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新变法和平救亡的最后机会

　　一，变法背景
　　《马关条约》签订后，举国哗然。蕞（zui）尔小国大败＂天朝上国＂，很多人为之梦醒。
　　由于日本通过《马关条约》获取了太多的权益，进而引起西方列强的不平衡、妒忌与羡慕，割地赔款大大刺激了 列强瓜分中国的野心。1898年至1899年，列强竞相租借中国沿海港湾并划分势力范围，中国已陷入＂瓜分豆剖＂之地。居住在香港的谢缵泰（缵，音zan，四声）创作了《时局图》，以警示国人。
　　谢缵泰《时局图》
　　国家日益沦丧，国人无不痛心疾首。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洋务运动中开始出现，随着列强侵略深入，资产阶级试图通过发展民族经济、实现国富民强来挽救民族危亡。早期民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敏锐地意识到了洋务运动的弊端，学习西方停留在器物层次是不行的。王韬、郑观应、黄遵宪、薛福成等人开始介绍西方政治制度，他们的文章中大量使用＂议院、君权、民权、君主、民主、君民共主、自由、平等＂等词汇。
　　甲午战后，随着列强侵略和外国资本大量输入，中国自然经济进一步解体；同时，巨额的战争赔款让清政府陷入严重的财政困难。这促使清政府不得不＂听从民意＂、明令允许民间投资设厂。这至少把捆绑在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身上的封建主义绳索，进行了＂松绑＂。
　　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趁机从中国封建主义与外来资本主义两块巨石间探出头来，获得了三四年初步发展的机会。
　　清末状元张謇（1853—1926），在自己的家乡江苏南通创办大生纱厂（《周易》中＂天地之大德曰生＂），以图＂设厂自救＂。此后又涉足农垦、航运、机械、面粉、榨油、制盐、贸易、金融、房地产等领域，走出了一条农、工、商相结合的经济发展之路。
　　在实业救国的热潮中，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初步发展起来，但也存在资金少、技术薄弱、主要集中在轻工业等缺陷。
　　二，维新变法
　　壮大并成长起来的民族资产阶级，开始探索与洋务运动不同的＂救亡图存＂之路。
　　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深知中国要图强，必须要变法。康有为开始著书立说、收徒讲学，传播＂求仁之义＂＂中外之故＂＂救国之法＂，从思想动员到开阔眼界再到实际操作，为变法图强做准备。
　　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举国哗然，康有为、梁启超等在京举人上千人签名上书光绪皇帝，提出＂拒签和约、迁都抗战、变法图强＂等建议。史称＂公车上书＂。
　　此后，维新派创办《时务报》、《国闻报》等报刊，发表文章，开办学堂，筹办学会，宣传维新变法。期间受到顽固派张之洞、王先谦、翁同龢等人仍顽固坚持继续洋务运动的路线。双方围绕要不要变法，要不要兴民权、设议院、实行君主立宪，要不要废八股、改科举、兴西学，三个方面展开论战。维新派得到光绪皇帝支持，加之新思想得到进一步传播，戊戌变法的条件日渐成熟。
　　百日维新
　　光绪皇帝（1871—1908）
　　1898年6月11日，光绪皇帝发布《明定国是诏》，宣告＂大小诸臣......发奋为雄，以圣贤义理之学植其根本，又须博采西学之切于时务者实力讲求，以救空疏迂谬之弊。＂变法开始。
　　变法内容：
　　政治上：改革行政机构，裁汰冗员，广开言路，准许旗人自谋生计等；
　　经济上：奖励农工商业、设立农工商总局、铁路矿务局、商务局，奖励发明创造，编制国家预决算等；
　　军事上：裁减旧式绿营兵，改练新军，采用西洋兵制等；
　　文化教育上：创立京师大学堂，将各省书院、寺庙改为高等和中小学堂，一律兼习中学和西学，废除八股，改试策论，开设经济特科，准许自由组织学会等。
　　变法法令旨在推进中国发展，但一些内容触及到封建守旧势力的利益，加之变法过程中存在＂帝党＂与＂后党＂的权力斗争，最终慈禧太后还是以维护自己的权力为主要目标，发动政变，囚禁了光绪皇帝，杀害了谭嗣同、康广仁、林旭、杨深秀、杨锐、刘光第等六君子，破坏了维新变法运动。
　　大清政府失掉了和平救亡的最后机会！
　　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
　　百日维新之后，更多的中国人对清政府失去了信心和耐心，开始聚集到以孙中山为代表的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麾下，中国历史即将进入以暴力推翻清王朝为内容的历史发展新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