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科学与环境的密切关系

　　自然科学只是理解自然的诸多方式之一。随着时间的推移，生活在拉丁美洲不同地貌的人，发展出了复杂多样的方式，来帮助他们了解周围的世界。
　　美洲的原住民群体已经发展出数百种当地的环境知识体系，而欧洲的征服，也为当地的环境知识增加了新的种类和层次 。虽然自然科学在征服美洲的过程中被引入，但在19世纪，拉丁美洲的政治和知识精英便开始利用自然科学来调查自然世界，并利用自然来促进国家发展。
　　在19世纪和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科学的主要目标是让拉丁美洲的＂原生地＂景观尽可能地保持生产力。自二十世纪中期以来，出现了一股新的逆流，它侧重于利用科学来保护生物多样性，并促进可持续性 。在漫长的19世纪（大约从海地革命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拉丁美洲的殖民地和国家政府利用自然科学来促进当时的自由主义政策，即出口导向型发展。
　　十九世纪初的独立战争，标志着西班牙和葡萄牙的美洲几乎完全非殖民化；只有古巴和波多黎各仍然在西班牙手中。大多数国家通过商品出口来追求经济发展，为全球北方的工业化市场生产热带商品，这些市场对拉丁美洲的产品似乎有着永不满足的欲望。而拉丁美洲的精英们认为该地区的自然资源实际上是无限丰富、取之不尽的。这些资源将被用于促进国家经济发展。
　　古巴人说，＂没有糖，就没有国家＂。到19世纪末，巴西的咖啡产量是世界其他国家总和的四倍，而古巴是世界上最大的咖啡生产国。当看到巴西广袤的土地时，这种挥霍的意识形态也许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即使像古巴这样相对较小的地方的精英们也有着同样的想法。
　　十九世纪初，各州雇用自然学家绘制新国家的地图，并对其植物群、动物群和其他自然资源进行清点。这些自然历史目录是为了实用；各州需要现有和潜在的出口商品以及其它有用的自然资源的目录。
　　大约在1880年至1930年间，拉丁美洲几乎每个国家都编制了国家植物志。这些植物图谱的目的是全面的；因此，博物学家们探索他们的国家领土，进行艰苦的旅行来收集植物和绘制领土图。他们还试图综合博物馆和国外植物园中有关国家自然的所有植物学知识。这些博物学家也有选择地挪用和吸收来自原住民群体、农民和其他人的当地环境知识。这些清单对拉丁美洲的环境产生了一些意想不到的见解。拉丁美洲热带地区的一些景观是物种多样性的家园，远远超出了人们的预期。虽然＂生物多样性＂这个词直到二十世纪晚期才被提出来，但这个概念在这一时期就已经有了根基。
　　到了19世纪末，各国也开始利用自然科学来解决新出现的环境问题，其中许多问题是由密集的商品生产造成的。显然，拉丁美洲的许多景观，并不像早期观察家所认为的那样丰富。农业文化的惊人扩张产生了一系列新的环境问题。大规模的退耕还林夺走了土壤的养分，该地区的许多主要作物遭受了前所未有的疾病和虫害 ，这是强化生产的结果，也是生物体在全球南部加速流通的结果。这些问题需要专业的知识，为农业科学开辟了一个新的空间。
　　农业科学作为一门研究学科出现在19世纪初的德国，而农业实验站则迅速逼布欧洲和北美。农业科学开始包括广泛的科学学科，包括农业化学、经济能源学、植物病理学以及植物适应性和育种 。巴西圣保罗的咖啡种植者在19世纪8o年代末组织了一个州级实验站，重点关注在咖啡生产的问题上。其他农业试验站很快就在拉丁美洲各地出现了。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到冷战结束的七十年间，拉美国家跨越政治将科学家列入国家主导的现代化项目中。他们希望科学能做到自然所不能做到的。
　　从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开始，拉丁美洲的农业实验站承担了一个新的重要角色。1938年，哥伦比亚咖啡种植者联合会组织了一个咖啡重新搜索站，研究咖啡生产的所有方面。农业农村科学家试图帮助拉丁美洲的农场应对日益多样和剧烈的疾病和虫害。例如，古巴和波多黎各的实验站从爪哇引进了新的糖类杂交品种，以减轻甘蔗马赛克病毒的影响。为联合果品公司工作的北美科学家致力于防治威胁中美洲香蕉生产的巴拿马病。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拉丁美洲的科学家（与全球的农业科学家一起）推动农业的＂技术化＂，以大幅提高农业生产力。重要的是，这些提高生产力的努力集中在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上。
　　这些新的＂绿色革命＂技术包括一揽子的杂交种子，以及化学肥料、杀菌剂和杀虫剂。传统出口作物的生产者也对他们的农场进行了技术改造，通常是在国家实验站以及政府机构（如1973年成立的巴西农业研究公司）的科学家和推广人员的指导下。
　　例如，咖啡种植者取消了遮阳树，并取代了他们的老式的伴随着新的杂交＂太阳＂咖啡品种（其中许多是在巴西开发的）。这样看来，科学可以取代自然。在短期内，技术化确实在生产力方面产生了巨大的飙升。 但这些增长往往有巨大的经济和生态成本。
　　当农业科学专注于技术化时，更传统的自然史扩大到包括较新的田野生物学实验方法，最终演变为生态学科学。这些新的生态科学试图了解自然界的模式和过程，物种的分布，以及物种与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小规模的博物学家团体继续进行清查和生态研究，并公开游说自然历史研究的重要性。
　　从20世纪20年代中期到40年代中期，巴西国家博物馆的生物学家共同努力，向巴西公众和国家强调生物学的重要性。保护和保存自然（特别是森林）成为这一时期生态科学的关键主题。林业工作者对森林的砍伐和野生环境的破坏表示日益震惊。他们鼓励各州建立国家公园和自然保护区方面发出了主要的声音。
　　例如，在Lazaro Cardenas（1934-1940）的管理下，墨西哥政府创建了40个国家公园，以促进对自然的合理管理，同时也促进社会公正。在随后的几十年里，特别是在20世纪60年代，其他国家公园也在拉丁美洲各地建立起来，尽管许多国家公园不过是＂纸上谈兵＂，名存实亡。科学家和国家通常从功利的角度来考虑保护问题 。他们主要关注的是为了人类的利益而长期使用自然资源的问题。
　　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由于地方和全球环境运动的出现，生态学（作为一门学科）重新获得了全球重要性。在全球北方，Rachel Carson的《寂静的春天》（1962）动员了一场关注农业现代化影响的环境运动，特别是农业化学品对人类、动物和景观的影响。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生态学家和环境运动之间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并扩大到包括工业污染和森林砍伐等问题。
　　冷战的结束以及债务危机和结构改革的出现（从80年代末开始，一直持续到90年代），标志着短暂的20世纪的结束和拉丁美洲历史上一个新时期的开始。大多数拉美国家逐渐向民主过渡。同时，国际贷款机构强加的结构改革，迫使许多负债累累的拉美国家削减公共开支。科学研究机构的预算被削减或被完全关闭。
　　1992年，里约热内卢举办了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来自170个国家的代表和几千个非政府组织参加了会议。这次会议标志着重点的重大转变∶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可持续发展的主题成为环境科学研究的核心重点，包括纯科学和应用科学。 与此相关的另一个转变是，环境本身成为人们关注和辩论的对象。在前几代人中，人们把环境问题作为解决政治和经济问题的一种方式，而不是作为本身的问题。
　　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生物多样性成为国际环境运动的关键焦点。几十年前还在环境科学后方的保护科学家，现在成了该学科的核心。关于生物多样性（和森林砍伐）的全球辩论围绕着亚马逊雨林的破坏展开，亚马逊雨林在1960年代、70年代和80年代被巴西独裁者作为现代化计划的一部分而开放和殖民。
　　可持续性的论述也进入了农业科学领域。农业的可持续能力变得和生产力一样重要，而生产力在过去两个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一直主导着农业的研究。在一些利基行业，特别是针对＂道德＂消费者的高价值奢侈品，如咖啡，农业科学家帮助开发了有机耕作法。
　　20世纪90年代，古巴的农业科学家帮助该国在面临石油和化学品灾难性短缺的情况下采用大规模的有机农业。虽然有机农业在某些条件下得到了普及，但可持续性的范式并没有取代19世纪和20世纪的生产主义和功利主义范式。
　　一些国家，如巴西、哥斯达黎加哥斯达黎加和玻利维亚通过立法建立可行的公园和生物圈保护区，在保护其生物多样性方面取得了相当大的进展。 但这些保护措施不断受到威胁。虽然农业研究人员越来越重视可持续发展，但许多高度现代主义的农业做法仍然存在。
　　大豆农业在南美洲南部的快速和大规模扩张涉及到许多现代主义农业的标志，包括使用转基因生物、农业化学品和大规模的土地景观变化。这个现代的＂大豆共和国＂包括了巴西南部、玻利维亚、巴拉圭、乌拉圭和阿根廷的部分地区。尽管可持续发展的话语现在充斥着环境科学，但拉丁美洲的大量研究仍然集中在生产力和暴利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