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大昉研究员我是转基因推手第一人，不惧怕咒骂

　　知识分子坦荡荡 ，妙手补天女娲惭 。
　　惊涛骇浪苍龙立 ，吐纳九州风云激。
　　笑傲天穹对日月 ，热血丹心抛残躯。
　　为国忍将生死付 ，一腔浩气满乾坤。
　　网舆狂飙疾带雨 ，乱云横渡我争先。
　　开创纪元袁老赞 ，翻遍青史有几人？
　　生死坦荡真硬汉 ，山河巍巍一昆仑。
　　巍巍丰碑永不朽 ，耿耿忠心是国魂。
　　后世莘莘当效仿 ，我今有幸共天地！ ＂怀疑探索者＂卷首按语
　　＂我是支持转基因技术的第一人，不惧怕咒骂。＂黄大昉研究员的话掷地有声。
　　为此，我＂怀疑探索者＂于今晚（2021年7月7日）谱写了一首诗词：知识分子坦荡荡 ，妙手补天女娲惭 。
　　惊涛骇浪苍龙立 ，吐纳九州风云激。
　　笑傲天穹对日月 ，热血丹心抛残躯。
　　为国忍将生死付 ，一腔浩气满乾坤。
　　网舆狂飙疾带雨 ，乱云横渡我争先。
　　开创纪元袁老赞 ，翻遍青史有几人？
　　生死坦荡真硬汉 ，山河巍巍一昆仑。
　　巍巍丰碑永不朽 ，耿耿忠心是国魂。
　　后世莘莘当效仿 ，我今有幸共天地！
　　中国农业科学院生物技术研究所研究员黄大昉
　　2021年7月6日，网易号＂佣兵敢死队＂发表《请从抵制转基因食物和食盐添加剂入手》一文。我已经在《道法自然，所以应该抵制转基因？那是你文化太低》中做了逐一的反驳。我在前文中指出：所谓的＂原生态＂＂纯天然＂属于虚幻理念，在自然界本不存在，鼓吹者严重违背历史事实。此外，对＂佣兵敢死队＂曲解＂道法自然＂的含义，我也做了一些揭露。我指出：无论是道家师祖老子，还是＂天道规律＂，都不反对人工干涉。转基因现象本就是所有自然规律中最基础本质。甚至跨物种转基因现象都在自然界中无处不在、比比皆是，且至少存在了几十亿年历史。没有转基因，地球上就只有矿物质，不会有任何生命存在。
　　下面我特别转载三篇旧文，作者是中国农业科学院生物技术研究所研究员黄大昉。一来源于《光明日报》，一来源于《科学时报》，一来源于《人民日报》。虽然这三篇文章是8~11年前就已经发表过了，但时至今日依然有极大的参考价值。我认为，好文章就应该被挖掘出来，留存于后世。前事不忘，后事之师！黄老在1996年就曾经很硬气地说：我是推广转基因技术的第一人，不惧怕咒骂。
　　再贴一篇科普文章《斯诺登揭秘过转基因吗？评《转基因专家极力回避的问题》》。里面用大量的事实证明：地球自几十亿年演化生命以来，就发生了无数次跨物种转基因现象。黄大昉研究员：科学理性，学术争论的底线
　　我黄大昉是支持转基因技术第一人，不惧怕咒骂。
　　古往今来，一切科学技术的发展道路都不平坦，除了无尽的求索、艰辛的实践、理性的学术争论和广泛的科学传播之外，也不乏对科学理念的坚守和对反科学思潮的批判。现代反科学思潮溯源
　　上世纪中叶开始的新技术革命对于人类文明、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发挥了巨大的推动作用。然而，对科学技术的谬用、误用以及经济无节制的发展，也对社会产生了诸多负面影响。
　　西方科技与经济发展较早，对科学与社会关系问题的关注尤为强烈，由此促进了科学哲学领域的开拓和交叉学科——科学技术社会学（STS）的兴起。之后，欧美国家曾有一批学者认为，现代社会中的许多问题，如战争动乱、精神危机、自然灾害、环境污染等，都是科学惹的祸；科学已沦为＂与政治共谋的权利、依靠金钱运转的游戏、听命于财团的工具和破坏自然的元凶＂。其中，最为极端的反科学观点发源于欧洲的爱丁堡学派，称作科学知识社会学（SSK， Sociology of Science and Knowledge）。他们全盘否定科学研究内在的客观性和合理性，认为是各种社会因素，尤其是社会利益决定了科学知识的产生过程，把利益看作科学家从事研究活动的自然动因和各方争论的内在理由（即所谓＂社会建构论＂和＂利益驱动论＂）；他们渲染科学发展的＂恐怖＂，声称现代科学是西方帝国主义统治东方阴谋的延续（即所谓＂阴谋论＂），主张清除＂后殖民主义＂；他们鼓吹以＂生态主义＂抵制所谓科学的＂工具主义＂，主张人类应回归自然状态；他们反对核能利用、反对转基因、甚至反对一切工业文明。
　　针对这类反科学思潮，许多自然科学家，包括后来不少科学哲学学者都予以有力反击，从而在上世纪90年代触发了一场反对科学和捍卫科学的＂科学大战＂。捍卫科学的学者认为，科学知识的基本特点不容诋毁，即客观性、普遍性和构造性。客观性，就是可检验性，可重复性；普遍性，就是非地方性，无国界性；构造性，指的是科学知识具有逻辑性、精确性。他们认为科学技术是中性的，本身无所谓好与坏，关键在于是否正确加以利用。他们支持研究科学与社会的相互作用，但强调在摒弃技术万能、克服科学发展过程中某些弊端的同时，决不能否定科学发展的必要性，如果任凭反科学思潮自由泛滥，则将给人类社会发展与进步带来灾难性后果。
　　环顾世界，重视和推进科学发展，仍是当今许多国家思想观念的主流与政策制定的依据。然而，＂科学大战＂的硝烟并未散尽，出人意料的是西方反科学思潮十余年后竟在东方死灰复燃，近年我国社会上围绕转基因技术问题出现的某种乱象便是其中一个典型事例。反科学思潮与转基因之争
　　（截止2012年）转基因作物问世已近30年，实现规模化生产应用也已长达17年。由于实施了规范的管理和科学的评价，全球转基因作物种类、种植面积仍在迅速扩大；每年亿万公顷土地种植转基因作物，数亿吨转基因产品在国际市场上流通，数十亿人群食用转基因食品，迄今并未发生确有科学证据的食用安全和环境安全事件。实践证明：转基因安全风险完全可以预防和控制；经过科学评估、依法审批的转基因作物与非转基因作物一样安全；转基因生物育种促进农业增产增收、改善生态环境等效益已充分显现，其广泛应用已是科学发展的必然。
　　但是，对此科学文明的重大成果，近年却在粮食安全形势依然严峻、急需创新驱动的中国备受非议和攻击。应当指出，目前从事生物科学研究的专业人士因对相关知识和技术比较熟悉或了解，绝大多数都支持转基因技术发展。其他学科，如环境科学、社会科学界一些专家对转基因安全风险存有疑虑，但其中很多人也声明并非反对技术进步，只是希望加强评价和监管。即便有少数专家不赞同转基因技术，也属于正常现象，只要是积极的、理性的学术争论，也会有利于生物技术的进步和完善。
　　2013年11月24日，黄大昉研究员在为大家讲解转基因技术
　　然而，值得重视的是，时至今日，国内仍有少数人罔顾事实，不断炒作那些早已被国外权威学术机构否定、毫无科学依据的所谓＂转基因安全事件＂，以误导社会舆论和搅乱公众思想；曾作为西方反科学思潮根基的＂技术恐怖论＂＂阴谋论＂＂利益驱动论＂等至今仍四处翻版，谬种流传。特别需要高度警惕的是：社会上极少数人对生物科学一无所知，却以反对转基因为借口，肆意制造和散布妖魔化转基因的各种离奇荒诞的谣言，竭力煽动公众的不满情绪。
　　因此，少数人目前在转基因问题上别有用心，从本质上讲已非不同学术观点之争，而是一种反科学思潮的真实反映；发生在我国经济和社会转型时期的这股反科学思潮具有更大的危害性。必须批判反科学思潮
　　今日世界正处在新一轮科技革命的前夜，围绕高新技术的竞争愈发激烈。我国党和政府号召进一步实施创新驱动战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建设现代化强国，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因此，弘扬科学精神与科学文化，加快科技创新，仍应作为科技界和全社会的重要任务。
　　在生物技术领域，一些发达国家已将转基因技术作为核心竞争力，而且一直倚仗其技术和经济优势在全球扩展市场和谋取霸权。与其说这是＂阴谋＂，不如称之为＂阳谋＂。面对严峻挑战，我们要做的不是放弃或抵制转基因技术的发展，而只能加强研发，加快推进，抢占科技制高点，争取发展主动权。反之，我国积多年努力形成的研发优势将会得而复失，结果必然痛失发展机遇而延误农业发展方式转变的进程。
　　我国现代科学的发展历史较短，不像西方发达国家那样经历过科学的启蒙和科学革命的洗礼。在转基因问题上的某种反科学思潮所以能在当今中国得逞一时，重要原因之一也在于科学普及与宣传工作未及时跟上，公众对现代科技缺乏了解。因此，加强科学传播，提高全民族科学文化素质，提高对反科学思潮的免疫力就显得尤为重要。
　　现代科学的发展离不开科学与社会关系的研究，离不开不同学科之间的合作。为了推动包括转基因在内的各类高新技术的发展，生物学家、环保学家、科学哲学学家、经济社会学家应该积极交流，深入探讨如何结合我国国情实现科学与社会的良性互动，使科学技术永不脱离健康发展的轨道。
　　（光明日报，2013年10月，作者系中国农业科学院生物技术研究所研究员）黄大昉：我为什么支持转基因
　　转基因大豆波澜再起，作为国家转基因生物安全委员会委员，力挺转基因作物产业化的黄大昉被＂反转派＂称作＂首席转基因推手＂、＂美国转基因间谍＂。黄大昉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说，国内外＂转基因争议＂从来就不是简单的学术之争，而有十分复杂的经济、社会和政治背景。
　　■本报记者 郝俊
　　就争议的激烈程度和影响范围而言，恐怕很难找到第二个高技术领域，能够像转基因一样如此敏感、复杂却又难以回避。
　　摄于2009年，黄大昉教授与年轻人在一起
　　6月13日，中国农业部批准发放三个转基因大豆进口安全证书的消息刚一发出，一直暗流涌动的转基因争议再掀波澜。环境影响和食用安全历来是＂挺转派＂和＂反转派＂的分歧焦点，然而在最近的这次＂转基因风波＂中，双方却似乎达成了一个相同的看法：转基因大豆的进口在冲击中国农业市场。
　　因在国内力主转基因作物产业化，中国农业科学院研究员黄大昉一直被外界视为＂挺转派＂的代表性人物。面对争议声中举步维艰的事业，他深感忧虑：＂转基因属于高技术领域，买不来也换不来，只能靠我们自己发展。与国外技术研究和产业化的差距一再拉大，国际竞争中我们怕是会失掉自己的阵地。＂
　　从事转基因研究和推广工作近30年，黄大昉见证了这项技术从学术界走向社会大众过程中所经历的风风雨雨，也切身体会到僵持不下的争议给自己事业带来的巨大冲击。亲历转基因乱象
　　＂走到今天，转基因的问题渗透进很多非科学的因素，成为一种乱象。这仅仅影响到我个人倒也无所谓，但如果影响到科学的发展，那就不好了。＂波澜再起，黄大昉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说，国内外＂转基因争议＂从来就不是简单的学术之争，而有十分复杂的经济、社会和政治背景。
　　上世纪80年代，分子生物学飞速发展，以访问学者身份前往美国康奈尔大学从事微生物分子遗传研究的黄大昉首次接触到转基因技术。在孟山都公司介绍转基因抗虫棉的一场学术报告上，他领略到转基因的＂巨大威力＂，并考虑将自己的专业领域从微生物拓展到农作物。
　　＂从棉花本身的种质资源出发，是找不到抗虫办法的。将外部的抗虫基因转入棉花，就能彻底打破这一屏障，见效很快。＂从事植物病理学研究20多年的黄大昉感到豁然开朗，决心回国后一定要将这项先进的基因工程技术加以应用。
　　彼时，转基因被视为新技术革命的一个部分，其发展并不为社会公众广泛了解，学界内外也未对其安全性提出过多质疑。在此背景下，我国农作物转基因研究开始提速，一系列研究项目先后被列入＂863＂计划。
　　直到上世纪90年代初，世界第一大烟草厂商菲利普·莫里斯公司的一次来华访问时，转基因作物安全性问题才引起了中国科学家的重视。在参观位于河南省的一片抗病毒转基因烟草试验田时，来访的美方人员提出，转基因烟草的种植在美国引起社会争议，已被严格限制，希望中方也能尽快停止种植试验。
　　事实上，他们的建议更多是出于商业利益的考虑。当时，黄大昉作为＂863＂计划生物技术领域专家委员会委员，曾一同前往试验田考察。从那时起，他意识到需要＂两手抓＂—— 一方面积极推动技术发展，另一方面需要保障环境和健康安全。
　　1996年，农业部颁布《农业生物基因工程安全管理实施办法》，这成为我国第一个转基因安全管理条例。黄大昉参与了这份条例的调研和制定，并开始涉足转基因安全性评价和管理工作。
　　也正是1996年，全球转基因农业的发展迎来分水岭——在欧洲，以绿色和平为代表的非政府环保组织成为反对转基因作物的急先锋。疯牛病等食品安全事件的爆发，加深了人们对转基因作物的担忧和抵制。＂事实上，欧洲之所以反对转基因，原因也很复杂。除了安全问题，还有国际贸易问题，一些宗教和政治集团也需要一个博弈的工具和借口。＂黄大昉说。 ＂上世纪70年代转基因技术成熟，80年代作物问世，90年代产业化加速。1996年，全世界转基因作物种植面积达到170万公顷，被视为大规模产业化的重要标志。＂黄大昉认为，随着转基因技术的效益越加明显，欧美地区一些环保组织的反对声浪随之开始高涨，其影响力逐渐蔓延至全球。
　　1998年，我国独立自主研发的转基因抗虫棉正式得到国家发明专利授权，曾参与成果鉴定的黄大昉为之振奋。然而很快，国内就有人提出质疑，称中国的转基因棉花已经对生态环境产生了严重破坏。
　　＂他们的依据是那些国外传闻，比如害虫能够产生抗性、植物间发生基因漂移、影响生物多样性等。＂黄大昉说，这些没有根据的炒作让科研人员很气愤，但还是遵循国家的安全管理条例作了大量研究，证实没有问题后，抗虫棉最终在争议声中得以推广。
　　黄大昉告诉记者，早在那时，一些研究抗虫棉的科学家就已开始背负骂名，称他们是＂汉奸＂、＂美国贼＂等。但黄大昉没有想到的是，这样的骂名和矛头最终也会指向自己。
　　2009年，我国批准了自主研发的两个转基因水稻和一个转基因玉米的安全生产证书，随即爆发了声势浩大的反对浪潮。
　　截止到2008年，＂光是水稻，我们就搞了11年安全性评价。可是再谨慎，反对的力量也在不断壮大，最终还是爆发出来。＂作为国家转基因生物安全委员会委员，力挺转基因作物产业化的黄大昉被＂反转派＂称作＂首席转基因推手＂，各种指责扑面而来。
　　＂表面上看，好像科技界有两种声音。事实上，这已经不仅仅是科技界的事情了。＂黄大昉看到，质疑已经超越了学术边界，被染上了一层＂阴谋论＂色彩。而对于普通百姓而言，则是＂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更不知该相信谁。＂我觉得事实被歪曲了＂
　　反对的力量，最终冲击到转基因作物研究领域科技人员的信心，很多人开始感到无奈而忧虑。
　　＂原本是抱着国家农业科技进步的愿望，为增强国家实力做科研，结果受到各种各样的质疑甚至辱骂，心里肯定不高兴。＂黄大昉直言，业内人士倍感压力，看到一个接着一个研究成果出炉，同时又在一边慨叹：＂原来那些好成果都不能产业化，新的成果又有何用？＂
　　尽管争议不断，然而单就科技界内部的转基因研究而言，国家并未停止支持，这多少让科技人员感到幸运。2008年，作为国家中长期重大科技项目之一的＂转基因生物品种培育科技重大专项＂正式启动，计划共投入两百多亿元人民币。
　　很多人的看法是，科学家进行研究并无大碍，但只要提出产业化，立马就会予以反对。
　　＂假如转基因作物真有说不清楚的问题，那我们就发展慢一点，先把问题搞清楚。但现在真实的情况是，截止2012年转基因作物问世30多年，大规模产业化17年，全世界有1.7亿公顷的转基因作物种植，每年也有上亿人都在吃，产品贸易量达到几亿吨，目前确实没有出现大家公认的问题。＂黄大昉拿出一连串数据，说这些事实往往被忽视，反倒是一些传说和谣言被四处传播。
　　黄大昉所担心的是，伴随非理性争议而来的犹豫不决会让我国农业科技的发展和推广停滞不前。＂确实不仅仅是在考虑自己的科研事业，更重要的是它对国家的影响，我觉得这个问题非常严重。＂
　　面对现状，很多科技人员选择埋头做科研，并不愿意多说话。他们觉得如此复杂的问题，是科研人员所无法解决的，＂上面怎么说，怎么办就是了＂。
　　黄大昉则选择了积极发声，在各种场合介绍转基因技术，试图澄清谬误，努力推动社会支持。在几次科普讲座现场，他也遭遇＂反转派＂人士闹场，受到当面指责。有人劝他说，人家那么骂你，又何必如此积极地站出来。
　　＂我这个人可能就是爱较真，认死理。我觉得事实被歪曲了，特别是那些谣言，越不出来指明，越觉得自己心里很难安定。＂对于扣在黄大昉头上的那些＂大帽子＂，他说自己其实并不感到难受，只是感觉可笑，＂如果我的观点确实站不住脚，或者确实抓住我有不好的事情，那骂也就骂了＂。
　　摄于2008年元月17日
　　＂你说我是卖国贼，我觉得我是爱国者，我相信我做的事情是正义的。＂黄大昉说他反倒是＂越骂越勇＂，对方不占理，就要让大家看看真理在谁手里，＂但没必要去跟他们对骂＂。
　　采访中，黄大昉并不避讳那些尖锐的问题，始终直率而平静。他觉得不论作为科学家还是作为一个普通人，最重要的就是实事求是，维护真理是基本的科学精神。
　　＂对于转基因，至今确实没有发现无法控制的问题，只是有风险，需要作出很好的安全性评估和管理。怎么能把我们的认知、领导的决策建立在虚假的基础上呢？＂在黄大昉看来，这对于任何一个科学家而言，都是不应该允许发生的事情。＂对于未来，我是乐观的＂
　　担任全国政协委员期间，黄大昉曾在农业部的组织安排下，参与有关转基因作物问题的政协委员对话，一些政协委员同样提出了诸多质疑。
　　＂我们一一解释，试图消除他们心中的疑虑。＂黄大昉通常会得到这样的反馈：＂你们为什么不早说？早说就不会有这些问题了。＂
　　相对于那些＂闹场＂的意外，黄大昉经历了更多这样的场面，他也很享受这个过程。＂由于我们的工作不到家，没有把真实情况充分告诉大家，引起了误会，所以我觉得更有责任去增进彼此的理解。＂他体会到，一些似乎是反对转基因的人士，其实也有着良好的愿望和出发点。
　　＂即便是有恶意的攻击，从反面讲，也在激励你坚守下去，不要自己退缩。何况不能一概否定所有的争议。＂质疑声中，黄大昉也听到了不少理性的声音，并且给了他很多启示。例如，一些从事环境保护的科学家声明，他们提出质疑并不是要反对生物技术的研究和开发，只是担心我们国家的安全评价和管理经验不足，希望提高警惕。
　　在黄大昉看来，来自社会公众的担忧更多源于不了解真实情况。近年来，他把自己的工作重心放在了科普方面，尝试传播＂来自转基因科学界的正能量＂。
　　＂高技术发展越来越快，可是我们的知识基础和对科学的认知，远远落后于技术发展的速度。＂年过七旬，黄大昉说自己能做一点科学传播的工作就很高兴了，并且希望科学家能够形成合力，通过学会的力量开展更为有效的活动。
　　历经一次又一次风浪，转基因作物的发展至今处于巨大的争议漩涡中，但黄大昉相信，在更长远的历史尺度上，这将只是短暂的＂徘徊期＂。
　　＂对于转基因作物的发展，我有这个信念。对于未来，我还是乐观的。＂黄大昉说他的判断，是基于中国的国情和转基因技术在全世界发展的真实情况。
　　前不久，黄大昉在题为《我国农作物生物育种发展战略思考》的文章中，正是以大豆为例，说明了转基因作物产业化发展的不可逆转之势。
　　黄大昉在文中说，近年因我国食物消费结构的改变，饲料蛋白和食用油需求急速增长，而国内大豆种植面积有限且品质产量均不及国外优质高产转基因品种，导致进口大豆数量剧增，2012年进口数量已达5838吨，占世界大豆出口总量的60%，不仅国内自给率降到18%，且大豆加工业也几乎被国外资本控制。
　　这段话，为理解农业部最新批准发放的三个转基因大豆进口安全证书，提供了一定的背景事实。
　　＂生物技术的发展成为必然规律，不是因为反对就能停下来。我们应该尽量少走弯路，少受损失，少碰到大豆这种尴尬而无奈的局面。＂黄大昉不止一次提醒，发展转基因作物育种是保障我国粮食安全的战略选择，而现在正处于关键期。
　　20多年前，在黄大昉决心转向转基因农作物研究时，他没有想到这项事业会引起如此巨大的争议，更不曾料到，自己会在持续不断的争议中被推至风口浪尖。
　　＂自己的科研领域受到如此特别的关注，究竟是一种幸运还是不幸？＂
　　＂如果能够重来，我还会作出这样的选择，因为它意义重大。＂记者对面的黄大昉没有过多思考，他如此回应记者最后的提问，＂任何科学技术的发展，都要经过争议，只是面对争议，不同人有不同的态度。＂
　　＂我的整个事业发展确实受到了影响，但是它发人深省。＂黄大昉补充说，科学家都有自己理想的目标，如果你认准了，即使碰到困难也决不会动摇。记者手记：让争议回归理性
　　转基因是个极为复杂的话题，网络中充斥的各种论战就是明证。它始于科学技术，却与经济、社会、政治乃至宗教、伦理、哲学生发出千丝万缕的关联。
　　尽管它如此复杂，却并不妨碍人们为论战双方作出＂非黑即白＂的二元划分，简单归结出＂反转派＂和＂挺转派＂的群体性标签。而处于中间地带者，则成为不明真相的群众，在围观中无所适从，不知该＂挺＂还是该＂反＂。
　　如一位多年从事转基因报道的媒体同行所言，在转基因领域，最不缺乏的恐怕就是来自各方的声音。
　　然而吊诡的是，＂挺＂与＂反＂这两种看似水火不容的立场，却在某种程度上消解了转基因问题的复杂性。不同立场下，个体的知识背景、职业身份、利益诉求等等复杂的问题，都被有意或无意地忽视了。
　　于是，争论演变为＂自说自话＂，互相的聆听和理解很难成为可能。也因如此，群体标签下那些鲜活的个体经验被遮蔽了，其中就包括致力于转基因研究和推广的科学家们。
　　黄大昉，便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一位。通过采访，我们试图了解这位被外界冠以＂挺转派＂之名的科学家，其真实的经历和观点。常年从事转基因作物评估和管理工作，也让他对这一领域科技人员所面临的处境有着更深的理解和体会。
　　我们看到，黄大昉并没有激进的观点和行为，他更希望传达这样一种理念：如同一切先进技术一样，积极、理性的学术争论也会有利于转基因这一生物技术的进步和完善。
　　更为重要的是，黄大昉积极致力于转基因基本知识和事实的普及，这让我们明了：在复杂的转基因争论漩涡中，只有立足于事实之上的质疑态度和理性辩论，才可能经得起推敲。而这，也是＂发声者＂所应遵循的基本原则。
　　希望人们在选择＂挺＂或＂反＂之前，都能尽己所能去了解事实，尽管这对你将持有何种立场恐怕毫无帮助。但是，如果你努力了解了事实，无论得出什么样的结论，都不应当受到指责。
　　（郝俊）
　　《中国科学报》 （2013-06-21 第5版 人物周刊）黄大昉研究员：转基因食品是否安全
　　全球转基因作物规模化应用多年，安全风险得到有效控制
　　鉴于转基因技术发展的巨大潜力，各国也高度关注其发展中有没有潜在的风险，特别是生物基因跨物种转移是否会对健康和环境产生不良影响。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经济与合作发展组织等国际组织均制定了转基因生物安全风险评价的指导性文件。我国也始终坚持在推进转基因技术的同时强化生物安全管理。早在1996年农业部即颁布了转基因安全评价的部门法规，成为国际较早实行转基因安全管理的国家之一。2001年国务院正式实施了《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明确指定农业部负责，会同科技、卫生、环保、外经贸、检验检疫等10个部门组成部级联席会议共同管理。在管理模式上既针对产品又针对过程，涵盖研究试验、生产加工、经营及进出口各个环节；在制度设计上强调借鉴国际经验、适合我国国情、维护国家利益。目前，我国已基本建成了转基因生物安全法规、技术规程和管理体系，对保障生物安全、促进转基因育种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
　　转基因安全评价，主要包括食用安全性和环境安全性两大部分，重在进行风险评估、风险管理和风险交流。以转基因抗虫水稻的食用安全评价为例， 过去长达11年的时间里，我国相关部门和单位按照国际技术规范对其进行了营养学、毒理学和致敏性的全面评价。营养学评价包括宏量营养成分（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水分等，包括氨基酸和脂肪酸构成分析）、微量营养成分（矿物质、维生素）以及抗营养因子等检测分析，以判断转基因与非转基因水稻在营养成分和抗营养因子上是否存在生物学意义上的差异。毒理学评价则研究观察其对实验动物是否有不良影响，并根据试验结果进行暴露量评估（如判定杀虫基因蛋白摄入量的安全系数）。致敏性评价则通过杀虫蛋白与已知致敏原蛋白氨基酸序列进行同源性比较，评价其致敏的可能性，并开展体外模拟胃肠道消化稳定性试验以确定杀虫蛋白是否易于被消化酶分解。应当指出的是，我国转基因水稻食品的安全性检测指标超过了国外的标准。例如，美国在评价新的抗虫作物时，做实验动物大鼠口服急性毒性和90天喂养试验就够了，因为他们认为Bt杀虫蛋白并非新发现的蛋白，它的性质特点已为人们长达一个世纪的试验研究和安全应用所熟知，而且抗虫玉米上市已十几年，从未发现其对人体健康有不良影响。但是，为慎重起见，我国仍增加了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没有要求的检测指标，如三代繁殖试验（大鼠的自然寿命为2—3年，90天喂养试验相当其生命周期的1/8；三代繁殖则用以分析对后代的影响）。
　　此外，转基因生物安全性评价过程中还有许多详细的规定和要求，如允许转移的基因结构和功能必须明确、接受基因的作物特性和遗传背景必须清楚、基因操作的方法必须安全可靠、转基因的后代必须能够检测跟踪等。又如，随着转基因技术的不断进步，现在已能去除转化载体上抗生素标记及其他无关序列，而且能知道外源基因在作物基因组中的插入位点，这样就会更大限度地降低转基因带来的风险，从而使转基因更为精确，快速和可控。
　　全球转基因作物规模化应用已逾15年，尽管传闻不断，但真实的情况是：由于各国实施了科学、规范的管理，转基因安全风险得到了有效的监测和预防，转基因作物的品种和面积、加工食物的种类和食用人群仍在逐年扩大。每年全世界亿万公顷土地种植转基因作物，数亿人群食用转基因食品，迄今确实没有发生过具有科学实证的转基因食用和环境安全事件。因此，应当肯定：经过科学评估、依法审批的转基因作物是安全的，它的风险是可以预防和控制的。国际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联合国粮农组织（FAO）和世界卫生组织（WHO）近年对此也做出了肯定的结论。正是基于这一点，我国仍应积极推进转基因新品种的研究和产业化。当然，所有的高新技术的发展都会遇到这样那样的问题，对于转基因安全风险这样一个重要的科学问题，我们仍要进行长期、深入的研究。相信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和实践经验的不断积累，我国安全评价和管理水平将会进一步提升，转基因技术也会不断发展完善，其安全性一定能够得到更加有效的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