阳光抚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