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视农村农民土地问题，是毛泽东同中共早期领导人的显著区别

　　出生在湖南韶山冲里的毛泽东，是一个普通的农家子弟。从小参加农田劳动，13岁就几乎被当一个整劳力干活。16年的农村生活使他了解了农民的疾苦，熟悉了农村社会，培养了对农民深厚的感情。毛泽东的这个身世与经历，在中国革命早期党的历届主要领导人中绝无仅有。须知当时的中国是以农民为主体的国家，这为毛泽东日后研究中国问题，把马列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探索中国革命道路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1923年6月中共＂三大＂，毛泽东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接替张国焘的位置，任中央局秘书，直接协助陈独秀，参加中央领导工作。
　　1924年1月国共合作后，在国民党第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31岁的毛泽东都当选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担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并主办了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
　　在此期间，毛泽东深刻地洞察到三种倾向问题。
　　一是党内以陈独秀为代表，只重视与国民党合作，理论上支持农民运动，实际行动上却又限制农民和农民运动的右倾机会主义倾向。眼看着农民运动轰轰烈烈地搞起来了，却认为＂农民运动过火了、糟透了。＂这是没有真正把农民当同盟军来看待的表现。
　　二是以张国焘为代表，只注意工人运动，同样忘记了农民，也不注意团结国民党内的革命力量，这是＂左＂倾机会主义倾向。
　　三是毛泽东越发感觉国民党内存在严重分化的两派。国民党左派，支持革命，主张＂联共＂＂容共＂；国民党右派分子则反对革命，暗地策划反共、分共的卑鄙行径。两派严重对立，内部暗流涌动，右派势力愈加强大的倾向。
　　针对这三种倾向，1925年12月，毛泽东发表了堪称毛泽东思想萌芽的一篇光辉文献《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针见血地指出：＂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这一著名论断。该文系《毛泽东选集》的首篇，毛泽东在此文中论述了中国革命的对象、动力、性质和前途等一系列问题，初步提出了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思想，是毛泽东深刻洞察党内外思想动态，反对党内错误倾向，总结党内、党外及农村革命经验的结晶，是呕心沥血的经典之作。
　　毛泽东出生在一个农民家庭，是农民的儿子，了解农民，知道占中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民中蕴藏着巨大的力量，也懂得发动农民的办法。他和陈独秀在农民问题上的认识深刻程度是有差别的，在坚持对农民的政策上也是有分歧的。因此，一向被毛泽东尊重的陈独秀，拒绝了在党的机关刊物上发表这篇光辉著作。最先刊登《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的是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司令部政治部编辑的《革命》半月刊。该文一经问世，迅速在全国各大进步期刊上陆续发表，声名远播，开始奠定了毛泽东在农民运动中的领袖地位。就连张国焘后来也曾经说过，毛泽东提出的一个新问题——农民运动，是＂这个农家子弟对于中共极大的贡献＂。
　　1927年初毛泽东对湖南农民运动进行了32天考察。1927年3月，毛泽东的经典著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问世，并引起广泛关注。这是无产阶级及其政党领导农民革命斗争的纲领性文献，在历史的紧要关头，为革命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推动了农村大革命运动的继续发展。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他尖锐批驳内外农民运动的种种谬论，论述了农村革命的伟大意义，指出一切革命的同志都应该站在农民的前头领导他们，而不能站在他们的对面去反对他们。他强调必须依靠贫农作为＂革命先锋＂，团结中农和其它可以争取的力量，建立农民协会和农民武装，掌握农村一切权力，然后进行减租减息、分配土地等斗争。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制造四•一二反革命大屠杀，使革命力量受到严重摧残；7月15日，汪精卫召集＂分共＂会议，决定与共产党决裂，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完全破裂。蒋介石、汪精卫相继叛变，大革命以失败告终。
　　大革命失败，时隔十余年后在延安，毛泽东对此事依旧耿耿于怀：＂我今天认为，如果当时比较彻底地把农民运动组织起来，把农民武装起来，开展反对地主的阶级斗争，那么，苏维埃就会在全国范围早一些并且有力得多地发展起来。＂ 在对待农民运动、武装斗争、同国民党妥协三个方面存在的认识分歧，是毛泽东同他一直视为＂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是我们这一代人的老师。＂最终分手的主要原因。
　　在1927年8月7日，针对国共破裂，中共中央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会议批判和纠正了党内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撤销了陈独秀在党内的职务，选出了新的临时中央政治局。毛泽东出席了这次会议，并提出了著名的＂枪杆子里出政权＂的论断。＂八七＂会议后，中央机关从武汉迁到大上海时，瞿秋白力邀毛泽东到上海中央机关工作。就在那时，毛泽东很干脆地说：＂我要上山下湖，到山林里去跟绿林好汉交朋友。＂
　　1927年10月27日，毛泽东在湖南、江西边界领导了 秋收起义，接着率起义部队上 了井冈山，发动 土地革命，创立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井冈山根据地的斗争是同土地革命分不开的。随着根据地逐步巩固，1928年5月至7月，边界各县掀起了分田高潮，年底颁布了井冈山《土地法》，广大贫苦农民从分得土地的事实中认识到，红军是为他们的利益而奋斗的，从各方面都给予了全力支持。红军和根据地的发展，这是井冈山根据地能够存在和发展的社会基础。
　　井冈山根据地的建立，点燃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星星之火，为中国革命探索出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这样一条前人没有走过的正确道路。
　　1929年4月，毛泽东主持制定兴国县《土地法》，将井冈山《土地法》规定的＂没收一切土地＂改为＂没收一切公共土地及地主阶级的土地＂。
　　在三年多的土地革命实践中，基本上形成了一套比较切实可行的土地革命路线、政策和方法。主要是：依靠贫农、雇农，联合中农，限制富农，消灭地主阶级，变封建土地所有制为农民土地所有制；以乡为单位，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在原耕地基础上，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等等。
　　政治经济上的翻身，使广大农民迅速分清了国共两党和两个政权的优劣，认识到了这是维护农民利益的军队和政权，极大地激发了他们参加革命的积极性。他们拥护土地革命，拥护共产党，支援前线，慰问红军，纷纷参加红军，投入反围剿斗争。形成了雨水相依、血肉相连的党群关系、军民关系。
　　在各根据地和红军不断发展壮大的情况下，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召开。选举产生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宣布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毛泽东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和中央执行委员会人民委员会主席。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是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全国性的工农民主政权，是中国共产党在局部地区执政的重要尝试。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对于被分割状态的各根据地的中枢指挥作用，在政治上也产生了很大影响，推动了各根据地的政权、经济、文化、军事的自身建设。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蓬勃发展，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同国民党统治区民不聊生的悲惨景象形成了鲜明对比，使深陷苦难深重的中国人民看到了光明和希望，唤起了工农劳苦大众。
　　然而，大革命失败后的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同样犯了幼稚病，漠视农民运动，不注重组织发动农民。瞿秋白在八七会议上结束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意错误，但却发动了全国性的总罢工运动，他认为中国革命的形势持续高涨，倡导举行全国总暴动，犯了＂左＂倾盲动主义错误。李立三是继瞿秋白的＂左＂倾盲动主意之后又一次在党的领导机关取得了统治地位，其核心思想是：通过城市暴动，夺取全国政权。那以后的几个月中，李立三的各项武装暴动计划纷纷流产，致使革命遭到重大损失。王明、博古犯的是教条主义错误，即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指示和他国经验神圣化，照搬照抄用来指导中国革命。他们自视为马列主义理论权威，给毛泽东扣上了狭隘经验论和山沟沟里出不了马列主义的帽子，处处打击和排挤毛泽东，到处瞎指挥，最终把中央革命根据地丧失殆尽，被迫进行了战略转移，开始了举世闻名的长征 。
　　遵义会议后，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的实际领导地位，中国革命开始走上了正确的轨道。党和红军无论走到哪里，在陕北、在敌后各抗日根据地，甚至在长征路上，都十分重视农民和土地这一核心问题。
　　＂打土豪、分田地、穷人翻身得解放。＂让劳苦大众分清了谁是自己的党，自己的军队。跟党走，当红军成了党和人民军队生生不息的源泉。
　　国民党蒋介石反动统治集团更是看不到农村农民中所蕴含的伟大力量，一直百思不解：共产党缺吃少穿、缺枪少炮、生存环境异常艰苦、还可能随时丧命，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跟着共产党走，加入到共产党的队伍中去？
　　中国抗日战争胜利后，国共两党开始了史无前例的空前决战。解放战争初期，毛泽东高瞻远瞩的做出了首先抢占东北，背靠苏联建立战略大后方的战略决定。国民党蒋介石依托美国支援，也向东北调兵遣将，并迅速占领了东北的主要交通线和大城市，兵力和装备都占尽了优势。党中央毛主席审时度势，命令东北解放军成立武装工作队，在形势错综复杂的东北农村进行土地改革，经过一系列艰苦卓绝的不懈努力，结合剿匪作战，在广袤的东北大地上建立了稳固的革命根据地，最终夺取了城市，取得了辽沈战役的伟大胜利，为加快解放战争进程奠定了基础。
　　可以说，共产党走到哪？那里就有土地革命。人民军队打到哪？那里就有打土豪，分田地。这是中国革命始终保持旺盛生命力的基础，是从胜利走向胜利的根本保障。
　　巴黎公社和俄国十月革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成功实践，但贫穷落后的旧中国，农民占绝大多数的国情与之有着显著差别。是毛泽东同志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科学地、创造性的探索出了一条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道路，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让中国人民重新站立了起来！
　　新形势下，我们要坚持和运用好毛泽东思想实事求是的活的灵魂，把我们党建设好，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继续推向前进。